数字化信息处理和数字化交流进行的空间（或者说“域”）称作“网络空间”，有时简称为“网络”。
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大部分是西方国家）是最初发明和使用互联网相关的许多技术的，所以人们，尤其是美国人，常常以为网络主要是美国的领域，主要由西方国家的企业掌控（如亚马逊，苹果，脸书，谷歌和微软），该领域主流的价值观也是民主的价值观。
互联网驱动下，数字化革命的形态正在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既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挑战。
最严重的挑战是一些集权国家掌握了如何利用互联网来压迫政治自由，一些犯罪分子（有时是一些国家）利用互联网窃取资产和敲诈，美国的对手及潜在的对手已经掌握了如何利用恶意代码和网络战争来对我们的经济和安全造成威胁。
在此背景下，此报告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战略，以确保互联网继续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推动全球自由、繁荣和安全。此报告提出了整体的战略框架，也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提案，计划从2017年开始执行这些提案。提案建议美国不仅在本国政府组织内部作出改变，也在国际政策和准则上作出重大改变，强化现有的或建立新的国际协定和制度。
这份报告通过关注四个宽泛的政策目标应对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挑战。
•互联网自由与人权。倡导并保护言论自由权和获取信息的权利，努力确保互联网治理免受威权政府控制。
•国际贸易与电子商务。减少电子商务贸易壁垒，保护数字经济下的财产权以及合同制定和执行的能力。
•网络犯罪与执法。通过有效的数据安全政策，增进和保护互联网商务主体间的相互信任，建立有效的激励和执行机制，以降低恶意软件的影响，遏止网络犯罪行为。
•重要基础设施与网络防御。保护美国重要国家利益，提高保护重要资产的能力，包括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和政府机构的能力，使之免受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发动的网络攻击。
美国网络空间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确保互联网继续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促进世界尤其是美国的自由、繁荣和安全。
网络空间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网络空间主要是私营部门的产物，其未来的发展也主要依赖于私营部门。第二，互联网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将由其潜在的经济特点决定，这些特点包括强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网络效应和经济学家所说的“模块性”。第三，互联网赋予了个人和小团体新的能力：任何人只要有电脑或者智能手机就能成为互联网用户，任何会写代码的人都能影响互联网的运作。这一特点引起了一股创新和创业浪潮，进而产生了许多丰富了全世界人类生活的产品和服务，网络犯罪和恶意行为也因此滋生。
根据上述的目标和特点所制定的美国全球互联网战略主要有以下七个部分：
第一，将网络视为和陆、海、空同样重要的新领域是合理的，美国军事准则最近也承认了这一点。
第二，如果想要成功地执行一个战略，美国也应该充分使用各种手段，包括收集情报、谈判、缔结条约、实施制裁、利用软实力，甚至在必要时随时准备使用武力。
第三，要在网络空间赢得主导地位，我们需要私营部门主导，而不是政府。互联网的未来继续由创业者和创新者决定，这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第四，要维护美国网络空间利益，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建立国际通用的准则的愿望已是老生常谈，在这方面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这些准则只有在执行力的支持下才有效。
第五，互联网具有无界性，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对重要基础设施实施网络犯罪，对传统的执法机制和国家安全准则形成了挑战，特别是威慑手段仍然是网络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美国网络空间战略必须反映并服务于我们的理想。我们热切地想要保卫互联网的同时，必须注意不要破坏我们一直保护的东西：开放、便利、普及、平等的万维网。
第七，下一任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引导全民讨论美国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实现理想并在网络空间领域推进国家利益。
虽然互联网发展成就显著，或者正是因为如此大的成就，全球互联网自由受到了威胁。威权政府将互联网视为政治控制的工具，将互联网生态系统视为政府鼓吹“社会准则”的平台，进而将个人置于国家控制之下。
大多数能上网的人生活在至少部分网络自由被限制的国家。具体情况如下：在大约60%的网络用户生活的国家，批判政府、军队或者王室的言论会受到审查；超过一半的网络用户生活在互联网受到严密审查、信息过滤和监控的国家；在大约一半网络用户生活的国家，有人因网络活动而受到打击或者被处死，又或者因发表涉及政治、社会或宗教的言论而入狱。
集权政府依靠复杂的技术手段迫使很多公民要得到政府的允许才能从网上获取信息，监控互联网以发现、拘留和惩处异见者。
美国也通过双边外交和多边组织促进互联网自由，至少达成了关于网络自由原则的名义上的共识，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UN）、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七国集团（G7）、八国集团（G8）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促进全球互联网自由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广泛共识，人们也广泛认同网络自由的实际意义。要促进网络自由，仅有口号和计划是不够的，还要调动更多的资源，制定更有力的政策。简而言之，为促进网络自由，美国必须敢于承担风险和付出代价。
政府首要职责就是支持民间团体和私营部门。阻断人们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交流工具成为了集权政府的首要任务，尤其是在其统治受到威胁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技术和外交手段发挥自身作用，包括运用软实力，发出制裁的警告或者实施制裁。当外国政府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贸易准则时，美国不能坐视不管。
除了要支持私营部门，美国政府还要和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更加有效的合作，共同倡导网络自由并作出实际行动。
为了达到积极维护和推动全球网络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获取信息的自由这个目标，美国应该和其他国家合作，形成多边制度，多方共同行动。具体做法如下：
充分利用美国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遏止独裁国家的审查和压迫。美国应该采用各种合理方法，使审查、监控或者压迫政治、社会、文化和科学言论自由的集权政府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些方法包括：引起公众对侵犯网络自由的注意，采取实际行动，包括对持续侵犯个人权利的政府实施制裁，如果可能，则实施多方制裁。
大范围推广美国的社交媒体及其他数字化通讯方式，有效促进交流和基本网络自由。在推广美国价值观时，虽然私营部门必须处于主导地位，但是美国政府能够而且应该保证全球人民知悉它的地位及其代表的价值观，包括政治信息受到专制政府审查的国家，惩处发表政治言论者的国家，和异见者正在积极反抗压迫的国家。最后，美国应该加大对美国广播理事会（BBG）和网络自由任务小组（The NetFreedom Task Force）的资助。
规范、扩展并加强网络自由联盟（FOC）。美国应该更加积极地和网络自由联盟（FOC）合作，组织部长和政府首脑级别的外交活动，协调国内互联网政策的原则和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准则。和网络自由联盟（FOC）合作时，美国应该领导一个多边网络自由倡议（Freedom Online Initiative），倡导数字化生态系统的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自由，促进各国就跨国网络监控和获取数据等问题达成共识。
通过市场化政策，使更多人能使用互联网。调查数据显示，互联网用户越多，人们越渴望互联网自由。美国应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和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机构合作继续推广这样的政策，积极反对阻碍投资的政策，比如过度的管制。
加强民间团体研究和促进网络自由的作用。具体来说，美国应该向国家民主捐赠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提供更多的资助，使国家民主捐赠基金通过捐赠、研究和全球民间组织协作等方式促进互联网自由。
支持更多公共和私营部门更加积极地参与由，结社自由和获取信息的自由这个目标，美国应该和其他国家合作，形成多边制度，多方共同行动。具体做法如下：
充分利用美国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遏止独裁国家的审查和压迫。美国应该采用各种合理方法，使审查、监控或者压迫政治、社会、文化和科学言论自由的集权政府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些方法包括：引起公众对侵犯网络自由的注意，采取实际行动，包括对持续侵犯个人权利的政府实施制裁，如果可能，则实施多方制裁。
大范围推广美国的社交媒体及其他数字化通讯方式，有效促进交流和基本网络自由。在推广美国价值观时，虽然私营部门必须处于主导地位，但是美国政府能够而且应该保证全球人民知悉它的地位及其代表的价值观，包括政治信息受到专制政府审查的国家，惩处发表政治言论者的国家，和异见者正在积极反抗压迫的国家。最后，美国应该加大对美国广播理事会（BBG）和网络自由任务小组（The NetFreedom Task Force）的资助。
规范、扩展并加强网络自由联盟（FOC）。美国应该更加积极地和网络自由联盟（FOC）合作，组织部长和政府首脑级别的外交活动，协调国内互联网政策的原则和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准则。和网络自由联盟（FOC）合作时，美国应该领导一个多边网络自由倡议（Freedom Online Initiative），倡导数字化生态系统的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自由，促进各国就跨国网络监控和获取数据等问题达成共识。
通过市场化政策，使更多人能使用互联网。调查数据显示，互联网用户越多，人们越渴望互联网自由。美国应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和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机构合作继续推广这样的政策，积极反对阻碍投资的政策，比如过度的管制。
加强民间团体研究和促进网络自由的作用。具体来说，美国应该向国家民主捐赠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提供更多的资助，使国家民主捐赠基金通过捐赠、研究和全球民间组织协作等方式促进互联网自由。
支持更多公共和私营部门更加积极地参与制定互联网政策的国际论坛。俄罗斯、中国等国家越来越积极地参与IGF,ITU,IETF,ETSI,IEEE,W3C和3GPP等国际论坛举行制定技术标准的活动。美国应该与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志同道合的其他国家政府合作，并支持他们的工作，共同促进和互联网自由相一致的标准和政策。
极力支持和捍卫多方参与互联网治理的模式。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理事会由多方利益相关体构成以推动互联网治理。美国同时也应该坚持主张互联网数字分配机构（IANA）的运作应该由一个独立的机构来监督，免受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和全球政治影响。
数字经济几乎涵盖世界贸易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扩大了生产力，加速创新，提升供应链的效率，为更多甚至为很小的初创公司打开远销市场的大门。同时，它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和世界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公司。
全球流通数据的大幅扩张让日益复杂的跨国供应链愈发分散，也让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彻底改变世界经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估算，互联网可以减少大约26%的贸易成本。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一些美国不得不解决的政策挑战随之出现。
来自中国的挑战
中国雄心勃勃网络经济间谍，再加上对电子商务实行的贸易保护政策，对美国政策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在制定打击中国网络盗窃的战略时，辨清传统的间谍行为（包括经济间谍）和商业窃密很重要，也就是说，要分清威胁到国家和各州安全的间谍行为，和为了公司商业利益实施的知识产权盗窃之间的区别。
贸易政策
中国的贸易政策一直向令人担忧的方向发展。中国曾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后几年里有过一段时间的自由贸易，但之后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美国公司一直被似是而非的商业做法和反垄断起诉困扰着。境外直接投资时，美国公司常遭遇苛刻的条件。不论美国还是其他外国实体想在中国做生意，中国都常以国家安全和社会道德审查制度之名，使中国企业比其他国家企业在中国更有竞争力。另外，中国领导人鼓励“自主创新”，支持关键技术，为中国企业提供补贴，短期禁止外国企业参与战略产业。据称中国希望在2020年前肃清银行、军队、国有企业和重要政府机构中的大部分外来科技。
贸易保护主义式的网络审查
中国使用的审查手段对贸易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全世界流量最大的25个网站里，有8个被中国政府封杀，其中包括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YouTube、推特（Twitter）等。《纽约时报》网站在2012年之后一直被禁。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之时，便被认为应当履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的义务。中国政府对外国公司采取监管行动时经常忽视其应尽的责任，挑战世贸组织。
美国应该积极利用世贸组织的机制来应对中国的做法。美国也应该强调中国应该在管理时阐明新的法律如何实施，并将此作为双边关系中优先考虑的问题。如果北京方面利用新法律作为排斥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借口，美国将会采取措施予以回击。
与欧盟相关的问题
美国在和欧盟的数字贸易方面也面临挑战，尽管这种问题没中国的那么严重。欧盟国家相比而言更加自由开放，特别是在数字领域。这种来自欧盟的挑战并不是源于欧盟国家想保护成员国内公司的利益而损害外国企业利益，而是对隐私保护的强烈需求，有时会影响言论自由和贸易自由。
美国和欧盟正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进行谈判，协议将包括数据流通和互联网管理的现代化条款。美国的谈判人员应该在接下去的谈判中，与欧盟达成共识，欧洲这种强制要求全球性地剔除信息的做法是不被允许的。除此之外，鉴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谈判可能会旷日持久，奥巴马政府应该尽快就此议题开展双边谈判。
数据流通的障碍
跨国信息流通作为新经济的基础，得益于互联网自由开放的设计。
尽管数据流通增加，访问速度和连接速度不断加快，还有云端存储以及数据处理服务的出现，但是世界各国的政府却在争相设立数据流通障碍。数据流通的屏障多种多样，但无论是对外国企业还是本国公司抑或互联网本身来说，这些屏障带来的影响都是消极的。
美国政府应该把数字交易议题放在贸易战略的首位，并且通过外交和商务论坛及世界贸易组织（WTO）来减少数据流通的障碍。当然，美国也应该谨慎地利用政府合法权益来捍卫隐私权。
加密
对加密和执法的争论让政策制定者在很多领域都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这是导致贸易政策紧张的来源，影响了美国消费者的隐私、美国科技公司的全球竞争力以及阻碍信息流通到国外。综合考虑这些后果，美国政府应该放弃为执法便利而弱化加密政策的做法。
因为为加密建立后门的做法有几个很大缺陷。第一，其他政府和黑客也可能利用这些漏洞，将美国企业和公民置身于更加易受到大型经济间谍活动和网络犯罪的攻击的环境中。第二，强制要求美国公司削弱其加密技术，会让不受相似法律约束的的外国公司更具有竞争优势，所以加密最终只会出口到国外。最后，其他国家可能会仿效美国要求美国驻外企业对政治异见者实施监控者或达到其他恶意目的。
制定全面的数字贸易策略
解决网络贸易问题最好的方法是达成多边贸易协定。美国能在多个潜在贸易谈判中发挥其塑造自由市场与互联网竞争规则的影响力。这些谈判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的谈判，以及未来世贸组织的谈判。
美国的长期目标应该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同意新的贸易回合会谈时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写入世贸组织规则中。
原则与政策
让美国和西方的信息技术公司在全球数字市场自由运作是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国家利益有赖于创造最大、最开放的数字生态系统。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美国应该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制定和执行一种全面施压战略以改变中国的数字交易和知识产权侵权。一个有效的战略需要融合美国影响力和说服力中所有适当因素，包括与盟国及合作伙伴的合作、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组织采取行动，双边制裁也能在必要情况下使用，以让中国改变其对知识产权盗窃、重商主义和审查制度的态度。
采取有效的具体行动对抗网络盗窃。据一些私人网络安全公司报告，中国的网络盗窃仍在继续，而另外一些报告表明这种现象显著减少。如果最终的真实情况是盗窃仍在继续，美国应该迅速有效地查出一些案例，并对不论个人还是组织处以制裁。
明确表明美国会对中国过分挑衅《国家安全法》的行为予以回击。如果中国政府仍强制要求增加后台程序或要求提供解译密码以作为在中国开展生意的条件，美国应该迅速反击。中国极度渴望为上升的制造业和科技公司扩大海外投资，所以美国在必要时可以利用强势的市场支配力作为回敬的武器。
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起诉中国的审查制度。美国及其盟友应该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机制（WTO）去制止中国那些违反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规定的正当程序、义务及其他贸易协议的法律法规的做法。
把打击国家参与网络犯罪纳入多边协议中。把中美双边协议中抑制商业机密和其他知识产权盗窃如专利、商标和版权等内容扩展到G20国家谈判中。
推动减少对互联网和互联网公司的管控。和七国集团（G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其他志趣相投的国家在减少经济管控和互联网税收，包括反对使用竞争政策和利用反垄断法歧视美国互联网公司等方面达成共识。
继续发展并积极推进数字贸易政策。深化美国数字贸易议程，在反对数据本地化和国有化的同时促进国际数据流通。接受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非歧视原则。在电子商务条款方面，这将意味着基于最惠国待遇减少数据流通的障碍，确保技术中立，实现电子货物和服务供给与传统运输、国内持股、外国的服务商和与互联网有关的商业都享受同等待遇，反对数据本地化要求，坚持反对以技术转让作为商业经营的前提。
不要求美国公司在软件和通信加密时开设后门程序。如果美国公司想要在全球市场获得成功，就必须创造出最强加密功能。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可承诺能为美国公司提供重要的竞争优势。
在多边贸易协议中增强数字交易的重要地位。接受并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除了要和欧盟在打造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中数字自由贸易区上达成一致协议外，还要努力将数字贸易自由原则推广到有着超过50个参与国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中。
确保出口控制符合美国法律和《瓦森纳协定》，不能将美国公司置于竞争劣势。寻求改革现有规则以减少执行成本及监管风险。
本章的网络犯罪是指以商业利益为动机的犯罪行为，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并且其影响还在不断扩大。
私营部门的网络和活动是网络犯罪的首要目标，而当涉及解决跨国网络犯罪活动和由此带来的执法挑战则需要政府解决。因此，打击网络恶意活动者以及网络罪犯，维护网络空间的信用，需要私营部门和政府共同加强努力。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与犯罪作斗争，罪犯、犯罪活动和受害者通常受同一法律管辖，然而对于网络犯罪来说这样的案例很少，涉及多国法律反而成为常态。
由于大部分网络犯罪活动，罪犯、犯罪行为、受害者不处在同一个国家的司法之下，司法问题显得更为复杂。事实上，许多复杂的黑客计划牵涉到有来自不同国家成员的犯罪组织，犯罪者处在多个国家的司法之下。国际性执法能力跟不上网络犯罪挑战司法的步伐。
美国更多依靠国内外信息共享和联合作战，应对网络执法挑战。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下属机构已入驻爱沙尼亚、荷兰、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等国家，但是这些机构通常只专注于最知名的网络犯罪调查。当前，执法机构更多基于非正式关系而非规范程序来追踪网络犯罪调查，预想可知这会产生混乱的结果。
在外交战线上，美国应更加直言不讳地敦促其它国家承担责任，对处于边境内的网络犯罪进行调查和起诉，参与合作调查，并且协助形成应对网络攻击的全球行为准则。
美国治理网络犯罪的策略包括三个主要内容：（1）鼓励私营企业引领对抗网络犯罪，减少网络犯罪的发生率和打击网络犯罪的成本；（2）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制定有效的国际法律框架，在国内和国外部署打击网络犯罪的资源；（3）提高拒绝打击网络犯罪的代价，将拒绝合作者移交司法处理。具体来讲，美国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确保正当激励措施促使私人机构实施自我保护。合适的法律框架将会鼓励私人企业生产更多安全产品，在维护网络安全上有更多有效尝试同时，降低政府监管的负担。
准许私人机构更加有效地保护自身。应该鼓励私人机构探索最有效的回击方式，包括“搁置”主动攻击、恢复被盗信息、降低黑客攻击者的潜在能力等。
增加针对网络犯罪的国际联合执法。为执法机关的国际合作制定有效的国际法框架。
创造公私合作的持久框架。实行《2015年网络安全信息共享行动法案》（CISA）以鼓励合作和增强执法与情报部门和私人机构间的信任；让信息传递双向发展，比如减少政府从识别新网络威胁到通知被锁定攻击的私人机构的时间。
尽管私营机构可以在提升网络空间自由、安全和繁荣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但最终还是要由联邦政府与军队——国防部及其下属军队来保护国家安全，抵御威胁。网络空间的本质是军队和平民之间的模糊界限：平民（非国家）和军队（国家）的网络攻击者都可以实施巨大的破坏，网络攻击者的目标亦可能是平民或者军队。
