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2016年4月，加拿大人口数为36155487，居世界第37位，其领土面积998万平方公里，是全球面积第二大国家。加拿大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和法语，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2016年GDP（nominal）总量为146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十名，人均GDP为40409美元，世界排名第15位。
1988年第一个以.ca为域名的加拿大网站upei.ca成立；
90年代，加拿大互联网有了实质性发展，Computer Hope报道，世界上第一个搜索引擎诞生于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
1995年就设立了政府网站http://canada. gc.ca/，①加拿大政府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拥抱互联网的政府之一；
1998年加拿大政府开始提出“连接加拿大人（Connecting Canadians）”的数字化计划；
2008年.ca域名注册数量达到100万；②
2010年，加拿大政府制定《2010-2015加拿大网络安全战略》计划；
2014年，加拿大政府发布《数字加拿大》五年战略规划，并于2015年进行2.0版更新。截止2015年6月，加拿大网民达到3549万；
2016年加拿大互联网普及率达到88.5%。与同期公布的美国互联网普及率持平，并列美洲第一。
（二）在全球所处位置
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15》（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网络就绪指数（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NRI），2015年加拿大网络空间综合就绪指数为5.5，排第11位，相比2014年的17位有很大提升，其基础设施、商业和创新环境、政策环境等指数均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在个人使用和支付等方面较弱。[1]
图1：加拿大网络就绪指数
另外，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的《衡量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5》（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Report 2015）排名显示，加拿大通信技术发展综合指数（ICT Development Index，IDI）为7.76，在167个国家中排名第23位。其各项基础数据中，排名最靠后的是移动宽带后付费（500MB）价格水平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以及移动宽带后付费（基于电脑1GB）。
由于毗邻美国，大多数加拿大人平常访问最多的还是一些国际性网站，例如Google、Youtube、Facebook等。Alexa的排名显示，加拿大网站访问量最多的前10个网站无一例外都是美国的互联网公司，[2]其本土网站排名较为落后。
表1：Alexa加拿大访问量最高的网站排名
为了扭转本国数字化进程滞后的不利局面，2014年加拿大政府发布了《数字加拿大150》（Digital Canada 150）战略规划，并在2015年推出《数字加拿大150（2.0版）》（Digital Canada 150 version 2.0）。这两份规划制定了2017年（即加拿大建国150周年）需要达到的数字化目标，其基本内容框架一致，提出加拿大的数字化进程，须完成包括网络普及、网络保护、数字经济、数字政府以及数字文化等“五大支柱”。
（一）网络普及
加拿大政府一直致力于互联网普及工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加拿大宽带项目，该项目主要用于连接加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在2014年发布的《数字加拿大150》中，政府承诺将会投入3.05亿加元用于农村和边远地区的28万户家庭宽带接入，确保2017年他们能够接入5M/s的网络服务，这将使得加拿大国内宽带覆盖率达到98%。2015年，《数字加拿大150-2.0》将目标提升至35.6万户家庭。
在无线网方面，加拿大政府在目前Telus, Rogers, Bell三大公司之外，引入竞争，让消费者能够有更多的选择。
（二）数字经济
加拿大政府对经济领域数字化和技术创新尤为重视，在其规划中承诺大力增加相关投入，主要措施有：
1.加拿大经济发展银行（Business Development Bank of Canada）增拨2亿加元支持中小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3亿加元风险投资用于信息和传播技术领域的公司；
2.投资4000万加元用于支持高需求领域内至少3000个实习岗位，以及每年1500万用于中小企业的实习岗位；
3.支持加拿大加速器和孵化器项目，资金投入会增加至1亿加元以帮助数字企业进行下一步的商业计划；
4.在两年内对商业创新连接计划投入2000万加元，将中小企业、大学、学院和其他研究机构联系起来，支持创新研究以及转化成商业产品。
（三）数字政府
加拿大从1999年开始进行在线政府计划（Government-online），在这一计划的指导下，加拿大政府数字化进程居世界领先地位。联合国经济事务部2014年发布的一份《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加拿大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EGDI，E-Government Development Index）世界排名第11位，属于EGDI指数很高的国家之一。[3]
加拿大政府于2013年6月推出下一代开放数据门户网站data.gc.ca，这一新门户网站基于广泛的公众咨询，与用户定义新的功能，扩大高价值数据的可用性，提高数据的完整性，丰富网站的可用性，方便数据的直观发现，并提高用户的参与度。
2013年年底，加拿大政府推出了新的政府门户网站，Canada.ca网站联合了加拿大1500家政府各部门和机构网站，将加拿大政府信息服务都连接在一起，供民众一站式获取信息和服务。
2014年发布了第二份关于开放政府的报告（Canada's Action Plan on Open Government 2014-16）。在这一计划里，加拿大承诺扩大开放政府活动，除了开放数据的开创性工作之外，还包括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关于信息公开和公开对话举措的倡议。
（四）