尽管网络威胁日益严重，美国仍在努力争取形成一贯的网络威胁抵御准则。有效的威慑策略在网络攻击防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一个合适的战略需要考虑到威慑在网络环境的局限性。由于大量各不相同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网络空间活动，实施网络破坏的工具可以相对容易找到，有效的威慑策略需要综合多种政策和能力才能影响一个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国防部（DOD）认为基于美国利益的网络攻击威慑不能仅仅依靠落实网络政策，而要贯穿于美国的所有行动，包括公告政策，实际指示，预警能力，防御姿态，有效的回应程序以及整个美国网络和系统的恢复能力。
在网络空间，至今为止，还没有起草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法来调节网络空间中国家间的关系。
奥巴马政府已经开始制定标准，基本上当一个网络攻击严重损害美国的外交政策或者经济的时候，会触发国家回应，甚至军事回应。但是，美国还没有清晰划分犯罪、黑客、恐怖组织或者战争行为的网络攻击标准。
白宫发布的《2011年网络空间国际战略》（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Cyberspace of 2011）肯定地表示，“就像对其他针对美国的威胁那样，美国保证会对网络空间所有恶意行为采取行动回应。”它坚称国会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保留使用包括外交、信息化、军事和经济等所有合适的必要方式进行回应的权利。
这样的宣言只是发展必要的国际行为准则的一小步。
互联网的开放和活力，促使互联网快速发展成为可能，现在却成了危险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手段。像威慑和牵制这样的惯用手段不再实用，美国需要制定新的管理方式和战略，从而联合包括外交、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全部国家力量，来抵御日益严峻的网络攻击威胁。因此，美国应该做到以下方面：
在使用军事力量来应对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恶意网络活动时，制定并实施一个连贯的战略准则进行威慑，预防，阻止和反击。美国和其盟友应当更积极地识别、避免和阻挡针对美国及其盟友公共或者私人的目标持续性的威胁。
创建联邦网络安全局（Federal Cybersecurity Service），给予相应权利和资源。主要用于保护政府机构和重要基础设施。联邦网络安全局（FCS）将分散在联邦政府各部门的网络政策措施集中管理、巩固、协调，这个方案并不是不切实际的想象。相反，联邦网络安全局（FCS）的核心任务很简单：识别网络威胁，在其造成重大损害之前阻止它。
优先考虑利用美国情报机构，搜集针对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财产的网络威胁的可执行性、策略性的和战略性的情报，并提高其搜集情报的能力。提高美国情报机构的情报搜集能力和收集美国及其盟友所需的可诉讼情报作为首要任务，帮助美国及其盟友通过传统的和网络的间谍行动阻止外国网络攻击者。
完善现有的国际制度和行为规范，甚至在必要时建立新的国际制度，使缔约政府能够共同抵抗网络威胁。美国应该努力推动创造网络版的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或者国际原子能组织（IAEA）。
应该将保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公司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领先地位作为首要任务。美国政府必须保证美国公司能够在全球经济中自由竞争，不断拓展全球经济规模和领域，这是保持商业成功和经济进步的核心。
网络空间的成功，对于维护和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非常重要。数字技术决定现代社会运营所需的所有程序。掌握这些技术的使用以及影响其未来的发展过程，对提高国家实力十分重要。
面对剧烈的社会变化，人们常常落后于时代变化。美国已经三次尝试避免落后于时代的命运：第一次掌握了现代海上力量，第二次及时地掌握了空中力量，第三次引领了宇宙空间探索。在这三次重要发展中，美国都在商业和军事上实现了成功。
此报告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战略，以确保互联网继续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实现自由、安全、繁荣的美国梦。总的来说，这份报告提出了以下建议：
•当前急速变化的网络空间本质上是全球化的，极大地融入了现代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必须基于网络空间的现实状况制定一个全面的战略计划。
•认清集权国家使用网络技术对人民造成现实而急迫的威胁，需要通过强有力的行动，在网络空间推进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美国在网络生态系统中的商业成功已成为美国巨大的战略优势，在电子商务领域保持公平竞争环境，符合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鼓励私营部门参与打击网络犯罪和商业网络入侵，提高有效打击网络犯罪和商业网络入侵的公共能力，包括全球网络空间执行能力。
•将网络看作部署国家力量的新领域，并制定准则、发展能力、部署资源以保护军队、政府、重要民用基础设施的资产。
•在美国倡导的自由与人权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完成以上所有任务。
（责任编辑：钟宇欢）
翻译：吴雨霏 叶倩 谢佳灵
作者介绍：
杰弗里·爱森纳赫（Jeffrey Eisenach）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及互联网、通讯及科技政策中心主任。他曾在美国联邦贸易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工作。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他专注于研究影响信息科技部门、创新和创业的政策。爱森纳赫博士还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协会经济咨询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并在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担任兼职教授教授企业管理。他为多个领域专稿，包括产业组织、通讯政策、互联网、政府管理、劳动经济学和公共财政等。他还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担当教职。
克劳德·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是美国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主要研究国际贸易政策（包括中国和东亚的贸易政策），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和科技政策等领域。他曾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前任顾问。他曾撰写多部著作，其中《自由贸易，主权与民主：世界贸易组织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世界贸易组织和未来贸易自由化面临的种种困难。
詹姆斯·格拉斯曼（James K. Glassman）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在互联网、通讯与科技政策中心专注于互联网和通讯政策研究。他曾担任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副国务卿，在任期中他引领公共外交发展，采取自称为“公共外交2.0”的方式将新兴的互联网科技应用于公共外交中。结束任期后，他于2014年8月重回美国企业研究所。他还曾是监管美国政府非军事国际广播的美国广播理事会的主席。最近几年，他还曾协助创建乔治·W·布什研究所，并继续担任创始董事。在担任政府公职之前，他是美国企业研究所专注研究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高级研究员，并创办了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杂志《美国人》。除了政府公职，他曾是《大西洋》前任董事长，《新共和》杂志出版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执行副总裁和美国国会日报《点名》的主编和合伙人。
马里奥·罗约拉（Mario Loyola）是《国家评论》的特约编辑，美国企业研究所全球互联网战略报告的高级研究员和撰写者。他是威斯康辛法律与自由研究所联邦竞争制研究中心的主任，纽约大学法学院古典自由主义研究所的研究员，乔治梅森大学的兼职副教授。他还担当美国参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外交和国防事务顾问，以及参议院本·沙瑟的在职顾问。他还曾担任美国国防副国务卿的政策助理。他曾为《华尔街日报》、《大西洋月刊》、《旗帜周刊》、《国家事务》、《国家评论》,《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撰稿。他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学士学位后，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获得法律博士学位。
谢恩·特夫斯（Shane Tews）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在互联网、通讯及科技政策中心进行网络安全和互联网治理等问题的研究。她还是弗奇战略公司（曾名为463通讯公司）的外部政策顾问，为高科技组织提供互联网政策咨询。她还是威瑞信公司全球政策副总裁，以及以推动全球互联网去中心化为己任的互联网教育基金会理事会现任副主席。她在乔治·H·W·布什的白宫内阁事务办公室以及美国交通部开始职业生涯，而后在美国国会担任立法主任。她曾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学习通讯，而后转学到美国大学获得通识学士学位，方向为通讯和政治学。
我有幸参加了“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建网的技术工作，亲自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互联网诞生的时刻。
“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世行专家起的名字是“中国国家计算与网络设施”，[1]是世界银行给中国重点学科发展项目贷款中支持的一个项目。原本世行贷款并不支持IT领域工程性质的项目，清华大学胡道元[2]教授费了很大力气，争取把信息领域的工程项目列进去。后来经过世界银行专家组讨论，同意拿出420万美元，在中关村地区建设一个超级计算中心。为了让这个地区的科学家用好超级计算机，必须要建立互联中科院、北大和清华的网络，通过网络共同使用计算中心的计算资源。对网络的要求很简单，一是要用光缆，二是速率不能低于10兆比特每秒。同时，国家计委还配套相当于420万美元的人民币。项目很大，大家都想承担，谁来做？国家计委就说那你们分别写方案，由专家来评审。
主要就是清华、北大、中科院三家做方案。清华那边是胡道元和吴建平，[3]北大是张兴华[4]和任守奎[5]牵头。中科院这边的方案由计算所负责总体设计的王行刚[6]研究员牵头，计算所网络研究室为基础，软件所、计算中心派人参加。马影琳[7]是我们计算所网络研究室的室主任，我从德国回来后才当的副主任。
几家方案报上去以后，当时请了21个在京专家进行评审。比分比较接近，我们就比清华高0.7分，略微胜出。当时国家计委科技司就说，你们多一点也算多，就由中科院来牵头，他们两个大学参加。1989年9月份明确我们中科院牵头来做。王行刚总牵头，三家单位一起讨论了网络方案，确定以TCP/IP[8]为主，兼容DECnet和X.25/X.400等已有协议。然后于1990年4月份工程启动，清华和北大的人员不变，中科院这边，总体组王行刚、软件所、计算中心等单位的人员全部退出，由计算所网络研究室承担全部网络工程的实施。作为研究室主任的马影琳，全面负责研究室的工作，包括NCFC项目，而我作为副主任，只承担网络工程项目的技术工作。到1992年底，三家的院、校网络基本建成。1993年，我们完成了三家单位之间的三角形光缆骨干网。
由于全网各处的光缆，都以10兆速率运行，当时思科的路由器对中国是禁运的，我们只能从DEC公司买到设备，而DEC只有10兆速率的网桥，他们的路由器速率很低，最高只有64Kbps速率，无法满足NCFC工程项目的需求。所以刚完成的NCFC网络，是用网桥[9]放在三角形的三个端点，将三个院、校网络互联在一起。每个院、校网络的内部，有一批连到各个研究所、各个大楼的六七十个以太网。网桥有什么问题呢？它的端口是用以太网方式对外发送数据帧的，而以太网是用广播方式进行通信的。对小的局域网，没有问题。网络大了，数十个以太网络通过网桥连接，每个人发出的数据包，都会广播给网上的所有人，就产生了广播风暴，使得网络信道充满了无用的数据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每一个单位接入这个三角网的时候，都要有一个路由器来隔离一下。但当时买不到能支持10兆速率的路由器，我们自己就开发。利用开源的软件，在PC机上安装4块以太网卡，修改开源软件，构成一个拥有4个10兆以太网端口的路由器。路由器是要7×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PC路由器显然比不上专用路由器的耐用性。为了能让这种PC路由器长期稳定地工作，把PC机的硬盘、显示器、键盘等部件全部拆除，软件装在一张3吋软盘上，插到一个软盘驱动器里。只要一启动PC机的电源开关，软盘驱动器就开始工作，将软件引导到内存并启动路由软件，开始工作。然后软盘驱动器自动停止工作，整个PC路由器不再有转动部件在运转，既降低了能耗，又提高了长期运转的可靠性。这些工作是交给李俊[10]完成的，他当时硕士毕业不久，具备了路由、交换以及各种必要的网络知识，能胜任这些工作。
这样的路由器做了30台，运行TCP/IP协议族中的RIP路由协议。这个中关村教育与科研示范网运行TCP/IP，实际上已经是中国互联网的雏形了。
打通中国第一个互联网国际信道出口
网路初步建成后，大家担心的事情显现出来了：没有什么用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事超级计算的人可以通过网络来用超级计算机，但由于美国的禁运，超级计算机还没有进来；即使进来了，从事超级计算的人也很少，网络也是空闲着的；当时PC机还没有上网，只有一批小型机连了进来，所以上机的人也不多；网络上没有什么大家急需的信息和资料；另外，中关村地区范围不大，发邮件可能对方根本就不看，还不如骑自行车跑一趟。就像早些时候国内一些单位建设过局域网，用得不好，大家称它们为花瓶。NCFC完成后，很多人担心又多了一个花瓶。但我们坚信，这个网络对科研人员是迫切需要的，国外网络上有大量科技资料，也有大量科研人员上网，如果我们能与国外的学术网络互连，就一定会很有用的。为此，NCFC管理委员会和NCFC工程技术人员早就开始筹划与国际互联网的连接。
当时要打通国际互联是挺难的。我记得1992年6月份，我和马影琳到日本神户参加一个国际互联网协会开的年会，称为“INET’92”，[11]我们找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负责国际联网的一个人，叫斯蒂芬•戈德斯坦，[12]跟他提出，要求连接到他们的学术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13]骨干网。他没有答应，说他们的网络上连了很多政府部门和军事、军工部门，[14]所以他不敢轻易答应同中国连接。就是说存在障碍。
2004年4月15日，钱华林向温特•瑟夫介绍用于NCFC的自制路由器。【供图：钱华林】
为解决这个障碍，我们上上下下都在做工作。胡院长做高层的工作，她担任NCFC管理委员会主任，委托NCFC管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一起利用各种机会去做工作，例如北大副校长陈佳洱[15]，担任过我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与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口，容易沟通。
当时我们跟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的计算与通信系系主任理查德•海塞林顿关系非常好。1993年8月下旬，我和马影琳两人去参加“INET’93会议”，这个会在旧金山开，规模很大，有1000多人参会。我们俩去了以后，这位系主任本来并不参加那个会的，但他专门飞过来，问我们住在哪个旅馆，他也住在那个旅馆来帮忙，整天陪着我们找那些参会的互联网的重量级人物，把我们介绍给他们，说明我们的来意。
还有韩国Kaist大学[16]的一个教授，叫做全吉男，[17]他和胡院长也非常熟。他是韩国互联网之父，他对中国联网非常关心，也帮了很多忙。最典型的一次就是旧金山这次会议之后，在旧金山北边一个海湾开一个叫CCIRN[18]的小会，是洲际科研网络协调委员会的会议，大概四五十个人的规模。全吉男是AP CCIRN，就是亚太地区CCIRN的主席。这个会就是专门讨论各个国家之间科研互联网怎么互相配合，互相协调的。全吉男说你们要连进来，这个会议应该去参加。会上把中国和俄罗斯要联网的事情作为议程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会上很多国家，特别是欧洲的一些科学家，都说完全应该让中国和俄罗斯的科研网络连进来，说科技没有国界，必须进行交流。会上斯蒂芬•戈德斯坦的上司斯蒂芬•沃夫[19]也说到美国能源部也希望与中国同行互联，我理解就是我们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20]同行之间的网络通信活动。他们这些人对我们1994年4月20日能连到国际互联网上，起了很大作用。这样到了1993年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意向性地同意中国联进Internet。同时，我们安排李庆云高工加紧国际信道的租用、测试和开通。1994年3月份，她对北京到夏威夷的卫星信道的误码率进行了十多天的测试。1994年4月，中美双边科技联合会议召开期间，中国科学家代表团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官员见面，胡启恒院长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负责人商谈，正式敲定了此事。
要开通与国际互联网的连接，当时国内也是有障碍的。主要是我国的电信政策规定，租用的国际专线，只能由作为租用单位的网络中心自己使用，不能给别的研究所和大学共享使用。认为那样就是把租来的国际信道转租给别人，这是不允许的。胡院长带着我们去见邮电部的领导，说明网络就是要共享的，不然大家连在一起就没有意义了，也就不能利用网络做学术交流了。最后朱高峰[21]副部长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当时国际互联的速率不是很高，只有64Kbps，但费用是很贵的。世界银行专家组认为国际联网的任务超出了世行贷款的支持范围，不能从项目经费中支付。NCFC管理委员会讨论此事时，管委会成员、科技部的冀复生[22]总工，答应以设立一个研究项目的名义给我们支持经费，并让钱天白和我两人去他办公室填了一些表格，批给我们300万元经费，分三年用，每年100万元，不足部分由中科院帮助解决。
除了上面讲的国际障碍、国内政策障碍、项目经费障碍外，国际联网的最后一道障碍就是设备和技术障碍。没有成熟的思科路由器，只能就用DEC公司的NIS600作为国际联网的出口路由器，并安排李俊、张曦琼[23]等作开通网络连接的技术准备。1994年4月19日深夜，李俊与美方技术人员配合完成了网络协议的开通，并宣布4月20日为中国实现全功能国际联网的日子。
2004年，互联网十周年庆典。【供图：钱华林】
4月20号开通没有举行什么仪式，那时候不重视这些。我们1994年4月20号开通中国与国际Internet的连接，运行TCP/IP协议，当时互联网上的所有功能就都能用了，所以我们叫做全功能连接。国际互联网协会每季度出版一期杂志，叫Newsletter，最后一页的封三是一张彩色的世界地图，有互联网全功能连接的国家，颜色是红的；只能通电子邮件的国家，颜色是黄的；没有任何网络功能的，用白色充填。4月20日以后出版的所有Newsletter，都把中国标成红色了。
（访谈：方兴东 口述：钱华林 整理：何远琼。本文根据访谈整理，文字有删减，出版前已经口述者确认。感谢赵婕、刘伟、孙雪、杜运洪、李宁、刘乃清等人为本文所作贡献。欲了解完整版，请关注即将出版的“互联网口述历史”系列丛书。）
（责任编辑：钟宇欢）
作者简介：
钱华林：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员，曾任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中国互联网重要的开创者之一，于1994年4月首次实现了中国与Internet的完全连接。主持建立了我国的域名体系，担任我国与Internet的技术和行政联络员，并组织中文域名系统的研究和开发。目前任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两岸四地中文域名联合会主席等职。独立及联名发表科技论文一百多篇，培养硕、博士研究生六十多名，获得中科院及国家科技进步奖十多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文章注释
[1] 1989年8月26日，经过国家计委组织的世界银行贷款“NCFC”项目论证评标组的论证，中国科学院被确定为该项目的实施单位。同年11月组成了“NCFC”（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The National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Facility of China）联合设计组，是国内第一个示范网络。
[2] 胡道元，上海人，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高级顾问，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通信系统技术委员会（IFIP-TC6）中国代表。清华大学校园网、中关村地区教育科研示范网、中国教育科研示范网CERNET、“863”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MIS网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主持了第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的互联网报文汉字编码规范RFC1922文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第一起草人，清华得实公司董事长。
[3] 吴建平，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专家委员会主任、网络中心主任。
[4] 张兴华，1938年12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曾任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计算机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机器学习学会理事，北京大学计算中心主任、教授。
[5] 任守奎，北京大学教授。
[6] 王行刚，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03机）等5台早期计算机的研制者，是我国计算机网络的先行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其就开始从最基础的计算机网络原理方面开展研究。撰有《计算机网络原理》一书，1987年出版发行。逝于2008年5月22日。
[7] 马影琳，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中心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网络研究室室主任。
[8] TCP/I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 Internet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络协议，是互联网最基本的协议，由网络层的IP协议和传输层的TCP协议组成。TCP/IP定义了电子设备如何连入互联网，以及数据如何在它们之间传输数据的标准。
[9] 网桥，也叫桥接器，是连接两个局域网的一种存储/转发设备，它能将一个大的LAN分割为多个网段，或将两个以上的LAN互联为一个逻辑LAN，使LAN上的所有用户都可访问服务器。
[10] 李俊，1973年6月生于安徽省寿县，博士，副教授。曾任国家863计划信息领域“高性能宽带信息网”重大专项应用支撑环境任务组专家，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中国科技网网络中心主任。中国第一台路由器开发者。
[11] INET1992年会议。INET会议由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每年召开一次，目的是就全球Internet现状及未来发展进行技术和信息交流，为ISOC成员提供机会，以便老朋友见面和结识新朋友、共享各自关于新发展的思想，并建立和维持持久的个人和专业技术合作关系。
[12] 斯蒂芬•戈德斯坦（Steven Goldstein），当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际连接负责人。
[13]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United States），美国独立的联邦机构。成立于1950年。其主要任务是确定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政策，通过对基础研究计划的资助，改进科学教育，发展科学信息和增进国际科学合作等办法促进美国科学的发展。
[14] 当时的网是ARPAnet，所谓“阿帕”（ARPA），是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的简称。其核心机构之一是信息处理（IPTO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iques Office），一直在关注电脑图形、网络通讯、超级计算机等研究课题。阿帕网为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开发的世界上第一个运营的封包交换网络，它是全球互联网的始祖。
[15] 陈佳洱，1934年10月出生，上海市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教育家，加速器物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等。
[16] 韩国科学技术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KAIST），也被称作韩国高等科技院。
[17] 全吉男（Kilnam Chon），韩国互联网协会主席。
[18] 洲际研究网络协调委员会，CCIRN（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Intercontinental Research Networking）。
[19] 斯蒂芬•沃夫（Stephen Wolff）。
[20] 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SLAC），成立于1962年。为美国能源部所属的国家实验室，在能源部的方案下由斯坦福大学指挥运作。主要的研究方向有运用电子束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的实验及理论研究、原子物理、固态物理、使用同步辐射光源的化学、生物以及医学研究。
[21] 朱高峰，1935年5月出生，中国工程院院士，通信技术与管理专家。曾任邮电部副部长。
[22] 冀复生，科技专家，曾任《信息技术快报》执行主编，中国驻前联合国的科技参赞，科技部（科委）高技术司司长。
[23] 张曦琼，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员，中国科技网网络中心副主任。
社交媒体已成为当今社会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交媒体上信息内容的多元化及其功能的拓展，社交媒体已经脱离了单一的社交工具的定位而发展为承载各类信息、承担多样功能的社交媒体平台。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台，其不断开拓的多种业务、多种功能不仅代表着目前媒体及社交领域最新的发展动向，也成为了内容最丰富、用户数量最多的平台。“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与壮大，成为社会舆论集散、新闻信息传播、企业品牌推广、商业营销拓展、社会交往加速的重要平台。随着社交媒体向纵深处渗透与推进，其社会再造、网络外交、政治重塑的功能也日益凸显。”[1]互动性、参与性的信息交流模式调动了更多用户参与信息的生产传播，这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政治内容，因此社交媒体不仅通过改变信息传播模式改变着信息传播生态环境，也因其强有力的信息传播能力成为政治活动、社会事件的推动因素。
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不断扩大到政治领域后，社交媒体发展背景“Web2.0”时代也衍生出了“政治2.0”的概念，这代表着新的传播媒介带来了因传播方式的改变而带动的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等一系列结果。社交媒体在政治传播中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的渠道，而且具有多重作用。社交媒体的政治传播对公民政治参与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政治社会活动的动员、舆论传播中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社交媒体在选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影响选举事态的发展。
（一）社交媒体与公民政治参与
社交媒体有着多元化内容承载的属性以及巨大的用户聚合力，因此逐渐成为互联网用户尤其是年轻一代人的主要信息来源。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在随机调查中，91％的受访者通过媒体了解正在进行的竞选活动，在众多媒体中，通过当地电视台和社交媒体获得信息的各占14％。61％的年轻一代利用社交媒体获取政治和政府相关内容。调查显示，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美国互联网用户中仅有四分之一的用户表示是通过互联网获得竞选消息的。从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可以看出社交媒体为政治信息传播提供了更大更广的平台。越来越多的用户习惯于从社交媒体平台上获取政治信息，因为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为信息的快速、大量传播提供了基础，其参与互动机制也为用户提供了低成本的政治参与方式。
“Web2.0”时代最大的变革就是通过新媒体平台，传播不再是一对多的单向传播，而是多向的互动性的传播。任何用户都可以在新媒体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还可以进行进一步交流。因此，在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政治相关信息的基础之上，网络用户还可以直接在平台上对政治信息内容进行评论、与他人讨论交流、甚至直接与政治领导人对话。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约有三分之二的社交媒体网站成年人用户会针对他们在平台上看到的政治消息发表自己的观点。”[2]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为公民提供了参与政治讨论的平台，匿名性质的表达方式也将这种参与变得更为自由和普遍。美国学者Stieglitz.S.认为：“Twitter被认为具有巨大的政治参与潜力，因为Twitter具有转发这一强大的信息扩散机制，不仅是传播信息的理想平台，也是政治观点和想法不断得到公众认同和加强的平台。”[3]虽然社交媒体在参与政治中的表现是否对促进民主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在学界仍有争议，但社交媒体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力却是毋庸置疑的。
（二）社交媒体与政治社会活动
布赖恩•麦克奈尔说，媒体与政治组织、公民一样，都是政治行为者和参与主体。[4]社交媒体在参与政治方面多是以提供平台为主要角色。“在新媒体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外涌现出了新型的社会运动，如‘茉莉花革命’、‘埃及暴乱’、‘占领华尔街’、‘伦敦青年骚乱’、‘台湾太阳花学运’、‘香港占中’等事件，这些社会运动突破了二维的时空界限，其中的参与者‘存在’与‘缺席’构成了现实与虚拟空间的交叉，在表现形式上，渠道从现实转向虚拟、组织形态从垂直转向扁平、运动诉求从单一转向复合。”[5]这些社会运动的发生离不开社交媒体的助推，社交媒体在其中不仅起到了传递信息的作用，更改变了社会运动的动员机制，对于快速地形成群体意志、扩大运动规模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2010年12月，突尼斯人民通过社交网络组织反政府游行活动，结果推翻了执政长达23年的本•阿里总统的独裁统治。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因此这场革命也被称为“茉莉花革命”。在这一次革命浪潮当中，Twitter等社交网络在动员群众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埃及等一些相关国家当局甚至决定暂时切断社交网和互联网。人们因此也把“茉莉花革命”定位成“Twitter革命”。在“茉莉花革命”中，抗议者一方面利用网络新媒体组织抗议活动，且得到反对党的支持，而反对党也借机加以推动整个抗议活动；另一方面抗议者通过网络新媒体发布信息，以求得国际社会的支援，给美国、欧洲等国的干涉制造口实。[6]2011年9月17日美国民众发起了名为“占领华尔街”的和平示威活动，此次示威活动由加拿大非营利杂志《广告克星》于2011年7月发起倡议，号召2万人占领华尔街，通过和平静坐等形式，声讨华尔街金融业者。“占领华尔街”意在表达对金融制度偏袒权贵和富人的不满，声讨引发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这次示威活动迅速扩散，蔓延到了旧金山、华盛顿、波士顿、丹佛等50多个大城市，造成巨大轰动，引发了世界的关注。能够将这一活动的消息迅速扩散至全美各个地方，并快速集结群众参与活动，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方式能够比社交媒体更加有效。这些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发生都显示了社交媒体在信息传播速度、组织动员群众、进行舆论导向、政治利益博弈等方面发挥的无可比拟的作用。
（三）社交媒体与政治宣传营销
社交媒体一方面为公众提供了一个了解政治事件及领导人主张的平台，同时对于政治领袖来说他们也多了一个自主发声的渠道。此前政治宣传一般需要借助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报道来传达给大众，这种方式是单向而较为被动的。但现在只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设立自己的账号就可以与公众建立直接的联系，这种宣传模式不仅可以拉近与大众的距离，还可以及时得到大众的反馈。
借助社交媒体平台，政治人物可以直接向大众表达、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是针对某一事件的观感和看法。同时社交网络平台是一个更易于低姿态接近人民的平台，除了发布有关于政治生活的言论和动态之外，领导人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自我形象构建。这种新的媒介、新的渠道为形象构建和呈现提供了一种更为简单直接的方式。传统媒体报道中政治人物形象的呈现并非是一种直接的映射，通常都是在第三方的视角和叙事方式中呈现出来的。虽然新闻媒体一直以客观报道为目标，但作为另一方的形象呈现与现实情况不免出现偏差。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将传受双方都聚集在同一个平台上，形成更为直接便捷的对话机制。而这种新的对话机制的出现对于需要投入大量时间金钱进行宣传的政治候选人来说则是一个进行低成本高回报宣传的高效工具。
此外，政治宣传及广告投放也越来越多地转向了社交媒体。2017年1月，广告研究公司Borrell＆Associates发布报告显示，2016年政治竞选类广告的整体支出有所增长，较2012年的94亿美元增长了4.6％，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98亿美元。然而，传统广播电视平台在这一领域的市场份额却有所下降，从2012年57.9%的市场份额下降到了44.7％。与此同时，政治类广告在数字媒体平台的支出迅速增长，从2012年的1.7％左右的份额到2016年的14.4％，增长了7倍多。报告相关数据显示，数字媒体、网络和电子邮件的政治类广告支出增加了17亿美元，而在电视、广播和报纸上的支出则减少了13亿美元。[7]
（一）社交媒体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作用
美国大选始终与当时的最新媒体形态息息相关，参与在大选活动中的媒介也随着科技的发展从广播、电视逐渐演变到如今的网络社交媒体。在20世纪90年代初，网络媒体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形式，并且被利用在政治传播之中。1996年，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布坎南第一次利用个人网站参与竞选。有媒体评论道：“决定总统大选结果的关键因素不是谁更懂政治，而是谁更懂网络。”从此之后，社交媒体在美国选举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通过使用社交媒体，政治人物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获得更多支持的选票。首先，政治人物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塑造良好的视觉、才能和道德形象，获得选民的好感；其次，政治人物可以通过分享政见吸引那些有相同看法的选民；最后，社交媒体还可以作为筹集资金和号召选票的重要平台。”[8]在近几届美国大选中，社交媒体所发挥的作用在不断增强。
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社交媒体的影响力逐渐显露出来。奥巴马率先使用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并借此取得大选胜利，获得了“互联网总统”的称号。2012年，奥巴马对社交媒体的投入比2008年更大，是竞争对手罗姆尼的10倍，拥有超过2100万Twitter粉丝和接近3200万Facebook粉丝，远超罗姆尼。他还雇佣了超过100人的团队，专门负责运营他的社交媒体账户。“奥巴马竞选团队对于社交媒体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建立官方网站、‘奥巴马无处不在’和网络广告营销。”[9]奥巴马官网“我的奥巴马”在线社区拥有超过百万的注册成员。奥巴马竞选团队也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Myspace等多个热门社交媒体平台上建立官方账号更新动态。“通过这一系列方式，奥巴马成功利用各类社交媒体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社交媒体网络，这一网络不仅囊括了其核心支持者，而且覆盖了少数族裔及边际群体，奥巴马竞选团队可以通过这一网络高效率、低成本地将奥巴马的政见传达给各类普通民众，并为奥巴马塑造了一个‘我就在你身边’的亲民形象。”[10]这些网络及社交媒体宣传显然对于推进美国大选竞选活动的开展及最后候选人在大选中获胜作用显著，利用好社交媒体为自己宣传、通过社交媒体搭建与选民之间的桥梁已经成为美国大选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甚至对能否赢得选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特朗普在选举中对于社交媒体的运用
在此次选举中，社交媒体尤其是Twitter的作用极其显著。特朗普成功地利用社交媒体宣传自己，甚至得到“Twitter总统”的称号。特朗普自己也承认社交媒体是一种“现代传播方式”，帮助他在选举中取得胜利。确实，仅从社交媒体粉丝数上看特朗普优势显著。有报道称，自2016年6月参选开始，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人气暴涨，他的推特粉丝有1290万，相比之下，希拉里只有1020万推特粉丝。特朗普表示他的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一共有2800万粉丝，这些粉丝帮助他战胜了在选举投入资金超过他的希拉里。
1.引发话题博得关注
特朗普能够拥有这么多粉丝离不开他对于社交媒体的经营和巧妙运用。特朗普不仅是Facebook、Instagram、Twitter、YouTube、Vine、Periscope等新兴社交媒体的重度用户，而且深谙社交媒体的内容传播之道。据统计，特朗普平均每月在推特上发371.6条推文，相当于每天至少12条，是Twitter上活跃用户数的三倍；他还善于使用Instagram社交平台把日常生活影像发布上去；还看中了视频直播应用Periscope，开通了“问答特朗普”并用视频作回答。以时下最热门的视频为内容传播载体可以更加快速地吸引社交媒体用户的关注。通过频繁发布内容，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获得了极大的曝光率。从2016年6月开始，特朗普的Twitter已经累计发布和被转发了350万次，运用自己的Twitter账号制造事件，回应那些不认同他的选民，聚拢并沉淀一帮他的支持者。活跃度和互动性都全面碾压希拉里，左派的《华盛顿邮报》也不得不服，将特朗普的Twitter账号称为“Surprising Genius”（超级天才）。据测算，特朗普在过去12个月内经由社交媒体获得3.8亿美元免费曝光量，美国人在社交网站上关注特朗普相关资讯的时间总量已经超过了1284年。
2.展现另类个性形象
特朗普作为一名在商场及媒体领域都取得了瞩目成绩的商人，在大选中对于社交媒体的运用也与众不同。一般来说，包括希拉里在内的美国政客通过社交媒体的宣传都在努力创造一个亲民的公众形象，发布的社交媒体内容也较为正统。而特朗普则抓住了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才是关键”的经营策略。作为曾经著名的电视制片人、世界小姐竞选主席，特朗普深知，传统媒体在社交网络崛起之后的窘境：纸媒和电视更喜欢维持保守社会精英恪守的政治正确性，而社交媒体平台更喜欢情感化、碎片化、和观点极化的新鲜话题。从预选开始，他就频繁利用社交媒体发布低俗、挑衅甚至激起众怒的内容，或者没有证据的猜测，或者有事实错误的陈述，或者高度争议的主张。“显然，这一竞选战略与两党传统背道而驰，在捍卫社会价值规范的传统媒体十有八九碰壁，但却符合社交媒体平台碎片化、重情感、强化偏见确认、把看法相似的人们黏合在一起互相影响等传播特点，成效有目共睹，却也是造成近几十年来美国‘最丑陋、最分裂选举’的重要原因。”[11]
尽管如此，特朗普运用社交媒体的策略展现了他真性情的形象。他的冲动、在遭到批评时的快速反击、对“敌人”猛烈攻击的癖好，让选民觉得他是如此“接地气”。华盛顿观察家称，特朗普借此形成自己的竞选语言风格，戏剧性地改变了大选氛围和选民对总统竞选的期待，成功地营销了自己。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市场营销和品牌专家卡尔布（Ira Kalb）认为，特朗普确实有效地接触了他的追随者。“特朗普使用不同的短语，不断重复，比如‘奸诈的希拉里’，”他说，“他这么简单直白，受众很容易理解。在沟通上，这非常有效。”[12]
3.利用平台适时反击
在主流媒体的报道都倾向于希拉里且不断抹黑特朗普形象时，社交媒体成为了特朗普最重要的反击工具。新媒体时代，要表达自己的反对和异议已不再需要大费周章召开新闻发布会或请媒体来采访，只需要发布一条推文，即可省时省力又省钱地向大众传达自己的观点。以人际传播为基本传播机制的社交媒体平台又可以将这些内容迅速地传播给更多用户。特朗普充分利用了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特性，通过发表推文进行回击，为自己辩护。2016年11月13日，特朗普发布推文抨击《纽约时报》，认为其因对“特朗普现象”的报道十分不准确，正在失去数以千计的用户。特朗普还利用Twitter对媒体报道进行“辟谣”，比如对于《纽约时报》报道他认为“更多国家都应该持有核武器”，他发表推文表示“这纯属造谣，我从未说过。”在主流媒体对特朗普恶评如潮的报道之下，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即时回击负面新闻，一定程度上挽回了互联网用户对他的印象。符合社交媒体内容传播形式的简短有力的回击言论也带来了强有力的传播效果。
（三）选举中的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
据不完全统计，在报道本次大选的288家报纸中，有75％宣布支持希拉里，包括《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波士顿邮报》等。美国影响最大的100家报纸中，56家明显站队表示支持希拉里，而支持特朗普的只有一家。电视媒体同样如此，包括CBS、NBC、ABC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主流电视媒体都把枪口对准了这位不按牌理出牌的候选人。在选举结果确定之前，多家传统媒体都预测最后的赢家会是希拉里。但选举结果却令这些传统媒体大跌眼镜，甚至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成为了一场灾难。从最后的选举结果来看，主流媒体议程设置作用在这一次大选中近乎瓦解。
在这次大选报道中，主流传统媒体支持希拉里贬低特朗普的立场非常明显，但这种倾向却没有影响到更多的选民来改变最终的选举结果。部分原因在于在当前新型的媒介环境之下，传统主流媒体已经不再是人们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甚至对于年轻的用户来说已经不是一种主要的渠道。皮尤中心调查显示，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仅有6％的公众声称互联网是其获得竞选消息的主要来源。到2004年，竞选网站和新闻网站已经成为公众获取竞选信息的主渠道。2008年是大选信息传播渠道的转折年。奥巴马选举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使用数字媒体与公众开展直接的交流和沟通。2008年，竞选网站开始设置与传统主流媒体的链接，定期更新内容，转发媒体文章，并且开始播出视频内容。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新闻的传播中，传统媒体已不再是竞选者传播大选信息的主要渠道，甚至这一年电视辩论的收视率也明显下滑，这与2012年是奥巴马谋求连任，并且获胜优势较为明显有关。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社交媒体传播的一个新亮点是，借力视频传播信息、动员公众。虽然早在2008年和2012年，竞选人已经尝试使用YouTube经常性地发布视频，但2016年则将视频运用到了极致。希拉里每天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发布5个视频，占每日更新信息的四分之一。特朗普则每天发布1个视频。这些视频又在主流电视网络上二次传播，广泛覆盖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受众。可以说，两位竞选人开创了大选视频新闻的新纪元。而视频作为当下最热门的内容呈现方式，在用户到达率上具有显著的优势。
除了社交媒体的发展影响着人们获取消息方式之外，传统主流媒体对人们观看的作用力也在下降。在这个传统媒体挣扎求生存的时代，传统媒体的衰落除了体现在发行量及广告收入方面外，也体现在其影响力的下降。当下“受众”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用户”的概念所取代，这体现着被动接受信息的时代已经逐渐远离，用户在新媒体时代拥有更多主动性，多种社交媒体及新媒体平台也为用户提供了参与的渠道。当人们习惯于通过周围人一次次传播来获取消息之后，也参与到这种大众化的消息传播过程中，大众的声音和力量在社交媒体上得到聚合和扩大，甚至会盖过传统媒体的声音。传统媒体影响力下降的部分原因在于社交媒体发展势头凶猛，另一方面则在于传统媒体在报道内容上失去了受众的信任。在大选中，诸多主流媒体的报道明显偏向希拉里。CNN在报道过程中不仅篡改特朗普推特原文，甚至疑似在直播中掐掉连线，以阻止不利于希拉里的言论传播。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对于主流媒体报道的信任感有所下降，自然无法因为主流媒体的报道倾向而改变自己的投票意向。
社交媒体对于政治的影响还体现在对于权力结构的颠覆上。过去的政治权力结构是以资源、地位等物化的特征为核心，精英阶层成为政治操控的主角，但现在以信息为核心的政治结构正在改变着权力传播的上下模式，在“Web2.0”技术的冲击下，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让普通民众拥有了信息的获取渠道和思想的交流平台，由此也引发了各国的政治模式失衡。权力结构从控制型、垂直型向分散型、交互型转变，个人表达与政治参与力日益加强，使旧有技术官僚的缺陷不断暴露，社会抱怨与不满在互联网世界聚合、统筹与释放，进而转化为街头政治、广场政治或舆论政治，最终形成冲击旧有治理秩序的巨大力量。[13]但目前传统媒体的表现围绕的核心逻辑依然是旧的精英主义的逻辑，忽略了大众对于信息的诉求。这次大选主流媒体的挫败是其与大众世界割裂的反映，这对于主流媒体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虽然社交媒体上信息质量参差不齐，但社交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影响力已经不可小觑。主流媒体更应该担负起进行客观真实报道的职责，以精英主义的角度可能非但不会达到正确引导大众的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
特朗普选举的胜利是一场社交媒体催化下选举的成功，它所代表的互联网的更新文化、测试文化、对话功能正在解构精英主义，从而走向大众化。互联网正在悄悄地重构新的政治秩序，也倒逼传统精英分子不得不关注互联网的强势效应。毕竟，谁掌握了互联网阵地，谁就拥有了先声夺人的阵地，谁就拥有了一呼百应的号召力，谁就拥有了把脉民意走向的利剑。
（一）社交媒体催化下的“草根”选举
美国媒体于2016年12月9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约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美国大选，共和党全胜！赢了总统选举，控制参、众两院。全无政界和军队背景的特朗普力抗来自利益集团、华尔街、硅谷、老牌政客和媒体的压力，将以‘草根’身份入主白宫，领导这个国家。这就是美国民主政治的结局，选票决定一切。”这段话是流行在互联网上，传播比较广泛的言论。社交媒体催化下的选举貌似越来越代表“草根”的民意。互联网成了一个“授粉媒介”，从英国的脱欧投票，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社交媒体成了民意发酵场，也成为了“草根”的展示台，一场孤独的战斗演化为轰轰烈烈的大众行动，激发了数百、数千、数万、数百万的人们去关注，去参与，去行动。
互联网支撑下的社交媒体是如何“发动”大众，甚至是“颠覆”精英，“对抗”传统的呢？特朗普在选举中的获胜，是网络赋权下的民意使然？还是众声喧哗下的反向表达？是机缘巧合下的偶然事件？还是因势利导下的必然结果？
究其原因，我们不得不从特朗普选举所依靠的手段、所依托的群体来看，互联网支撑下的社交媒体在特朗普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交媒体的使用人群则构成了本次选举的群众基础，而互联网寓意的文化更是不可忽视的。
（二）社交媒体催化下的互联网文化：更新，测试
社交媒体，从自身属性来看，一个是“社会性”，即它对社会文化的依附性。当下互联网的更新、缓冲技术衍生出了互联网的文化寓意：更新文化、缓冲文化，以及由于人与人之间黏性增强，从而培植的对话圈子文化。另一个则是指“传播性”，无论是基于人际互动的个体传播，还是基于公众需求的大众传播，亦或是基于商业推广的品牌传播，都是动态的。BuzzFeed新闻发现，仅仅是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一个城镇就运营了超过100个“亲特朗普”的网站。这种互联网强势“造势”的传播效度为特朗普选举拓宽了新的阵地。而几乎所有的精英或传统媒体都低估了互联网的动员与参与作用。
从互联网的更新文化层面来谈，相比较“创新”而言，创新意味着“破坏性”、“颠覆性”，强调的是一种质变突破，而“更新”则关注每个时间节点、每个阶段的累积变化，是一种即时的、跟踪性的量变积累。创新是少数先导精英的最后突破，更新是每个用户都能自主参与的即时行为。正是“更新”的不断累积，才会在一定时间内实现“创新”的质的飞跃。当前两轮希拉里以“精英分子”的傲娇支持率一路领先下，特朗普在选举中最后戏剧性的“逆袭”成功，正是互联网下更新文化带来的临界突变。
从互联网的缓冲文化层面来看，缓冲是指“Buffering”，而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减轻、保护、使不受侵害”，这暗含了技术转换的时间间隔、内容加载的延迟等待背后正是为了更好地更新和应用。更新是缓冲的内在动力，技术的更新需要时间的缓冲，核裂变式的信息增长更新，更需要人们文化心理上的缓冲。缓冲作为一个“尝新试错”的呈现方式，给予漏洞、错误得以呈现的空间，也给予发现问题、修正问题的时间容忍。[14]特朗普选举的胜利，被很多精英分子不以为然，但选举的结果却在某种程度上不可置疑地宣扬着一种大众选择，纵然特朗普不是一个政坛经验老道的政客，而是一位“唯利是图的商人”，但这丝毫不影响网民的支持率，这正折射出社交媒体下互联网用户勇于去“尝新试错”的信心和宽容。“永远的测试版”即使不能成为一种常态，也是对抗精英主义所谓自尊和骄傲的心理基础。
（三）社交媒体催化下的对话
从互联网的对话功能来看，作为信息传播的新闻实践应该完整囊括传者、受众、媒介三要素，只有三者形成传播的闭合链条，传播关系才能成立，所以“传者—媒介—受众—媒介—传者”的双向互动和对话成为新闻实践中必不可缺的一环。受众必须接触到某个媒介或者看到、听到某条信息，这样这个传播过程才形成，媒介、传者、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才出现。否则即使有再丰富的信息，没有被受众接收到的信息便失去一切意义，成为在信息空间中的僵尸或幽灵。在本次大选中，选民与媒介、参选人与媒介、选举人与选民之间都存在着多向互动对话，这种对话是基于互联网的参与和交流互动产生，从而打破了传统媒体主导的一家独大的局面，意见表达从“传者导向”的话语模式转变为多样媒介表达的“众声喧哗”。特朗普选举如此消解了精英分子主导政治秩序的权力。
纵观美国大选，媒体技术都会发挥一些作用，罗斯福利用广播和选民的“炉边谈话”，肯尼迪的电视演讲，奥巴马被称为互联网总统，特朗普被称为“推特总统”。那么，2016年美国大选，社交媒体的应用有哪些“技术创新”呢？是算法，聊天机器人和黑客等技术。
（一）运算法则作为推手：个性化新闻
“算法分发”利用数据技术，筛选用户感兴趣的新闻资讯，极大地提升了新闻的分发效率。作为社交媒体的利器，算法分发逐渐超越编辑分发，成为网络新闻主要的分发方式。有一些评论家、政治传播学者和记者认为，唐纳德•特朗普作为共和党提名人当选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社交媒体和“技术的创新”。
社交媒体就是建立在算法推送基础上的信息传送平台，在社会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公司努力根据大众的个人喜好调整其对用户的服务，如新闻或信息的搜索、定位广告、内容推送等，引发的是大众对信息的偏好，新闻媒介从“媒体中心论”逐渐向“用户中心论”转变。众多新闻客户端和新闻网站，为了给受众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新闻推送越来越趋向于“个性化”—“精准推送”。
新闻运算法则下，新闻的精准、个性化推送无疑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式，“投受众所好，尽媒体所能”。但另一方面，在新闻算法下的个性化推送中，受众感兴趣的新闻堆积在一起，信息同质化严重，视野狭隘，使人不能接触到更多异质化的信息，不能及时地知晓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从而不能做出相应的行为改变，将自己困在“信息茧房”中。
此外，很多网站内嵌的算法会透过使用者的地区、先前活动纪录或是搜寻结果来给予使用者想要的或是观点一致的结果。这也是内容农场网站Upworthy的创办人Eli Pariser提出的言论滤泡Filter Bubble，如Google的个人化搜寻结果以及Facebook的个人化动态消息、亚马逊与Netflix的过滤性推荐系统等等，结果会造成社交网络交流的人常会只听到跟自己类似想法的论述，这可能会导致使用者越来越看不到他们不同意的观点或资讯，认知过于单向，关注同样的话题，并处于他们的文化、意识形态气泡之中，让社会上不同声音彼此沟通交流的管道减少，甚至对民主政治造成危机。还有，相同声音和信息的汇集，其发生和过程便是传媒学所说的“信息流瀑”（Information Cascade），指的是这样一种群众行为：当人们不管自己究竟有什么想法，看见别人怎么样，就有样学样。所学之样可能是直接模仿，也可能是凭猜测或推断别人的意思，然后亦步亦趋。这并不是群众社会的新现象，但便捷、快速的网络社交，大大加剧了这种流瀑的冲击范围和力度。
在巨量的网上信息中，由于技术的便利，用户只选择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想听到的声音，做出的回应，经过回音壁的作用又反馈回来，同一观点被不断激化、强化并推向极端，因此，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并不见得一定会比信息匮乏的时代来得顺畅和有效。用于交流和接收信息的机制和技术以及个性化内容系统（如：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内容和有针对性的广告）以及它们依赖的运算法则—这些技术应用衍生出来的是一种新型的、可策划的媒体，政治话语不可避免地被操控了，对政治话语的公正性及质量危害不小。用公平的、批评性的政治话语来交流想法和价值观几乎不可能实现。[15]有专家指出2016年大选，算法带来的“回音壁”及“言论滤泡”现象需要反思，因为他们屏蔽了持不同政见人的对话空间。[16]
（二）运算法则作为推手：假新闻
算法分发使个性化新闻变得可能，也带来了不少弊端。同样，人工智能依靠机器深度学习、精确的算法以及海量的数据，对信息进行分析与推送。诸如新闻推荐算法、新闻分类算法、新闻热度算法、新闻个性化推荐算法、新闻排序算法、相似新闻算法等，“统治”了新闻的筛选、推送及分发。效率大大提高，机器算法上岗，人工编辑失业成为一种常态。算法主导的时代，更需要把关、主导与引领的“总编辑”，更需要有态度、有理想、有担当的“看门人”。所以，Google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是技术公司还是媒体公司，恐怕很难简单来定义了。
根据2016年1月皮尤调查：超6成美国人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其中在Facebook和Twitter上获取新闻的用户分别达到了66％和59％。2016年8月扎克伯格还表示，Facebook永远是一个科技平台，不会成为一家媒体。为了证明自己科技公司的立场，宣布开除所有的热门话题编辑，将热门话题的编辑、推荐和排名全部交给人工智能。并且，Facebook在取消编辑时就明确表示，作为科技公司，让算法和人工智能代替人工筛检和编辑是必然和已经发生的事。仅仅过了3天，Facebook的“热门话题”中就出现了假新闻。
在美国大选中，除了Facebook外，还有另一大流量巨头Google。在Google中搜索“final election count”（最终选票统计）时，一条声称特朗普赢得普选的结果被置顶，但实际上却是希拉里领先了100多万选票。此事之后，Google受到了多家传统媒体公开批评，质疑其检测假新闻算法的实用性。那些在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算法的人通常不能解释算法以哪种特定方式运行，也不能确定故事或主题“趋向”，一条由用户张贴或转发的新闻，有可能会广泛传播，而平台提供商不会去做任何事实核实的工作，假新闻的出现也是必然的。
据BuzzFeed新闻记者的调查，在过去一年中，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一个小镇韦莱斯（人口4.5万），经历了数字化的淘金浪潮，因为当地人至少推出了140个美国政治网站。[17]这些网站有听起来像美国风格的域名，如WorldPoliticus.com，TrumpVision365.com，USConservativeToday.com，DonaldTrumpNews.co和USADailyPolitics.com等。运营这些网站的几乎都是青少年，大多数帖子都是从美国的右翼网站集成聚合或完全剽窃的。网站主要为亲特朗普的选民提供各种“千年难见的新闻”。写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并迅速发布到他们的网站。然后他们分享到Facebook上，来迎合特朗普的支持者。从Facebook上点击的人越多，他们网站的浏览量带来的广告收益就越大。
美国大选期间，《教皇支持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索罗斯支持黑人权益团体意在搞垮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希拉里案件探员死亡》等“挺特朗普”的虚假政治新闻广泛流传。《俄罗斯报》网站12月16日报道，美国总统大选时，通过脸书网站散布的假新闻受关注程度超过权威媒体的主流报道。结果，20大假新闻获得了871.1万次转载、点赞和评论，而主流媒体的20大新闻则较之少了近150万次。
皮尤在2016年12月1－4日进行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说，虚假新闻正导致对当前事件的基本事实的“极大困惑”。Google和Facebook两大公司都被指责其平台推荐的“假消息”大肆传播影响了大选结果。希拉里（Hilary Clinton）于当地时间12月18日在国会上发表公开演讲称，“所谓的假新闻已经不仅仅和政治党派相关，它已经导致现实生活中的严重后果”，针对过去一年在社交媒体上泛滥的恶意新闻和虚假宣传，各方“必须站起来维护我们的民主制度”。[18]
2016年11月13日，特朗普在接受CBS《60分钟》采访时说，社交媒体是帮助他胜选的一个关键要素。“事实是，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社交媒体的帮助下，我才能赢得这么多的选票。社交媒体使我不需要像希拉里那样在数字广告和传统广告上投入巨资。我认为，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要大于他们在广告上的支出。”“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是很棒的沟通方式。我不是说我喜欢社交媒体，但是它们的确能够让外界听到我的声音。当你们在对我进行负面宣传或者不实报道时，我可以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反击。”特朗普之后，美国社会意识到假新闻，谣言和蛊惑言论对社会的危害极大。从希拉里到美国议员，到新闻主编，到社交网站，互联网技术公司，学者到大学教授都强调必须要认真对待并及时采取措施。有评论家认为，特朗普的成功逆袭，因为互联网带来了一个“后事实”（Post Fact）或“后真相”（Post Truth）时代。
（三）聊天机器人的助兴
“Bot”，全称应该是Chatbot——聊天机器人。是由一群看不见摸不到的聊天机器人组成的大军。过去的聊天机器人是计算机工程师们开发的软件，专门用来跟人聊天。之前在微博微信上刷存在感的微软小冰就是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Bots”正在以飞快的速度进行传播。根据EarthLink的数据统计显示，全球20％的计算机内含有“bot”。这些Bot背后的拥趸主要分成两个组别：平台方和服务方。如Facebook跟微软一样，让第三方服务商把Bot放到自家的IM软件Messenger上。聊天机器人就是自动与其他用户交互的社交媒体帐户，而且聊天机器人在公共政策问题、政治危机和选举等政治信息发布中特别活跃。
他们可以被用于虚增候选人的粉丝数。例如，2011年，Gawker报道说，Newt Gingrich的130万Twitter用户中有多达80％是假的。2016年大选，聊天机器人的数量明显上升，其中大约发出了40万条标签为支持特朗普，反对希拉里的信息。在推特上，他们类似新的自动语音电话，影响和说服选民。
这些自动化的社交媒体聊天机器人帐户是由熟悉Twitter的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人创建的。然后，个别的机器人被组织成更大的集合，称为聊天机器人网络，可以向政治用户或群体发出宣传的信号。研究人员说，这是一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除非社交媒体公司开始调整政治导向的内容。“聊天机器人将继续以更复杂的方式在网上左右选民，掩盖真相，传播假的故事。”政治聊天机器人项目的研究员塞缪尔•沃利说。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者和政府正在利用人和机器人来塑造政治对话。聊天机器人可以执行合法的任务，如传递新闻和信息，或进行恶意活动，如垃圾邮件、骚扰和仇恨言论。不管怎么用，机器人都能快速发布消息并复制，像人类用户那样传递出去。在美国大选第三次辩论之后，Twitter上亲特朗普的帐户自动推送的消息是亲希拉里帐户的七倍。事实证明，这些帐户大多数是由聊天机器人操作的，这也是计算宣传的最新工具。塞缪尔•沃利说：“这绝对是这次大选最重要的数字化内容之一。”[19]
（四）诡异的黑客攻击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政府幕后主使了针对这届美国大选的黑客行为，并故意通过维基揭秘泄露相关文件来影响大选。他们相信俄罗斯政府高层直接参与了窃取和泄漏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文件的活动，以此影响2016年的美国大选。美国情报总局局长克拉珀（James Clapper）、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Michael Rogers）、美国国防部安全局局长莱特尔（Marcel Lettre）共同签署的一份声明中称，“只有俄罗斯最高层”才是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盗窃数据和公开数据的责任承担者。这份于2017年1月5日提交给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声明指出，俄罗斯黑客大规模袭击了美国政府组织、重要基础设施以及一些企业。该声明还否定了特朗普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以至于出现对其有利结果的质疑。
正如郑永年所说，特朗普现象与社交媒体密切相关。没有社交媒体，就不可能有特朗普现象。[20]因为社交媒体对传统政党构成了挑战。近代以来，政党是组织政治生活最有效的方式，但是政党演变到现在变成了精英俱乐部，是精英的政党，精英俱乐部自然就有脱离社会的趋向。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传统媒体、传媒机构，要么受资本控制，要么受政治控制。社交媒体出现以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社交媒体有很多的倾向性和社会功能，政党的很多功能可以被社交媒体所取代。
特朗普在选举中借用了共和党这个平台，把共和党这个名字放到了社交媒体平台，使政党社交媒体化。这种做法其实奥巴马已经在用了，但这次是用得最充分的。以前的选举，候选人是借助传统媒体加上社交媒体，现在特朗普排斥了整个传统媒体，他的崛起完全靠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and the Rise of Donald Trump
TIAN Zhi-hui ZHANG Xiao-li LIANG Li-jun
Abstract: The 2016 US election is a process full of incidents, and the result is so astonishing that has caused heated debates around the world. Donald Trump, candidate with totally no political experience has finally won the election, where social media played a crucial role. The article starts discussion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t elaborates at both macro and micro level on how social media are applied in some political events and American election. And then it digs deeper to how social media propelled the rise of Donald Trump and how Internet culture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ccount for the result.
Key Words: social media; Donald Trump; the US election; Internet
（责任编辑：李晓晖）
作者简介：
田智辉：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留学英国，获传播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研究领域为新媒体、网络传播、国际传播等方向。
张晓莉：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国际新闻学专业2015级研究生。
梁丽君：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硕士，现任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高中语文老师，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和《现代传播》上发表过有关新媒体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
参考文献
[1]王文：《Web2.0时代的社交媒体与世界政治》，《外交评论》2011年第６期
[2] Maeve Duggan, Aaron Smith: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n Social Media, Pew Research Center
[3] Stieglitz,S.,Linh Dong-Xuan,"Political Communicaiton and Influence through Microblogging－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entiment in Twitter Messages and Retweet Behavior, " System Science (HICSS)，2012 45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2012 IEEE, pp, 3550-3509.
[4]［英］布赖恩•麦克奈尔著，殷祺译：《政治传播学引论》第11页，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5]韩娜：《社交媒体对政治传播影响的研究——基于批判的视角》，《新闻记者》2015年第8期
[6]赵俊：《论网络新媒体对非洲国家政制发展的新挑战》，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第二辑
[7]广告门，http://www.adquan.com/post-2-35581.html
[8]王斌，陈榆：《政治人物在社交媒体上的竞选理念呈现：以希拉里和特朗普的Instagram账号为例》，《对外传播》，2016年09期
[9]何威，《“互联网总统”的迷思——2008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互联网应用分析》，《国际新闻界》，2009（1）：78
[10]卢冉：《社交媒体在美国政治传播中的应用》，《新闻世界》2013年第5期。
[11]徐剑梅：《社交媒体“捧红”特朗普的隐忧》，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6-11/04/c_1119847307.htm
[12]盛媛：《“社交媒体总统”特朗普的崛起》，新浪科技，2016-11-11http://tech.sina.com.cn/i/2016-11-11/doc-ifxxsmic5964050.shtml
[13]刘文富：《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第247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4]田智辉、梁丽君：《互联网技术特性衍生的文化寓意：更新、缓冲与纠错》，《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五期
[15] Brent Mittelstadt, David Sutcliffe. Should there be a better accounting of the algorithms that choose our news for us? [EB/OL].
https://www.oii.ox.ac.uk/should-there-be-a-better-accounting-of-the-algorithms-that-choose-our-news-for-us/, 2016-12-07
[16] Jeff Jarvis. A Call for Cooperation Against Fake News [EB/OL]. http://buzzmachine.com/2016/11/18/call-cooperation-fake-news/, 2016-11-18
[17] Craig Silverman, Lawrence Alexander. How Teens In The Balkans Are Duping Trump Supporters With Fake News [EB/OL].
https://www.buzzfeed.com/craigsilverman/how-macedonia-became-a-global-hub-for-pro-trump-misinfo?utm_term=.xyOXrAOg4& 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agvz694O. 2016-11-04
[18]卿滢：败选后二度露面希拉里呼吁打击假新闻泛滥[EB/OL].http://t.cn/RI7eOBY. 2016-12-09
[19] Bence Kollanyi, Philip N. Howard, Samuel C. Woolley. Bots and Automation over Twitter during the Third U.S. Presidential Debate[EB/OL]. http://politicalbots.org/wp-content/uploads/2016/10/Data-Memo-Third-Presidential-Debate.pdf. 2016-10-27
[20]郑永年、莫道明：如何避免“特朗普现象”在中国蔓延扩散[EB/OL]. http://mp.weixin.qq.com/s/giFtf7cP-xKzMjgmKAciDQ. 2016-11-26
从1996年的美国大选开始，互联网对政治选举的介入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早期国外学者主要着眼于观察美国大选中互联网的使用方式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Warnick1998，Johnson et al. 1999，Anne et al. 1999），认为互联网只是导致民主的强化而非民主的变革（Bruce & Davis 2003）。
在2000年政治选举周期中，皮尤研究中心开始对互联网在美国政治选举中发挥的作用进行跟踪和调查，报告内容包括利用互联网参与选举的方式与目的、互联网政治新闻的消费、网络政治活动等方面的数据更新，选举中出现的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以及互联网与选举结合的趋势分析等内容。学者们也注意到竞选网站已经对传统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产生显著影响（Ku,Kaid,Pfau2003），互联网开始重新塑造美国的选举进程（Foot & Schneider 2002）。
从2004年大选博客正式参与报道，互联网已经在美国大选中扮演重要角色，学者们的研究角度进一步深入与拓展，并出现了从历史角度、综合角度对互联网和美国历届大选进行研究的论著。如Jennifer Stromer-Galley从组织、资金、总统候选人形象、民意调查和新闻媒体、公民参与五方面详细描述了五次大选（1996年-2012年）中数字通讯技术（DCTs）这一战略工具的使用，提出2004年大选代表了从大众传媒竞选到网络竞选的范式转变（Stromer-Galley 2014）。柴颖和谢新洲根据媒介技术的发展把竞选历史分为3个阶段：前广电媒体阶段、广电媒体阶段、互联网阶段。回顾了第三阶段20年来互联网在美国竞选中逐步发力的过程（柴颖,谢新洲2013）。
而直到2008年人们才真正惊叹于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对美国大选及竞选环境的巨大影响，学界的相关研究急速上升。有学者直言互联网颠覆了当代美国选举政治，奥巴马是这个全新选举政治结构的行动符号（李镭2008）。
经过多年研究积累，学术界在五个关键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1）在大众行为层面，互联网并没有改变基本的参与不平等；（2）小额捐赠行为在增加，并且往往流向倾向某一极端的候选人；（3）“世俗的动员工具”对政治竞选活动运作的影响最大；（4）数据分析和“文化测试”成为政治竞选活动大幅资源支出的地方和日常工作；（5）在竞选中采用数字技术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党派差别（Karpf2013）。但因为互联网仍处于持续、快速、颠覆式的发展之中，每次大选实际公开的数据是非常不足、易变和短暂的，互联网政治研究者面临着不断需要重新辨认、评估竞选行为和重新构想理论的挑战。
2016年美国大选，被一些人称为“第一个真正的互联网选举”（Keen2016），因为在过去的美国政治选举中，互联网只是讨论的一部分而不是完全主导。尤其是特朗普出现在美国大选上，被许多评论家贴上了时代转折的标签，是新媒体深度改变世界的直观表现。
很多人认为特朗普的胜利要归因于互联网，不论是好的原因还是坏的原因。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信息平台的有效性使其成为候选人获取支持的主要手段，这可能标志着政治竞选完全依赖大笔资金的终结，是美国政治的新方向（Rash2016）。而另一方面也有人悲观地认为这次选举并非展示了信息时代所赋予的荣耀——公民应该获得比以往更多的关于候选人和议题的信息，而是代表了错误信息时代的崛起。许多信息迷雾起源于数字技术，而特朗普领导了这一趋势。对于社交媒体在这次选举中所起的作用也是褒贬不一（Lang2016，Sanders2016）。皮尤研究中心对某一时间段内总统候选人对网站和社交媒体的不同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随着竞选团队对社交媒体的重视提升，竞选网站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信息受到严格控制，公众参与缩小，而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与公民进行更多互动交流的新空间[1]。另外互联网模因（Internet meme）[2]成为一个特殊关注点，尤其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支持者创造了大量互联网模因文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众舆论以及这一届大选（Hess2016，Phillips2016）。
对于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互联网中的使用，人们已经做了各方面的研究和总结。但是，迄今依然没有比较系统和体系的结果。本文尝试从网络空间而不是简单互联网的角度来进行系统分析。
网络空间（Cyberspace）定义。网络空间（Cyberspace）对应的是现实物理空间，但网络空间超越于现实空间，又主导现实空间。两种完全不同特性的空间具有不同的内在规律，也代表着工业时代和网络时代两种不同模式！这两种范式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传统范式可以形象地称为大教堂范式，而网络空间范式，可以形象地称为大集市范式。这两种思维模式开始代表着两种世界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集中式与自组织，控制式与动员式。传统范式更适合于现实空间，新范式更适合于网络空间，对一个国家而言，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是相互作用的，所以两种范式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协同和融合。与现实空间相比，网络空间有着自己独特的特性，包括虚拟性、草根性、自由性、即时性、全球性、复杂性等，这些特性来自于网络空间的技术特性、物理特性、文化特性和政治特性。
比起互联网概念更多体现为一种应用、传播手段和工具，网络空间更能够体现整体社会环境的变革，和更加系统性的分析视角，更加贴近互联网变革深层次的真实。到2016年，全球网民达到35亿人，正式超过全球人口的一半。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全面普及，一个真正基于互联网和移动网络的虚拟空间真正形成，而且网络空间超越现实空间，主导现实空间的新的社会运行机制正在形成。网络空间不仅仅在改变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机制，也在深刻改变商业和经济运行机制，改变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而特朗普当选，以及英国脱欧、恐怖主义全球化等最新趋势，都说明，网络空间也正在深刻改变着原本立足于现实空间的传统政治运行机制。也就是说，只有超越互联网本身，站在网络空间的视角，才能更全面、更深刻、更清晰地了解互联网发展深入至今而引发的社会深层次变革，也才能更好总结和回答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出人意料胜出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
显然，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可以看出本文与之前的研究的不同：
1.更加全面。之前的大量分析和研究多是针对某方面的互联网应用，缺少全面的互联网策略分析。
2.更加深入。从手段层面进行描述的文章有不少，但在方法、规律层面上的分析还不够深入。
3.更加系统。美国大选并不单单是美国一个国家的事情，不管是社交网络、大数据，还是假新闻、黑客事件，都跨越了一国之境，可以说席卷了整个网络空间的互联网用户，而目前的研究较少从全球视野、从网络空间视角来看问题。
从互联网到网络空间视角，来分析特朗普在大选中值得借鉴的策略和规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第一个层面：直接面对选民和社会大众层面，相当于网络空间的前台，主要是以社交媒体为核心，网站与智能手机为辅助。
2.第二个层面：指支撑前台的技术、策略和运营，相当于网络空间的中台，主要是以全新的大数据分析为核心，通过数字政治营销进行定位和定向宣传。
3.第三个层面：全球网络公共空间中看不见的战场，相当于网络空间的后台。包括假新闻、维基解密和黑客攻击等手段，还有暗网的世界。
（一）社交媒体
2016年社交媒体对美国大选的影响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如同广电媒体之于1960年美国大选，Web2.0之于2004年美国大选，社交媒体之于2016年大选是再一次的竞选模式的颠覆。特朗普曾在接受CBS采访时表示，社交媒体是帮助他胜选的一个关键要素。他直言，“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社交媒体的帮助下，我才能赢得这么多的选票。社交媒体使我不需要像希拉里那样在数字广告和传统广告上投入巨资。”“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能够让外界听到我的声音。当你们在对我进行负面宣传或者不实报道时，我可以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反击。”[3]
不仅仅是特朗普提到的宣传、实时传递信息的功能，社交媒体可以说已经深度融入到了媒体、筹款和宣传整体竞选战略的各方面。而特朗普之所以获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以一种其他任何总统候选人都未曾使用过的方式利用了这种新媒体，他将社交媒体作为和美国人民之间的直接沟通渠道，并一直主宰着Facebook和Twitter上的谈话。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候选人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发表信息的速度大致相似，但特朗普得到的公众反馈远超其他候选人。[4]
图1.候选人发表帖子的平均反馈（数据来源：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5月11日-31日）
1.Facebook
作为算法驱动的世界编辑和新闻守门人，Facebook在世界很多信息系统中拥有巨大的力量。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几乎一半的美国成年人依赖Facebook作为自己的新闻来源。[5]这使Facebook在2016总统选举中的作用受到了仔细的审视。
2016年，Facebook平台更加开放，视频的使用和成熟度快速提升，候选人频繁使用视频来传递事实或信息，同时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使实时直播成为2016年的主流应用。到2016年11月1日，1.28亿的美国人在Facebook上发布与选举有关的帖子，点赞、评论和分享的数量达到了88亿。[6]毫无疑问，Facebook已经成为候选人接触选民、表达政策立场以及人们参与政治进程和分享观点的重要平台。从10月24日开始一直到选举日，特朗普每天下午6:30使用Facebook独家直播夜间竞选脱口秀，由竞选顾问和著名评论员共同主持，对特朗普每个集会进行评论。脱口秀第一次直播就有超过55000名活跃观众。
Facebook还是关键的网络筹款和数字广告渠道。特朗普2亿5000万美元网络筹款中的大部分产生于Facebook，同时他将最多的数字广告投向了Facebook。[7]而Facebook庞大的样本量也证明了其在获取选民反馈中的巨大优势，使精准的广告营销成为可能。特朗普的数字总监布拉德·帕斯凯乐（Brad Parscale）表示，8月的一天，特朗普在一次宣传活动中通过10万个不同的网页向Facebook用户展示了广告，每一个网页都“微定向”到不同的类型的选民。希拉里团队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她也采用了相似的策略。作为一种政治广告媒介，Facebook的作用在与日俱增。
Facebook另外一个充满争议的作用是对虚假新闻的扩散，并且可以让我们只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一些人指控它帮助传播错误信息和虚假新闻，影响了美国选民投票。[8]例如关于希拉里的恶作剧和谣言影响了人们的判断和选举结果，导致特朗普获胜。还有人怀疑其助长了“过滤泡沫”，即用户主要跟信念相同的人进行互动，从而形成政治两极化。但不管假新闻到底有没有影响选举的结果，Facebook作为一个平台却的确深刻影响了这次大选。
2.Twitter
特朗普2009年3月开通Twitter，2015年6月16日宣布参选，2016年11月9日获胜成为美国总统。截至2017年1月19日，共有粉丝2032万，发表推文34330条。通过对其粉丝资料的过滤和分析，大概52%是男性，48%是女性，多数年龄在24-34岁，大约28%在35-44岁。[9]特朗普参选之前就是Twitter活跃用户，拥有远高于其他候选人的追随者，仅低于希拉里，参选后不久就将希拉里甩在了身后，Twitter月均转发和点赞也急剧增长。[10]
以2016年7月19日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提名正式成为总统候选人至2016年11月8日美国大选投票日这一时间段为例，特朗普共发表了1409条推特，平均每天12条，平均转发11076次，29068赞。期间Twitter活跃度和话题标签使用情况如下图。（以下特朗普Twitter数据均来自Twitonomy网站）
图2.特朗普推特活跃图（图片来源：Twitonomy网站，2016年7月19日-2016年11月8日）
图3.使用最多的话题标签（图片来源：Twitonomy网站，2016年7月19日-2016年11月8日）
从发布时间上看，特朗普每天几乎所有时间段均有推文。标签使用最多的是竞选口号，其次是中性的事件标签“debate”和伙伴标签“trumppence”，然后就是攻击对手的负面标签“crookedhillary”。同样的推文中转发最高的是2016年11月8日中午发的“TODAY WE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其他高转发量的则是对希拉里和奥巴马的讽刺。在选举的冲刺阶段10月9日至11月9日，特朗普平均每日推文增至16条，粉丝增长180万，增长率达到14.7%，比希拉里的118万涨粉有明显优势。[11]
特朗普对推特的熟练掌控使他与选民保持着有效的政治沟通，也有效地保持了他的高关注度。Crockett通过对特朗普推文的分析发现其三个特征：一是词汇简单重复，依靠单音节的词；二是经常性使用感叹号和大写；三是充斥情感负面的推文，其中大部分是羞辱性的。[12]纽约时报就曾列举过特朗普在推特上羞辱过的完整名单，包括305个人、地和物件。[13]这种语言模式正符合Twitter的三个本质特征：简单、无礼、易冲动。[14]这些特点都有助于加强他对粉丝的“情绪传染”，这也解释了其Twitter广受欢迎的原因。人们相信他是在用无过滤的本色方式进行沟通，于是在特朗普手里，推特成为政治宣传、干扰、报复和攻击的工具，他通过煽动性的声明、属性化的评论、歪曲的事实、即兴的演讲风格来吸引争议，这些策略塑造了特朗普在现代政治中缺乏的、赤手空拳的形象——“一个蓝领亿万富翁”[15]，这极大吸引了心怀不满的选民。特朗普就是Twitter病毒性传播模式的最好模板，所以会有人说Twitter的时代几乎确保了特朗普的崛起。[16]
3.其他社交媒体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几乎在所有主要的社交媒体上都建立了账号，其中较为重要的社交平台还有Instagram、Youtube、Periscope、Vine、Reddit等。
Instagram，近两年来成长最快的图片分享社交平台，也是年轻人的聚集地，是拉拢年轻选民的关键战场之一。特朗普除了喜欢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发布到Instgram上外，还聘请新媒体主管Justin McConney，将特朗普在电视中的画面重新剪辑组合上传。2015年8月第一次共和党初选辩论后，特朗普立刻发布视频发表针对移民问题的评论，交替出现在美国犯罪的非法移民照片和对手布什的辩论谈话：“是的，他们触犯了法律，但不是重罪…这是一种爱的行为”。这段视频瞬间使“爱的行为”成为网络热点或者说是网络模因，也被认为标志着共和党提名初选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是特朗普政治崛起的关键时刻，[17]也是Instagram从名人用来提升形象的个人照片app转变为宣传工具的关键事件。[18]
YouTube，一个保守派媒体（Right Side Broadcasting NetworkRSBN）一直忠实地摄录特朗普集会的场景并将视频上传YouTube，该频道成为最全面的特朗普政治脚步的记录者，截至2017年1月拥有近25万订阅者，而CBS新闻的订阅者也才20.7万。竞选期间，特朗普团队也一直给RSBN在集会上的优先位置和与社交媒体总监直接连线的权力。[19]
Periscope，2015年兴起的流媒体直播应用。特朗普每周在Periscope发布流媒体内容，虽然他不是第一个使用Periscope的政治人物，却是第一个固定设有问答专栏“Q&A特朗普”的人，回答来自挑战者和支持者的不同问题。
Reddit，社交新闻社区，由各种主题的“subreddits”（用户运行的留言板）组成，是一股强大的互联网文化力量聚集地，产生了大量互联网模因。特朗普subreddits一直位列其最活跃社区之一。2016年7月特朗普还参加了Reddit的AMA（Ask Me Anything）问答活动。同样的还有4chan网站，一个著名的匿名论坛，将近一半用户来自美国，也是制造、传播2016年大选的互联网模因的主要基地，也被很多人质疑其制造了很多候选人的政治丑闻和谣言。
（二）网站
竞选官网是每次竞选周期中每个候选人的标配，特朗普也不例外。从1996年帕特里克•布坎南第一次利用网站竞选到现在，竞选官网的设计风格、模块、功能已经基本成熟。特朗普的官网是https://www.donaldjtrump.com/，网站以候选人名字为域名，内容包括候选人形象展示、信息发布（活动信息、媒体报道、政策立场等）、捐款、志愿者报名、邮件列表、在线商店等，设计简单、干净、重点突出，功能也甚是完备。
竞选网站是面向选民的官方窗口，主要担负着展现候选人及竞选团队风格、网络筹款、有效传播官方信息的功能。也是支持者的活动中心，邮箱注册后就能得到特朗普的网络即时通告，详细了解特朗普的动态；在网站上输入自己的邮政编码，就能得到所在地区为特朗普进行助选活动所具有的信息列表。同以往竞选周期有所不同的是，竞选网站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信息受到了严格控制，内容主要是静态的新闻更新、政策立场声明等，相比2012年大选人们可以在竞选网站上发表评论或表达意见，公众参与度明显缩小。
除了竞选网站外还有对对手的攻击网站，如列举了希拉里几大谎言的https://www.lyingcrookedhillary. com/，“狡诈（crooked）”是特朗普使用最多的希拉里相关标签。当然，其他人针对特朗普的攻击网站也不会少。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更多宣传行为和攻击行为转化为了各式各样的移动应用，传播也更为迅速、广泛。
（三）智能手机
2016年，移动互联网流量占互联网流量的比例达到了68%，智能手机普及率达到了56%，60%的互联网消费来自移动（Zenith Media）。全球移动用户平均安装了33个应用，其中每天平均使用12个应用，80%的精力消耗在3个应用上（KPCB）。
特朗普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Vine等移动应用上都非常活跃。据统计，特朗普89.2%的推文是使用智能手机发的，其次才是来自网页和iPad。其中30%来自特朗普的安卓客户端（数据来源：Twitonomy网站）。David Robinson分析发现，特朗普分别发自Android和iPhone客户端的推文很明显来自不同的人，iphone客户端倾向于发表事件“声明”类推特，是由竞选团队运营；而Android客户端倾向于发表图片比较少的推特，是由特朗普亲自编写的。[20]可以说智能手机是本身并不熟悉互联网的特朗普通过互联网与公众沟通的主要工具。
2016年大选还流行使用移动app进行宣传和攻击，如养成类小游戏Hillary 2016，一般都会同时具备更新新闻、活动和捐款等功能，还有黑川普的应用“Trump Yourself”等。
（一）大数据
在大数据时代，人们的行为都被具体化、公式化，大数据时代的政治竞选方式也被重塑，不管是广告投放、拉票还是集会演讲、筹款，都离不开对大数据的依赖。在特朗普的数字战略团队中，大数据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CA）是不可忽略的角色。
CA是特朗普线上活动的负责公司，其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是特朗普的数字战略负责人，董事会成员、右翼在线媒体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前执行董事长史蒂夫·班农是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和首席战略师。CA在2014年就参与了美国的竞选活动，最初担任共和党人本·卡尔森（Ben Carson）和泰德·克鲁兹（Ted Cruz）的顾问，同时还是英国脱欧支持行动的幕后角色。CA的核心产品即选民数据建模和政治营销——微定向，基于OCEAN模型从数字足迹测绘个体个性。
该产品的原理是使用数据驱动的心理测量学来微观定位选民，心理测量学即根据数据采集对人类的五种人格维度（指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随和性、情绪稳定性，根据首字母合称OCEAN）进行测量，主要通过调查问卷判断个人的倾向性，得出OCEAN值，再对比线上数据得到关联性，建立OCEAN模型。然后就可以基于OCEAN模型再通过线上行为反向推测用户信息。比如开发了基于Facebook的OCEAN模型的科辛斯基证明，平均从一位Facebook用户的68个赞中可以推测出他的肤色（95%准确度）、是否同性恋（88%准确度）、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85%准确度）。所以说这种模式不仅能通过数据来创建心理档案，还可以反过来搜寻特定的心理特征人群。CA就成功定位到了年纪较大的白人选民群体，主要表现为认同民粹主义思想，更关心法律与秩序、移民和工资三个大问题，蔑视两党奉行的政治体制，希望美国回到过去的美好年代，[21]特朗普恰恰符合他们的胃口。
CA利用这种模式已经描述了美国所有成年人的个性，然后针对每一个选民提供不一样的信息。比如在特朗普和希拉里辩论的第三天，他的团队向脸谱网发送了超过18万种不同的信息，仅在标题、背景颜色、使用照片还是视频等细节上有微小的不同，根据特定收件人不同的心理特征进行调整。这种定制广告不仅投向倾向特朗普的选民，提高拉票效率，还意图“压制”希拉里的潜在选民投票，使他们远离投票箱。比如给迈阿密的小海地区居民提供克林顿基金会在海地地震后扣留善款的消息。
这种使用心理测量学的心理行为分析、大数据的分析、定位和定向宣传方式奠定了CA政治营销的基石，帮助特朗普成功赢得了美国大选。然而相对应的是，即使希拉里继承了第一个社交网络总统奥巴马的遗产，拥有民主党庞大的地址列表数据库，与来自蓝色实验室（BlueLabs）的前沿大数据分析师合作，以及获得谷歌和梦工厂的支持，最终对她却没有任何帮助。
（二）数字政治营销
KPCB发布的《2016年互联网趋势报告》指出美国互联网广告增速在加强，2015年为20%，2014年为16%，其中移动广告增速达66%。而在美国互联网广告的新增长份额中，谷歌和Facebook就占比76%。
根据统计，在2008年大选花费的62亿美元竞选广告费用中，数字广告只占了微不足道的2200万美元，直到2016年大选竞选团队才真正将资金花费至数字政治广告上。这次选举共投入政治广告资金98亿美元，费用比2012年涨了4.6%，同时政治广告的景观完全改变，广播电视在政治广告占据的份额从2012年的57.9%下降到了44.7%，而数字媒体则从1.7%上升到了14.4%，其中大部分支出流向谷歌和脸谱（数据来源：Borrell Associates）。Borrell Associates还预测投向数字媒体的总统竞选广告费用将会不断增加。
根据希拉里和特朗普阵营提交给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最后一份筹款和开支报告，截至10月中旬，特朗普竞选阵营在媒体宣传与在线广告的投入，分别占总开支的27.4%和23.6%;而希拉里竞选团队在上述两项上的占比则分别为53.3%和3.5%，两组数字形成鲜明对比。而像特朗普这样擅长经营Twitter的，还不需要花钱。截至8月份时，NBC曾报道希拉里的竞选团队在电视广告上已经花费了5200万美元，而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一分没花。[22]媒体分析机构media Quant测算，若把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被提到的次数换算成金钱，那他得到的免费广告效益迄今为止已高达约20亿美元。且这项数据到11月8日的大选后，可能将上涨至50亿美元。
这一层面的黑客攻击、维基解密以及假新闻虽然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与特朗普有关，但可以确定与美国大选的利益相关方有关，并都为特朗普的胜选发挥了间接作用。
（一）黑客攻击
2016年7月，维基解密公布了希拉里一方民主党委员会内部约2万封的绝密邮件，即所谓的邮件门事件。随后希拉里竞选经理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因为黑客的钓鱼邮件泄露了自己的邮箱被维基解密公布。类似事件的相继发生，使黑客成为2016年大选中的热门话题，并极大伤害了希拉里的政客形象。10月底，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距投票日不足两周时宣布重启调查希拉里的邮件门事件，这对特朗普选情构成关键转折点。
据网上传说的说法是一名自称来自罗马尼亚的黑客Guccifer2.0通过Dnc的软件服务商NGPVAN来获取文件。DNC以及一些专家则相信黑客行为的背后是普京政府。
2016年10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联合发表声明，指认APT28和APT29等黑客组织在俄罗斯政府的操控下侵入民主党网络系统，窃取并传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负面消息，意在影响美国总统选举及舆情，帮助特朗普获得最终选举的胜利。2017年1月11日，特朗普胜选后的首个记者会上，首次承认俄罗斯在美国大选中对民主党实施了网络攻击，也称民主党对于网络攻击没有做好防范准备，但是特朗普坚持认为美国大选合情合理，没有收到黑客网络攻击的影响。不管真相如何，网络黑客和维基解密都为特朗普的选战提供了“神助攻”。
（二）维基解密
2016年7月22日，维基解密公开了美国民主党高层内部绝密的19252封邮件，7月27日，又挂出了29段音频文件，显示希拉里勾结民主党高层，内定了党内候选人，并参与了“洗钱”和操控媒体等多项丑闻。民主党委员会高管在邮件里详细的列出了如何把社交网站黑川普的话题推上首页和热门的无敌矩阵，包括如何利用twitter、facebook、google和具体的川普黑料。
10月后维基解密开始持续发布消息，公布的希拉里团队负责人波德斯塔邮件显示，希拉里和前副总统戈尔关系很不好。此外，希拉里并不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她只是需要争取反TPP的人为她投票。甚至还有曾被称为“行为艺术之母”的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邀请波德斯塔参加她组织的“精神烹饪”活动。
维基解密一个月的持续爆料瞬间将舆论注意力引致希拉里身上，而当时特朗普正因对女性的不当言论遭受批评。虽然很难精确衡量维基解密对信息的披露到底对美国大选有多大程度的影响，但通过十月份Google对维基解密搜索的大幅度上升可以看出这件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兴趣，以及克林顿在民意调查中的下降时间大致与电子邮件发布时间表相匹配。[23]
维基解密在这次大选中的角色受到极大争议。有人说这些解密对选民来说是宝贵的信息，也有人指责隐藏在黑客背后的俄罗斯，认为维基解密协助外国干预美国选举。在这里，维基解密同时具备了新闻记者和尖锐批评家的双重身份，而创始人阿桑奇也成为在公共舆论领域起着潜在的重要作用的特殊人物，[24]虽然阿桑奇解释说只是为了揭示真相，但仍破坏性地摧毁了希拉里的形象，把特朗普从丑闻中解脱出来，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甚至声称这对选举结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假新闻
美国总统大选白热化时，互联网上充斥着铺天盖地的假新闻，包括阴谋论、误导、偏见、骚扰和仇恨言论，这些内容被制作出来专门在如今成为大众传播和媒体消费核心的互联网上散播。而在缺少明显第三方过滤或编辑判断的社交平台以及平台上极易两极分化的选民中，毫无根据的偏见和怀疑很容易找到支持，在Facebook、Twitter上疯狂转发传播或者被谷歌的搜索算法推广后，最终成功渗入了大众的政治讨论中。例如一篇来自子虚乌有的刊物《丹佛卫报》的“报道”：一名被疑泄露了希拉里私人服务器上邮件的FBI特工被发现死于谋杀或自杀，在Facebook上被病毒式扩散。或者希拉里可能正试图隐瞒自己酗酒和吸毒。
很多假新闻利于特朗普，这使得Facebook可能起了使竞选局面倾向特朗普的作用引发了极大的担忧和批评。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虽然反驳了很多批评，称该网站传播的新闻中只有1%是假新闻，但是考虑到如今将近一半的美国人都把该网站作为新闻获取渠道（皮尤），该数字代表着相当庞大的传播量。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得他试图采取措施以解决该问题，同样的还有谷歌和Twitter。[25]
有学者证明Facebook上最流行的假新闻比最流行的主流新闻报道传播地更广泛，很多人看到假新闻就会相信，而讨论最多的假新闻对特朗普更有利（Silverman2011）。很多分析师和评论员认为如果没有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假新闻，特朗普也不会成为总统。但斯坦福大学一份关于假新闻的报告提供的证据表明虽然Facebook上有利于特朗普的假新闻共享次数将近4倍于有利于希拉里的假新闻的共享次数，美国人平均记住0.92个利于特朗普的假新闻和0.23个利于克林顿的假新闻，并有超过一半的人相信。但社交媒体只是一个重要的但非主导的竞选新闻来源，即使流传最广的假新闻也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看过。如果说假新闻改变了选举结果，那么一个假新闻需要有相当于36个电视竞选广告的说服力。
以上三个层面，以社交媒体、网站、智能手机为前台直接面向选民和公众，以大数据的分析、定位和定向宣传为支撑，同时还包括黑客、维基解密、假新闻等隐蔽战线的斗争，构成了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的整体互联网策略。迄今，从特朗普的各种表现以及国内外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表明，特朗普本人并不真正热爱、熟悉并娴熟互联网本身，也基本没有系统性的懂得网络空间的思维新智慧。甚至，其政策主张中不乏背离互联网精神的“反互联网”的特点。但是，这不妨碍特朗普施展其更加娴熟的网络空间策略。尤其是其他候选人更多固化在传统政治的束缚之中。另一个关键在于，由于网络空间并不完全脱离现实空间，而是两大空间相互融合、相互互动、相互作用的客观状况。传统积累的问题都可能成为网络空间中的有力武器。
其一，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的角色变化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62%的美国人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26]这是个惊人的数据。特朗普的侵略性和对Twitter等平台的非常规使用反而生成了新闻，[27]这次大选中美国新闻媒体一直将特朗普的Twitter作为新闻来源，通过强迫性的覆盖给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免费广告。据估计，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得到了20-30亿的免费媒体报道（Confessore,Yourish,2016;Schroeder,2016）。维基解密作为新闻媒体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在公共舆论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继续塑造着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塑造着越来越庞大的线上行为体拥抱新闻的方式。然而维基解密却曝光了主流媒体被希拉里团队所操控。从新闻受众、广告资源、舆论塑造各方面新闻媒体都开始受到社交媒体的压制，新闻媒体开始反思其在特朗普胜选中的角色，[28]怀疑是否标志着新闻媒体的完全退化。可以预见的是使用社交媒体将成为选举中的基本生存技能，政客们会更倾向于展现个性。特朗普是获得政党支持最少、依赖政党资源最少的总统，但依靠社交媒体自己就能成为媒体、广告和筹款机，从而很大程度上摆脱或绕过政党、正规媒体和社会价值规范的约束。[29]
其二，大数据的分析、定位与定向宣传
一方面大数据已经成为政治竞选每一个环节的支撑要素，竞选团队需要运用大数据分析来辨别每个人的年龄、地址、兴趣、个性和政治倾向，定位不同的个性群体，向特定个体传送个性化定制的宣传信息，从而降低成本、提升效率。而另一方面这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当通过大数据可以轻易搜寻到某类特定人群时，某些政治风险便难以控制。
其三，政治竞选的全球参与
网络空间的全球性使美国的总统竞选成为一场全球狂欢。来自俄罗斯的黑客，欧洲的维基解密，据调查架设于东欧小镇的假新闻网站，跨境的数据流通，以及拥有全球用户的社交媒体网站，都说明如今的政治选举甚至政治生态都不可能局限于一国事务，而不受到其他国家、地区、组织甚至个人的干预和影响。如CA同时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竞选提供大数据，并已接收到法国政治活动家的邀请；其英国母公司SCL甚至参与推翻发展中国家，对阿富汗民主进行心理操纵，影响他们对北约的态度等。
特朗普和特朗普团队，根据当今美国民众和社会的现实变化和困境，比起其他竞选者，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网络空间新的内在规律，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是相比于现实空间，网络空间所具有的草根性、即时性、全球性等特点。从中能够总结出一定的规律和内在逻辑，不但对于理解特朗普崛起很关键，而且对于理解正在发生的政治运行机制和政治体制的变革趋势，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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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lbright J. How Trump's campaign used the new data-industrial complex to win the election[J]. USApp– American Politics and Policy Blog,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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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annes G, Mikael K,张洁译.特朗普撼动世界背后的大数据风暴.澎湃新闻,2017-02-04.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11437
[13]沈阳.研究特朗普超14000条推特发文后，有这样几个发现~.清博舆情.2017-01-05.http://home.gsdata.cn/news-report/articles/1541.html
Trump's Internet Strategy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yberspace
FANG Xing-dong CHEN Shuai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rump's Internet strategy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yberspace rather than simple internet perspective. Mainly from three aspects: (1) social media, website and intelligent mobile phone that directly face the level of voters and the public; (2) big data analysis and digital political marketing that support level of the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operation; (3) hacker attacks, Wikileaks, false news that hide behind the global public cyberspace.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rump's Internet strategy that follow the new inherent law of cyberspace consciously or not, and the summary of some rules and internal logic,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Trump, and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 trend for ongoing political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Key Words: Trump; Internet; U.S. Election 2016
（责任编辑：李晓晖）
作者简介：
方兴东：汕头大学国际互联网研究院院长、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院长、互联网实验室主任。
陈帅：汕头大学国际互联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互联网治理、网络传播。
文章注释
[1] PewRsearchCenter. Election 2016: Campaigns as a Direct Source of News. JULY 18, 2016. http://www.journalism. org/2016/07/18/election-2016-campaigns-as-a-direct-source-of-news/
[2]维基百科：模因是文化资讯传承时的单位，模因目前比较公认的定义是“一个想法，行为或风格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文化传播过程”。互联网模因指某人或者某事一夕间在互联网上被大量宣传及转播，一举成为备受注目的现象。
[3]扎克伯格说FB没影响大选，特朗普却认为这是关键之一. http://www.cbnweek.com/articles/theme/15123
[4] Election 2016: Campaigns as a Direct Source of News. PewResearchCenter. JULY 18, 2016. http://www.journalism. org/2016/07/18/candidates-differ-in-their-use-of-social-media-to-connect-with-the-public/.
[5] Gottfried, J., & Shearer, E. (MAY 26, 2016). News Us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2016.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 journalism.org/2016/05/26/news-use-across-social-media-platforms-2016/
[6] Facebook帮助特朗普上位？真相其实是这样的.腾讯科技，2016年11月14日.http://tech.qq.com/a/20161114/034492.htm
[7] Lapowsky, I. (2016, November 15). Here's How Facebook Actually Won Trump the Presidency. WIRED. https://www.wired. com/2016/11/facebook-won-trump-election-not-just-fake-news/
[8] Solon, O. (2016, November 10). Facebook’s failure: Did fake news and polarized politics get Trumpelected?The Guardian.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6/nov/10/facebook-fake-news-election-conspiracy-theories?CMP=oth_ b-aplnews_d-1
[9] Salkowitz, R. (2017, January 17). Trump's 20 Million Twitter Followers Get Smaller Under The Microscope. Forbes.http://www.forbes.com/sites/robsalkowitz/2017/01/17/trumps-20-million-twitter-followers-get-smaller-under-the-microscope/2/#4af4b64955db
[10] Tsur, O., Ognyanova, K., & Lazer, D. (2016, April 29). The data behind Trump's Twitter takeover.Politico. http://www.politico. com/magazine/story/2016/04/donald-trump-2016-twitter-takeover-213861
[11]沈阳.研究特朗普超14000条推特发文后，有这样几个发现~.清博舆情.2017-01-05.http://home.gsdata.cn/news-report/articles/1541.html
[12] Crockett, Z. (2016, May 16). What I learned analyzing 7 months of Donald Trump’s tweets. Vox. http://www.vox. com/2016/5/16/11603854/donald-trump-twitter
[13] Lee, J. C., & Quealy, K. (2016, October 23). The 305 people, places and things Donald Trump has insulted on Twitter: A complete list.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6/01/28/upshot/donald-trump-twitter-insults.html?campaign_id=A100&campaign_type=Email&_r=2
[14] Garfield, L. (2016, September 27). 3 things an MIT scientist learned about how Donald Trump speaks by studying his debates. Business Insider.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how-donald-trump-talks-2016-9
[15] Wells C, Shah D V, Pevehouse J C, et al. How Trump drove coverage to the nomination: Hybrid media campaigning[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16, 33(4): 669-676.
[16] Ott B L. The age of Twitter: Donald J. Trump and the politics of debasement[J].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017, 34(1): 59-68.
[17] Barone, Michael (March 3, 2016). "The five key ingredients of Donald Trump's soaraway success". The Daily Telegraph. Retrieved March 23, 2016.
[18] Garafoli, Joe (September 4, 2015). "Trump and Bush attack ads turn Instagram into a battleground".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Retrieved February 24, 2016.
[19] Miller, A. (January 14, 2017). Pro-Trump TV Network Has Big-League Dreams. Politico.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 story/2017/01/right-side-broadcasting-network-donald-trump-214633
[20] David Robinson. Text analysis of Trump's tweets confirms he writes only the (angrier) Android half. Aug 09, 2016. http:// varianceexplained.org/r/trump-tweets/
[21] Green, J., & lssenberg, S. (2016, November 10). Trump's Data Team Saw a Different America—and They Were Right. Bloomberg.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11-10/trump-s-data-team-saw-a-different-america-and-they-were-right
[22] Mark Murray. Clinton Campaign Now Outspending Trump on Ads – $52 Million to 0. NBCNews, AUG 9 2016. http://www.nbcnews.com/politics/2016-election/team-clinton-now-outspending-trump-ads-52-million-0-n626236
[23] Harry Enten. (2016, DEC. 23). How Much Did Wikileaks Hurt Hillary Clinton?. https://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wikileaks-hillary-clinton/
[24] Scott A. E. Taking Julian Assange seriously: considering WikiLeaks’ role in the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http://www.electionanalysis2016.us/us-election-analysis-2016/section-6-internet/taking-julian-assange-seriously-considering-wikileaks-role-in-the-us-presidential-campaign/
[25]理查德•沃特斯等.FT大视野：假新闻为特朗普助选？FT中文网，2016年11月25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297?page=1
[26] Gottfried, J., & Shearer, E. (2016, May 26). News us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2016.PewResearchCenter. http://www. journalism.org/2016/05/26/news-use-across-social-media-platforms-2016/
[27] Kapko, M. (2016, November 3). Twitter’s impact on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unmistakable.CIO.
[28] Rosen, J. (2016, July 13). Donald Trump is crashing the system. Journalists need to build a new one.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in-theory/wp/2016/07/13/donald-trump-is-crashing-the-system-journalists-need-to-build-a-new-one/
[29]徐剑梅.特朗普当选了，美国媒体也变成这样了！.瞭望智库,2016-11-25.http://www.lwinst.com/zhiku/2905.htm
自我国开始建立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伊始，“网络安全审查”一直被作为不证自明的概念加以使用，我们似乎天然地认为已经在其应然的正确涵义上理解和构建着整个制度框架，但却一直怠于去理清这一本应首先明确的问题，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诸多制度“误读”概因于概念混淆所产生的片面理解。本文综合梳理了我国建立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法治化进程，分析了目前各国网络安全审查的相关实践，试图去更为科学地还原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应有之意，并对其未来发展路径提出了基于自身理解的研判。
如果站在今天的规范角度去反溯我国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缘起，我们会发现在相关制度出台之前，学理研究层面基本属于空白，与其他法律制度先有研判再有制度设计建设的过程形成鲜明反差。尽管在全球网络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态势下，缘何或因何建立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似乎均可以获得自我证成的基础，但这种紧迫性并不能对充分理解网络安全审查提供必要的帮助，反而会因为模糊性而产生制度本身的曲解。其中，在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建立之初，存在两个突出的认知问题，一是将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和网络安全审查相混同；二是将网络安全审查视为一种“反制措施”。
2012年美国针对华为和中兴的安全审查，以及2013年英国针对华为网络安全评估中心的安全审查普遍被认为是导致我国下定决心建立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诱因，很多学者也以上述两个事例来印证国外存在严格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但在仔细研究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中国通信公司华为和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事项的调查报告》之后，笔者认为这两项审查更贴近于目前各国普遍建立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而非我们所认为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例如，在美国的调查报告中，尽管报告宣称的调查目的是反间谍和安全威胁，但整个调查内容的核心是验证华为和中兴受中国政府的控制程度，在报告建议中也明确提出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阻止涉及华为和中兴的、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采购、收购和并购活动，并将CFIUS的审查程序扩展至采购合同。而英国针对华为网络安全评估中心的审查则更为纯粹，其本身即是为了回应英国情报与安全委员会于2013年发布的《外国参与关键国家基础设施：国家安全的影响》，[1]审查目的在于调查华为在英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否会影响国家安全。由此可见，上述两项安全审查均在于验证中国通信公司的独立性问题，而这恰恰是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核心内容。
正是在这种模棱两可的制度认知下，我国学者出现了将CFIUS视为美国网络安全审查机构，将30天和45天视为美国网络安全审查期限的认识误区，将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混同于网络安全审查制度，或将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视为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基础。笔者认为，尽管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和网络安全审查在制度保障功能方面具有相似性，二者均以特定领域的国家安全保障为制度功能，均以特定活动所产生的风险评估和控制为制度目的，但二者不能混同对待。在审查重点方面，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更侧重保护国家经济安全，防止因外国资本受控于来源国而对东道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威胁；网络安全审查则更侧重保护国家网络安全，防范对网络的攻击、侵入、干扰、破坏和非法使用以及意外事故，使网络处于稳定可靠运行的状态，以及保障网络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的能力。在审查对象方面，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以“外国人”为审查对象，以“国别化”或“资本来源”作为确定审查对象的基础；网络安全审查则不区分“产品和服务来源”，对国内供应商和国外供应商一视同仁，不进行“国别化”区分。在审查内容方面，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主要针对外商投资对国家安全的负面影响，例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国家安全审查指南》确定CFUIS的审查活动仅限于交易引起的“纯粹的国家安全问题”，而不涉及其他的国家利益，主要包括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规定的11项审查内容；而国家网络安全审查的审查内容主要针对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和可控性。为此，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与网络安全审查是两项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由来已久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独立性问题需要进行必要的澄清。
此外，同样是受美英对华安全审查的影响，我国建立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在很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一种“反制措施”，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理念。从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功能出发，基于“反制思维”的制度设计会忽视保障国家网络安全的原初意义，将制度本身降格为一种“政策工具”，对制度正当性构成减损。我们需要注意，创设法律制度的初衷和方式不能同等对待，初衷正当并不意味着方式正当，而反之亦然。“反制思维”下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无异于“毒树之果”，尽管其初衷在于维护国家安全，但在实现方式上存在明显瑕疵，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首先，反制措施注重等同效力，以“在先行为”为制度的启动条件。这种制度设定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弊端，即只有在别国已经针对我国实施了不公正审查的情况下，网络安全审查才有可能启动。那么，如果有证据表明某国的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存在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风险，但该国并未针对我国实施不公正审查，在此种情况下，网络安全审查制度还能发挥何种作用？其次，反制思维决定了审查目的在于限制、制约和应对别国的安全审查，并不一定以网络安全为出发点——例如典型的出于报复目的的审查活动，这无疑弱化了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对国家网络安全的保障作用。再次，“反制”意味着审查对象的特定性，网络安全审查就必然直指外国供应商，产生“国别化”审查的必然要求。这一点已经在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产生了极大困扰，形成了我国的网络安全审查是“专门针对外国企业”的错误认识。最后，国别化的反制措施很容易被规避掉，外国供应商只要作为我国供应商的次级供应商，而不直接向用户提供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就可以轻易规避网络安全审查。为此，我国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应当极力避免基于“反制思维”的制度建设思路，而应当将网络安全审查真正作为防范网络安全风险，提升国家网络安全保障能力的主动防御策略。
由此可见，我国在建立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之初带有一定的仓促性和盲目性，对制度本身缺乏必要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需要澄清和解释的现实问题。随着我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法治化进程的深入，上述情况获得改观，诸多制度“误读”得到了修正。特别是在2017年2月4日，我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细化了我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内容、机构和程序等多项核心规定，基本明确了制度结构，使我国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逐步明晰，摆脱了纯粹的象征意义，进入到具备可操作性的制度实践阶段。
我国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从最初的提案动议到最终的立法确立历时三载，其间，相关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内容屡次变动，并最终在《网络安全法》第三十五条中确定下来。目前，我国对立法具有参考和指引价值的政策或提案主要包括2013年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向两会提交的《建立信息安全审查制度》的立法提案，2014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施行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公告，2014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加强党政部门云计算服务网络安全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管理意见）和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立法则包括2015年的《国家安全法》，2016年的《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尽管在各项政策立法中，有关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略有不同，但已然大致勾勒出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雏形，具体内容见表1。
从现有的政策立法规定来看，我国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在审查范围、审查对象和审查主体方面相对确定且争议不大。笔者认为，目前最大的矛盾焦点在于我国所规定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是否仅限于国家安全审查？如果根据《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的规定，这一设问能够获得绝对确定的答案，即我国所规定的网络安全审查只包含国家安全审查一种，即只有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可能影响国家安全时，才进行相关安全审查。但是根据意见稿的规定，我国则似乎规定了两类不同的安全审查，即通用性审查和国家安全审查。意见稿第二条规定，“关系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信息系统使用的重要网络产品和服务，应当经过网络安全审查”，也就是说，只要在重要信息系统中使用列入审查目录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就需要进行安全审查，即本文所称的通用性审查，2014年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公告事实上就属于这种安全审查。但是从意见稿本身的性质判断，意见稿的规定应当是对《网络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的细化，并且在法律位阶上属于《网络安全法》的下位法，其规定应当与《网络安全法》严格保持一致。据此，意见稿就应当删除第二条的规定，或者将第二条和第十一条做合并处理，同时将第十一条规定的“应当经过网络安全审查”改为“应当经过国家安全审查”，仅规定国家安全审查的内容。
表1：我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政策立法梳理
但是笔者并不赞成简单认为“网络安全审查就是国家安全审查”的观点，因为国家安全审查是一类特殊的安全审查，具有特定的制度内涵和外延。各国普遍建立的成熟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网络安全领域并没有国家具有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目前，各国所广泛采取的针对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安全审查实际上更接近于本文所称的通用性审查，即只要意欲部署在重要信息系统中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均需要在采购之前进行有别于传统测评认证的安全审查。例如美国2000年的《国家信息保障采购政策》要求所有进入国家安全系统的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必须保障能够提供系统的可用性，保障信息的完整性和保密性。2001年7月1日之后所有国家安全信息系统中采购的信息技术产品必须满足相应的审查要求。2003年该政策的修订版指出，考虑到信息技术发展过于迅速，要求所有的国家安全系统的采购活动充分而及时地满足安全审查要求存在困难，允许各联邦机构申请“延迟遵从授权”。这也在侧面说明了美国针对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所开展的安全审查活动属于通用性审查。为此，笔者认为网络安全审查事实上不仅仅限于国家安全审查，还应当包括通用性审查的内容；反之，国家安全审查也并非专指网络安全审查，根据《国家安全法》的规定，国家安全审查还包括外商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等多项审查内容。由此可见，网络安全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二者之间是交叉包含的关系（见图1），我国《网络安全法》事实上仅规定了二者的交叉部分。
此外，在审查内容方面，笔者认为意见稿的现有规定更适合作为通用性审查的审查内容，与国家安全审查的制度性质不符。国家安全审查具有某种程度的准入限制性质，审查内容通常限于更为宏观的国家安全事项，为了尽量扩大国家安全的适用范围，国家安全审查不会将审查内容细化到技术细节层面。为此，意见稿在国家安全审查性质下仅将审查内容规定为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实际上弱化了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功能。例如，我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11]6号）第二条规定的审查内容包括：并购交易对国防安全，包括对国防需要的国内产品生产能力、国内服务提供能力和有关设备设施的影响；并购交易对国家经济稳定运行的影响；并购交易对社会基本生活秩序的影响；并购交易对涉及国家安全关键技术研发能力的影响。我国目前仅规定了具备国家安全审查性质的网络安全审查，那么相应的审查内容也需要体现上述国家安全考虑。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网络安全审查的制度框架，规定了较为明确的审查主体、审查内容、审查范围和审查程序，并通过《国家安全法》和意见稿划清了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和网络安全审查的界限，澄清了制度建设初期存在的制度独立性争议。在现阶段，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更为科学地理解“网络安全审查”的涵义，是否需要止步于《网络安全法》和意见稿的现有规定，将网络安全审查仅限于国家安全审查的范畴。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忠于网络安全审查的应然解释，即网络安全审查是国家针对特定网络安全事项所开展的检查、调查和验证活动，是一项内涵非常丰富的网络安全保障制度。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威胁，我国在未来的制度塑造过程中需要建立更为多元化的网络安全审查架构，真正将网络安全审查作为提升我国网络安全保障能力的基础性制度。
根据我国《网络安全法》的规定，网络安全是指通过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对网络的攻击、侵入、干扰、破坏和非法使用以及意外事故，使网络处于稳定可靠运行的状态，以及保障网络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的能力。那么，一切对这种能力产生威胁或构成减损的风险事实上都可以纳入网络安全审查的制度范畴。从各国与网络安全保障的相关实践考察，除我国目前已经规定的网络产品和服务采购安全审查之外，还存在多种形式的网络安全审查，涵盖了网络安全政策、技术和管理等诸多领域。
（一）云服务安全审查
鉴于云服务分布式数据存储和处理的特殊性，各国通常对云服务安全进行有别于其他网络服务的安全审查。例如美国要求向联邦机构提供的云服务必须满足由美国技术和标准研究院、通用服务管理局、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共同开发的《联邦风险和授权管理程序》（FedRAMP）。美国预算管理办公室（OMB）在2011年12月8日的政策备忘录中强制要求，2012年6月以后政府采购的云服务必须满足FedRAMP的安全要求，现存的已经采购的云服务到2014年6月前必须通过FedRAMP安全审查。FedRAMP规定了联合授权委员会模式、联邦机构授权模式和自行审查模式供云服务商选择，三种模式在审查主体和程序略有区别，但具有同等的审查效力。FedRAMP同时依据NIST SP 800-53和SP 800-37这两个基础性标准建立了包括文档化、评估、授权和监控四个部分的审查框架。
英国则实行统一的云服务采购公共服务平台G-Cloud，为保障G-Cloud平台提供的云服务的安全性，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和内阁办公室开发了包括供应链安全管理、用户安全管理、认证和授权、外部接口保护、安全服务管理、用户审计信息、用户服务安全使用、资产保护与弹性、用户隔离、管理框架、操作安全、个人安全、安全开发和数据传输安全保护等十四项云安全原则，用于验证云服务的安全性，这些安全原则同样被用于向政府提供云服务的供应商安全审查中。
我国目前同样规定了云服务安全审查的要求，2014年12月3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关于加强党政部门云计算服务网络安全管理的意见》明确规定建立云计算服务安全审查机制。该意见第四条规定，中央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云计算服务安全审查机制，对为党政部门提供云计算服务的服务商，参照有关网络安全国家标准，组织第三方机构进行网络安全审查，重点审查云计算服务的安全性、可控性。党政部门采购云计算服务时，应逐步通过采购文件或合同等手段，明确要求服务商应通过安全审查。鼓励重点行业优先采购和使用通过安全审查的服务商提供的云计算服务。
（二）供应链安全审查
美国2014年《合并与持续拨款法案》第515条款规定，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国家宇航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不得利用任何拨款采购NIST SP199中规定的高影响或中度影响的信息技术系统，除非上述联邦机构：（1）根据NIST制定的有关标准进行供应链风险审查；（2）通过由联邦调查局或其他相关机构提供的威胁信息审查供应链风险；（3）联邦调查局或其他机构对与系统采购相关的网络间谍或破坏行为进行了风险评估，包括由美国政府认定实施了网络威胁的一个或多个组织生产、制造或组装的信息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由中国拥有、管理该法案或资助的组织。
（三）网络安全政策审查
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开展了为期60天的国家网络安全政策审查，评估美国网络安全政策架构的有效性。[2]此次审查的网络安全政策包括与网络空间安全和运维有关的国家战略、政策和标准，涵盖降低威胁、降低脆弱性、威慑、国际参与、事件响应、弹性和恢复等方面的策略和行动。2009年5月，针对此次审查结果，美国白宫发布了名为《网络空间政策审查：确保可信和弹性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审查报告，该报告认为，美国需要在数字国家能力建设、网络安全责任分配、建立信息共享和事件响应机制以及鼓励创新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并据此制定了短期和中期行动计划。
（四）网络安全状态审查
美国由国土安全部联合网络安全多状态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国家首席信息安全官协会和国家郡县协会共同实施国家网络安全审查（Nationwide Cyber Security Review ，NCSR），该项审查是面向所有联邦和地方政府机构开展的自愿性的自评估审查，主要内容是审查各机构对2014年NIST发布的网络安全框架的遵从和落实情况，并于每年十月的“网络安全意识月”期间进行该项审查。
2014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Tony Abbott宣布实施为期6个月的全国性国家网络安全审查，[3]对公私部门遭受网络攻击的风险进行评估，确保澳大利亚政府能够先于网络和关键基础设施威胁做出应对。
本文开篇举例的英国所开展的网络安全审查也属于此种形式。
（五）网络弹性审查
网络弹性审查（Cyber Resilience Review，CRR）[4]是由美国国土安全部主导的自愿性安全审查，主要用于评估各政府机构和关键基础设施部门的网络安全能力和运维弹性，包括资产管理、控制管理、配置和变更管理、漏洞管理、安全事件管理、服务持续性管理、风险管理、外部依赖性管理、培训和意识、态势感知共十方面的相关内容。
（六）网络安全能力审查
2015年英国政府发起了一项针对国家网络安全能力的安全审查，[5]该项审查根据全球网络安全能力中心建立的网络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综合审查了英国网络安全政策和战略、网络安全文化和社会、网络安全教育、网络安全立法和规范体系以及网络安全标准的整体情况。
由此可见，各国已经对网络安全事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审查实践，其中既包括对网络产品服务安全和国家网络安全态势的常态性审查，也包括回应特定网络安全事件的非常态性审查。笔者认为，这些安全审查关注了国家网络安全保障的不同方面，对不同类型的网络安全风险起到了防范和控制效果，为国家网络安全能力的提升起到了显著的支撑作用。鉴于我国与各国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的同步性，我国可以对目前各国在此方面的有益经验进行充分借鉴和吸收，在未来网络安全审查的制度塑造过程中建立更为多元化的国家网络安全审查架构，切实保障国家的网络安全。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Review Legal System
Ma Ning
Abstract: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review system is an innovative system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Cyber security protection in our country, due to the fuzzy of the legislation,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system mis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legislation process of the system, analyzes the related practice in the world at present, in order to definite Cyber security review system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put forward the system development path.
Key Words: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review system; system independence; system nature; system extension
（责任编辑：钟宇欢）
作者简介：
马宁：西安交通大学信息安全法律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信息安全政策法律相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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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www.cfr.org/cybersecurity/cyberspace-policy-review-60-day-cybersecurity-review-may-2009/p19537
[3] http://www.theregister.co.uk/2014/11/27/australia_to_conduct_national_cybersecurity_review/
[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yber_Resilience_Review
[5]https://www.sbs.ox.ac.uk/cybersecurity-capacity/system/files/Cybersecurity%20Capacity%20Review%20of%20the%20 United%20Kingdom.pdf
2016年全球网络安全事件呈现高发态势，重大网络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对网络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根据金雅拓公司（Gemalto）公布的2016年数据泄露等级指数（Breach Level Index, BLI）[1]显示，2016年上半年全球范围内有记录的数据泄露事件数量为974起，被盗档案数约5.54亿份；相比于2015年下半年844起数据泄露事件增长了15％，被盗档案数（4.24亿份）增长了31％，2016年上半年的数据泄漏率呈现明显的加剧趋势。主要国家的政府围绕网络空间和数据资源展开战略竞争的同时，跨国企业、网络犯罪组织如黑客组织和网络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发起的网络安全攻击将持续增加，影响力和破坏性显著增强。其中针对政府信息系统的攻击事件明显增加，许多政府网站或政府域名邮箱被入侵；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事件，特别是电力、石油石化、轨道交通、水利水务等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成为网络攻击的重要实施目标；此外，针对金融领域、网上支付系统、移动科技、社交网络等对象的攻击类型不断更新，多与金融犯罪和用户隐私等价值目标紧密相关。
1.以色列国家电力当局遭受网络袭击
在2016年1月26日举行的2016CyberTech网络技术大会上，以色列基础设施、能源及水资源大臣Yuval Steinit向与会人员透露，以色列电力当局于1月25日遭到黑客软件严重袭击，许多电脑遭袭后瘫痪两天。其随后于会上称当局已监测到病毒软件并正安装正确软件来进行修复，并呼吁网络时代大家应重视网络袭击事件，共同努力抗击网络入侵行为。其称“网络对基础设施的攻击会致使供电站及整个能源供给系统瘫痪……并导致人员伤亡。”此次事件起源是该电力当局内一名员工打开了一封钓鱼邮件后感染病毒，并将病毒传染给其他同事的电脑。[2]国家电力当局发言人在当地的媒体采访时表示局内遭到入侵的电脑已切断网络，而Steinit的言论也令不少人担心以色列的电网系统会因此切断。[3]
2.菲律宾史上“最大”政府数据泄露事件
2016年3月27日，菲律宾全国选举委员会（COMELEC）存有的大约5千万注册选民的个人信息，包括1580万选民的指纹及护照信息遭到黑客组织LulzSec Pilipinas窃取。该黑客组织随后在网上发布了盗取数据的下载链接，文件容量达340G。同日早些时候，COMELEC官方网站被自称是“匿名菲律宾人”的黑客组织攻陷，该组织留下文字讯息谴责COMELEC没有为即将到来的菲律宾大选做好投票机器的安保工作。[4]尽管COMELEC官方声称此次泄露的数据无敏感信息，[5]网络安全软件及服务领域的全球领军公司趋势科技（Trend Micro）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后表示，此次数据泄露还包括130万海外菲律宾选民的护照信息及从2010年起参加总统竞选的人员名单等，可谓是“史上最为严重的政府数据泄露事件。”[6]其进一步表示，此次事件再次强调了政府部门需要在数据管理人员的监督下依据信息敏感度分类隔离并保护数据。
3.土耳其国民信息数据库泄露事件
2016年4月，土耳其爆发史上规模最大的信息泄露事件，包括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内的近5000万土耳其公民个人信息被黑客曝光至网络上。曝光的信息内容包括公民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出生日期、家庭地址，父母姓名等一连串敏感信息。这批数据被打包成大小为1.6G（解压后为6.6G）的文件发布到芬兰某一服务器上供全球人民下载。除披露上述信息外，黑客还指出土耳其政府信息数据库存在的漏洞，大肆嘲讽其数据库管理及编码加密能力。同时，信息发布者还将矛头指向土耳其总统及特朗普，指责二人均无领导才能，无法胜任总统职位。其还对土耳其社会局面进行批判，“谁会想到，土耳其国内的意识形态倒退、任人唯亲与不断上升的宗教极端主义情绪会导致技术基础设施的崩溃与缺陷？”[7]土耳其官方宣称此次泄露的信息内容为旧有数据，并不具有时效性。[8]虽然此次泄露的信息不包括公民信用卡号、邮箱地址及密码等，但无论如何，此次信息泄露事件规模之大（涉及人数、信息之多）可谓土耳其史上之最。居民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等信息的泄露可诱发诈骗、盗窃等犯罪。
4.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邮件泄露
维基解密（WikiLeaks）网站于2016年7月22日起陆续发布了美国民主党国家委员会高层七位关键人物的4.5万封邮件及1.8万条附件信息，时间跨度从2015年7月份算至2016年5月底。维基解密并未对信息来源做出说明，而事后一名绰号为Guccifer2.0的黑客宣称对此事负责。此次邮件泄露事件直接导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Debbie Wasserman Schultz、首席执行官Amy Dacey以及首席财务官Brad Marshall陆续辞职。2016年7月25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为其在泄露邮件中的言论向总统竞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书面致歉，称委员会并未在竞选过程中保持中立与公正。[9]2016年10月，维基解密又接连公开了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竞选团队主席John Podesta的近2000封个人邮件。其中一条2014年8月份希拉里发送的邮件内容涉及了如何打击ISIS的八点主张，其中包括为驻叙利亚及伊拉克的库尔德部队提供军事扶助。[10]
5.美国国家安全局“方程式组织”遭黑客攻击
2016年8月13日，一个自称为“影子经纪人”（The Shadow Brokers）的黑客组织攻击了美国国家安全局顶级“网络武器库”—“方程式组织”（Equation Group），并泄露了该网络库中部分用于大规模监控及攻击全球计算机的黑客工具及数据信息。[11]该黑客组织表示，将对手中尚未曝光的数据进行拍卖，并在筹集到100万比特币（约5.68亿美元）之后将所有窃取到的信息公之于众。“方程式组织”一直被认为与美国国安局关系紧密，据卡巴斯基安全公司2015年发布的报告，该组织为世界上最强悍的黑客组织。[12]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技术分析人员爱德华•斯诺登表示，美国国安局用于黑客目的的服务器并非首次遭到攻击，不过泄露信息被公开可谓前所未有。美国国安局前工作人员大卫•埃德尔（Dave Aitel）认为，几乎可以确信此次数据泄露与导致美国民主党数位领导人辞职的针对该党派的黑客袭击事件有关。[13]
6.俄罗斯发生多起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
2016年9月6日，数据泄露索引服务网站LeakedSource报告称俄罗斯访问量最大的搜索引擎Rambler.ru曾于2012年遭到黑客攻击，致使约1亿用户的包括用户名、口令、ICQ号码在内的账户信息被掳走。数据分析显示，不同于其他数据泄露事件，本次泄露的密码信息并未进行过哈希加密，全部以明文的方式保存。而在几天前，LeakedSource还公布过另一起数据泄露事件，即黑客攻击了俄罗斯一家论坛网站vBulletin，并泄露了约2700万用户的个人信息，其中大部分用户都来自俄罗斯十分流行的Mail.ru邮件产商旗下的三个游戏论坛。[14]同样与Mail.ru相关，此前5月份，曾帮助揭露过Adobe、JPMorgan等公司数据泄露事件的网络信息安全公司Hold Security首席信息安全官Alex Holden确认称，俄罗斯黑客已成功地盗取了2.723亿个帐号信息，以Mail.ru用户为主，此外还有Gmail地址、雅虎以及微软电邮Hotmail用户。路透社称，数以亿计的数据目前正以廉价在“俄罗斯地下黑市”进行售卖。[15]
7.雅虎用户数据泄露事件
2016年9月22日，雅虎公司首席信息安全主席鲍勃•罗德（Bob Lord）发表声明，承认公司约5亿用户的账户信息于2014年底遭到黑客窃取，丢失的信息可能包括姓名、电子邮箱、电话号码、出生日期及安保问题和答案等。声明还称此次黑客行动可确信是由某国政府支持实施，同时呼吁用户修改密码并重新设置安保问题。[16]FBI、美国执法部门以及雅虎方面均对该次事件展开了调查，雅虎称调查结果显示用户支付卡数据和银行账户信息没有被窃。[17]2016年12月14日，雅虎公司再次发表声明，称公司于2013年8月被黑客袭击，大约10亿账号信息被泄露。据纽约时报报导，泄露信息已开始于暗网拍卖。[18]雅虎两次大规模信息泄露事件对雅虎公司打击巨大，除股价下跌，形象受损、用户流失外，其与美国第一大移动运营商Verizon公司于7月底达成的48.3亿美金的雅虎核心业务收购计划也将受阻。[19]事发后Verizon在10月表示，公司将重新评估其与雅虎的收购交易。
8.全球著名的成人交友网站AdultFriendFinder遭遇互联网史上最大泄露事件
全球著名成人主题短期约会交友网站AdultFriendFinder继2015年5月份遭受网络攻击泄露400万账户信息后，2016年11月再次遭遇网络攻击事件并直接导致3.4亿个账户信息被泄露，这是互联网史上涉及被盗账户最多的数据泄露事件。[20]泄露信息包括用户的个人身份数据，比如邮箱地址、用户名、邮编及出生日期以及可用于定位的IP地址等，还包括更为隐私的信息如性偏好等。从黑客泄露出的付费用户账户信息以及用来注册网址的电子邮件地址来看，其用户群不乏美国联邦或地方机构雇员，已确认的账户持有人中有些人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是可被追溯到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航空管理局、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地方政府、弗吉尼亚州政府和华盛顿特区警察局的电子邮件。其中一个账户持有人用了Navy.mil的电子邮件注册，被黑的账户记录显示此人登录约会网站的IP来自弗吉尼亚海滩的海军网络信息中心。[21]此外，在本次数据泄露事件里，受害用户的损失无法通过修改信用卡或修改密码来弥补，在删除账户信息后，部分受害者仍然会收到大量垃圾邮件。[22]
9.旧金山市政交通局遭黑客软件袭击勒索
2016年11月28日，黑客利用恶意软件入侵了旧金山市政交通局售票系统，于交通局内售票电脑留下“你们被黑了，所有数据均被加密”字样，并以使售票机器正常工作为筹码勒索交通局100比特币（约7万美金）。不过黑客并未得逞：市政交通局随后允许旧金山市市民免费乘坐轻轨交通并于两天后内恢复了售票系统。黑客随后威胁称，若交通局不对其脆弱的安保系统进行修理，其将泄露30G的交通局员工及顾客信息。[23]旧金山市政交通局发言人称，此次黑客入侵事件并未对交通运输、安全系统及市民个人信息带来任何威胁。[24]此黑客组织曾数次通过Cryptom27@yandex.com在网络上进行勒索。
10.国家电网手机客户端信息遭泄露
2016年12月13日，央视新闻、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等媒体指出国家电网官方移动APP“掌上电力”及“电e宝”存在信息泄露问题，涉及用户规模达上千万，且部分泄露信息可能经由淘宝等平台流入黑色产业链。[25]“掌上电力”及“电e宝”是国家电网自2014年起推出的便民服务类移动端应用程序，注册用户至今已接近9000万。用户需使用手机或微信登陆注册，并绑定家庭电表户号、密码等方可使用操作，绑定后可进行电费充值、故障报修、要求应急送电、查看停电通知等。自2016年5月国家各地区电力公司规模推广此APP之后，淘宝网站出现数千家商铺提供“掌上电力”注册绑定服务，部分商铺单日销量达80万笔。各地电力公司向淘宝商户提供包括用户省市、户号、查询密码等数据，淘宝店铺再转手倒卖至黑产。[26]事后国家电网在官微中声明“经再次查证，在推广‘掌上电力’、‘电e宝’APP过程中不存在泄漏大量客户信息的情况。”并举报淘宝上开办此业务的商家。目前，淘宝的“掌上电力”、“电e宝”APP注册服务等已无搜索结果。
网络安全已成为各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5年以来各国政府对网络安全顶层设计重视程度明显提升，相继发布网络安全方面的战略性文件或出台相关立法。2016年全年共有包括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英国等在内的13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发布或更新网络安全战略性文件或重要立法（见表1），遍布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和非洲。总体上看，2016年各国在网络空间的战略上和政策上都有明显升级调整，其中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网络信息／数据安全、公民个人信息隐私安全保护、打击网络犯罪均是各国网络安全政策保障重点；此外，各国战略性文件或立法对政府、公共和私营部门各方在网络空间安全保障中的责任和义务都加以明确，以期更好地规制网络空间安全。
（一）美国
2016年2月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推出《美国国家网络行动计划》（Cybersecurity National Action Plan,缩写为NAP）。[27]这是本届美国政府通过七年时间努力出台的网络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象征性文件，涵盖一系列短期行动计划和长期战略目标，旨在全面提升联邦政府、私营企业以及个人生活的网络安全。《网络安全国家行动计划》主要吸纳了奥巴马政府当任七年来对于网络安全趋势、网络威胁、网络入侵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从国家战略层面进一步提高对网络安全的关注和保护，保护隐私，保证公众安全以及经济和国家安全。其具体包括如下重要举措：
1.建立了“国家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由来自政府外的顶级战略、业务部门与技术智库专家，包括两党国会领袖指定的成员组成。委员会就未来十年的行动提出建议，包括在加强公共和私营部门网络空间安全的同时保护隐私，维护公共、经济和国家安全；开发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加强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和私营部门在开发、推广和使用的网络空间安全技术、战略和做法等方面的伙伴关系。
表1.2016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网络安全方面的战略性文件和立法总览
2.设立信息技术现代化基金。专门分配31亿美元用于信息技术现代化基金建设，升级已过时或难维护的政府现有IT和网络安全管理基础设施。同时设立联邦首席信息安全官（the Federal 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这是美国首次设立专职的高级政府职位，致力于制定、管理和协调整个联邦政府范围内的网络安全战略、政策和运行。
3.加强美国公民在线账户的保护，除密码外，辅以指纹、短信发送一次性密码等更多安全措施。通过“国家网络安全联盟”（the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Alliance）发起了新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行动（National Cybersecurity Awareness Campaign），专注多重认证，以提升、培育信息消费者的网络安全意识。“国家网络安全联盟”为非营利性组织，其成员包括美国国土安全部（DHS）以及赛门铁克、思科、微软、SAIC与EMC等私营企业。其呼吁并鼓励使用多重验证机制，同时实施一套尚未最终定名的“有效身份认证”方案。合作者包括Google、Facebook、DropBox、Microsoft等顶尖技术公司，以及MasterCard、Visa、PayPal和Venmo等交易服务公司。
4.联邦政府继续加大网络安全资金投入。2017年网络安全总体支出将超过190亿美元，比2016年的预算分配增加了35％；其中，在网络空间安全人员方面投资将超过6200万美元。这主要用于：建立网络安全预备役（Cyber Corps Reserve）计划；开设网络安全的核心课程；《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学术卓越中心计划》（National Centers for Academic Excellence in Cybersecurity Program）等。
（二）欧盟
2016年7月6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网络与信息安全指令》（Directive on Security of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NIS Directive），[28]这是欧盟出台的第一个欧盟层面关于网络与信息安全的指导性法规，在欧盟网络安全战略与实践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NIS指令当月即时生效，之后成员国须于21个月之内将其转化为国内法）。NIS指令明确了欧盟关于网络安全的顶层制度设计，确立网络安全国家战略，强调合作与多方参与，确立网络安全事故通知与信息分享机制，对数字服务提供者采取轻监管思路，避免过度监管对互联网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其核心目的是通过三个层面在欧盟范围内实现统一的、高水平的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
1.在成员国层面提升各国网络空间安全保障能力。指令规定了成员国层面的义务：第一，各成员国需要制定国家层面的网络与信息安全战略，明确网络安全领域的战略目标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指导具体操作。第二，各成员国必须设立或指定（一个或多个）国内职能机构，在国家层面负责监管、执行指令各项要求。第三，建立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领域的“单点联络机构”（single point of contact），负责在成员国主管机构、其他成员国相关机构间和指令创建的合作机制的联络与协作。第四，组建计算机安全事件响应工作组（Computer Security Incident Response Teams，CSIRTs）。
2.在欧盟层面增进成员国间的协同合作。指令规定成立一个“协同工作组”（Cooperation Group）以支持和促进成员国间的战略合作与情报交换，提升各方的信任水平。此外，指令还要求建立“计算机安全事件响应工作组网络”（CSIRTs Network），将有各国CSITR代表和欧盟机构计算机紧急事件响应工作组（the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for the EU institutions, agencies, bodies, CERT-EU）组成，从而在操作层面确保各成员国在处理网络安全事件与风险情报共享环节迅速、有效的协作，提升网络安全事件的快速响应及处置能力。
3.在企业层面规定“关键服务经营者”和“数字服务提供商”两类主体有风险管理和事故报告的义务。首先，指令认为“关键服务经营者”（operator of essential services）在经济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指令规定了关键服务经营者的三项义务：第一，应当采取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措施管理网络安全风险，这些措施应当确保一定程度的网络安全；第二，应当采取恰当的措施防止、削弱网络安全事件的影响；第三，应当将具有重大影响的网络安全事件通知主管机构。其次，对于“数字服务提供商”（digital service provider），即在线市场提供商、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以及搜索引擎提供商等，指令同样要求其三项义务：第一，数字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措施管理网络安全风险，所采取的措施应当确保一定程度的网络安全；第二，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削弱网络安全事故的影响；第三，应当将具有实质影响的网络安全事故通知主管机构。
（三）中国
2016年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网络安全法》，该法将于2017年6月1日起施行。[29]《网络安全法》作为中国国家实施网络空间管辖的第一部法律，其出台从根本上填补了我国综合性网络信息安全基本法、核心的网络信息安全法和专门法律的空白，[30]使得中国在信息化时代的网络安全方面将有法可依。《网络安全法》共有7章79条，全面和系统地确立了各个主体包括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网络运营者、网络使用者在网络安全保护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另外，它确立了保障网络的设备设施安全、网络运行安全、网络数据安全、以及网络信息安全等各方面的基本制度。内容上有六方面亮点：[31]
1.明确了网络空间主权的原则。比如，《网络安全法》第一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要维护我国网络空间主权。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法适用于我国境内网络以及网络安全的监督管理。这是我国网络空间主权对内最高管辖权的具体体现。
2.明确了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义务。
3.明确了网络运营者的安全义务。比如第三章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网络运营者的有保障网络免收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制定应急预案和在发生危害网络安全的事件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并按照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等义务。
4.进一步完善了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网络安全法》第四章专门阐述了用户信息保护要求，明确了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保存和删除等方面的义务，要求网络运营者建立健全的用户信息保护制度。
5.建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比如国家对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以及其他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实行重点保护。并且强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具体范围和安全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制定等。
6.确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数据跨境传输的规则。《网络安全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业务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按照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进行安全评估；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四）俄罗斯
2016年12月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批准了新版《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学说》（Informational Security Doctrin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32]上一版信息安全学说是在2000年9月发布的。该《信息安全学说》的出台旨在确保俄罗斯在信息领域的国家安全，并从战略层面防止和遏制与信息科技相关的军事冲突。《信息安全学说》全文包括五章34条，该《学说》虽极少涉及具体步骤，但确定了新政策的总体目标，包括扩大军队的外宣力度及加强对俄罗斯互联网的管控。[33]具体要点包括：
1.总则：《信息安全学说》体现出在信息领域保障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的官方的，带有系统性特点的观点。《信息安全学说》是在保障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安全领域的战略规划文件，其中对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的条款和这一领域的其它战略规划文件进行了发展。
2.信息安全领域的国家利益：具体包括“遵守宪法和公民对信息获取和使用的自由，个人生活不可侵犯”，“发展俄联邦信息技术行业”，“确保在和平时期、受直接侵略威胁和战争时期，俄信息基础设施都能够不间断稳定发展并发挥作用”，“俄罗斯及国际舆论可知晓有关国家政策的真实信息”，以及“向世界推广俄罗斯人民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
3.俄罗斯在信息安全方面存有诸多威胁。比如：外国正在增强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潜力，其中包括打击俄联邦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电网、交通控制系统等）和针对俄罗斯国家机关、科研机构和国防企业的技术间谍活动；在涉及经济方面的信息安全领域存在很多不足，如俄国内工业在电子元件、软件支持等领域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外国信息科技机构；一些国外媒体的报道对俄国家政策片面或偏颇报道；同时外国情报机构正试图对俄青年施加影响，以改变他们的传统道德价值观等。
4.保障信息安全的战略目标和主要方向：《信息安全学说》分别从国防领域，社会安全领域，经济领域，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战略稳定和平等伙伴关系领域5个领域明确了俄罗斯保障信息安全的战略目的，并指出其具体方向。
5.保障信息安全的组织基础：《信息安全学说》强调信息安全保障系统是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保障系统的组成部分。以综合立法、执法、权益保护、司法、监督和国家机关其它类型的活动为基础，在同地方自治机关、组织和公民配合的情况下实现保障信息安全的目的。信息安全保障系统的内容由俄罗斯联邦总统确认；信息安全保障系统的的组织基础由以下部分构成：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上院）、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下院）、俄罗斯联邦政府、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联邦权力机构、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俄罗斯联邦军事工业委员会、由俄罗斯联邦总统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建立的跨部门机构、俄罗斯联邦主体权力机构、地方自治机构、及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规定参加到保障信息安全任务中的司法机构。与此同时，《信息安全学说》还明确了国家机构在保障信息安全方面的原则和任务。
（五）英国
2016年11月1日，英国政府启动新一轮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2016－2021”，[34]主要明确应该网络安全战略的三个目标：（1）防御（defend），包括实施积极的网络防御政策，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确保政府部门、关键国家基础设施和其他核心部门的网络安全；提升公民、企业和公共部门网络安全意识和危机管理能力。（2）震慑（deter），包括追捕和起诉罪犯，打击网络犯罪；适时反击敌对行动；应对网络恐怖；提升进攻性网络能力和加密技术。（3）发展（develop），包括建立由世界领先的科学研究和发展支撑的网络安全技术产业；大力发展网络安全专业机构；建立世界级的信息保障和网络专业人才渠道，提供满足我们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国家需求的技能；利用前沿分析和专业知识使英国能够克服未来的威胁和挑战。基于上述目标，英国政府将采取以下行动：
1.采取“国际行动”，通过投资那些可以让全球网络空间的发展朝着有利于英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方向发展的伙伴关系来发挥英国影响力。不断扩大与国际伙伴的合作，推动共同安全；与新合作伙伴建立关系，以保护英国在海外的利益。同时通过包括欧盟、北约和联合国在内的多边治理机制，促进双边和多边合作，加强网络安全。
2.加大干预力度，利用市场力量提高英国的网络安全标准。英国政府将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行政管理部门合作，与私营和公共部门合作，确保个人、企业和组织采用措施保持自身的网络安全。不断加强关键国家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推动网络安全领域的改进，使其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
3.借助工业界的力量，开发和应用积极的网络防御措施，以提高英国的网络安全水平。这些措施包括最大程度减少最常见的网络钓鱼攻击，过滤已知的不良IP地址，并主动遏制恶意网络安全活动，提高英国对最常见的网络威胁的抵御能力。
4.启动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er,NCSC），使其成为英国网络安全环境的权威机构。该机构将致力于分享网络安全知识，修补系统性漏洞，为英国网络安全关键问题提供指导。
5.确保武装部队具有网络弹性以及强大的网络防御能力，从而能够捍卫其网络和平台的安全，并能够协助应对重大的国家网络攻击。
6.确保能够采用与我们响应任何其他攻击相同的手段应对网络攻击，使用最适当的能力，包括进攻性网络能力。
7.利用英国政府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投资包括从学院到大学和整个社会的人才发展计划，解决英国网络安全技术短缺的问题。
8.成立两个新的网络创新中心，来推动尖端网络产品和网络安全公司的发展。拨款1.65亿英镑设立国防和网络创新基金（Defense and Cyber Innovation Fund），以支持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创新采购。
9.巨额资金支持。英国将在2016—2021年期间投资约19亿英镑（约合23亿美元）用于加强网络安全和能力。
（六）澳大利亚
2016年4月21日，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澳大利亚网络安全战略》（Australia's Cyber Security Strategy），[35]旨在通过强有力的网络安全确保国家的创新、增长和繁荣。这一战略符合澳大利亚政府更广泛的国家创新和科学议程（National Innovation and Science Agenda），有助于为澳大利亚缔造一个现代的、有活力的二十一世纪经济体系。《澳大利亚网络安全战略》为澳大利亚未来4年（至2020年）确立了针对网络安全行动的5个主题，即全国性的网络合作、稳固的网络防御能力、全球性责任及影响、发展与创新、网络智能国家，以及明确了政府即将采取的行动计划：
1.全国性网络合作
澳大利亚政府将主办年度网络安全领导人会议，总理和商业领导人制定了战略性网络安全议程，并推动该战略的实施；简化其网络安全治理和结构，以改善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互动，并将迁移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以实现其增长，并使政府和私营部门能够更有效地合作；与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合作，更好地了解恶意网络活动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成本。
2.稳固的网络防御能力
为了实现此目标，政府将建立一种分层方法，通过联合网络威胁共享中心（最初设点在首都堪培拉）共享实时公共—私人网络威胁信息和在线网络威胁共享门户；与私营部门共同设计国家自愿网络安全指南；更新澳大利亚信号局发布的“缓解目标网络入侵的战略”；引入积极的网络安全治理“健康检查”，使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网络安全状况；支持小企业对其网络安全性进行测试；提高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和网络犯罪的能力；更新和调整网络事件管理安排与国际合作伙伴，并与私营部门共同应对恶意网络活动；支持政府机构改善其网络安全，包括指导政府机构管理ICT设备和服务的供应链安全风险。
3.全球性责任及影响
具体措施有任命澳大利亚第一个网络大使；发布国际网络参与战略；倡导开放、自由和安全的互联网，使所有国家在网上创造增长和机会；展开国际合作关闭安全港和防止恶意网络活动，特别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在印度洋—地区以及其他区域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建立网络能力。
4.发展与创新
与私营部门建立网络安全增长中心，以协调国家网络安全创新网络，开拓先进的网络安全研究和创新；促进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的发展和出口，特别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与企业和研究机构合作，更好地将网络安全研究和开发目标瞄准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挑战。
5.网络智能国家
通过澳大利亚各级教育系统中的有针对性的行动，从大学网络安全卓越的学术中心开始，并通过增加这种劳动力的多样性，解决网络安全专业人员在劳动力方面的短缺；与私营部门和国际合作伙伴合作，提高对社区网络安全重要性的认识。
（七）巴西
经过五年多的公开磋商讨论，2016年5月13日巴西国会通过第5276／2016号《个人数据保护法案》（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Bill）的最终草案。该法案包括此前草案是由司法部国家消费者保护局（SENACON）与司法部法律事务厅（Office of Legal Affairs）联合编写的。[36]主要目的是确保公民在使用和处理其个人信息方面的基本权利，从而能够更好地控制收集这些信息，无论这些信息是在国家领土还是在国外的服务器。该法案确立了诸多数据保护原则，旨在在巴西创建一个全面的数据保护框架：
1.最终性原则，根据该原则，数据使用应当以合法目的，具体地、明确地告知数据所有者；
2.充分性原则，根据数据使用情况，使用应符合数据所有者的期望目的和合理期望；
3.必要性原则，其中规定数据使用应限于实现其目标、目的所需的最低限度，包括适当，相称和不过分的数据；
4.自由获取原则，数据的所有者应确保数据的自由、便利地获得和其个人数据的完整性；
5.数据质量原则，必须根据满足其使用目的所需的频率，确保数据的准确，清晰和更新（即数据处理的持续时间必须纳入考虑）；
6.透明度原则，必须向数据所有者保证有关完成数据使用的明确和充分的信息。
此外，根据第38和39条，在《数据保护法案》架构下还专门成立了国家数据保护和隐私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Data Protection and Privacy），负责实施和监督立法。其结构和属性在具体立法和各种权限中加以确定，以确保执行立法规定，还用于评估国家数据保护政策的某些方面或调查可能的侵权行为，包括执行行政制裁，促进数据保护意识，要求控制者进行隐私影响评估。
Review of the Situation of Global Cybersecurity 2016
SHEN Yi YANG Yang
Abstract: In 2016, the situation of global cybersecurity has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cybersecurity issues which could be categorized as the threat toward national security happened frequently. How to ensure the security and safety of th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how to effectively manage the national security related data resources, and how to protect the cybersecurity in the critical domestic political process, has become the key test of the national cybersecurity capacity. The major state actors, in 2016, have taken quick actions to counter the cyber threat via producing new strategic files, designing new institutions and regimes, and making specified policies. Of course, at the same time all these measures promote the further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of the global cyberspace.
Key Words: Cybersecurity; Sovereignty; Securitization
（责任编辑：钟宇欢）
作者简介：
沈逸：副教授，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发表大量为国内外关注的、有影响力的国际网络空间治理著述。
杨杨：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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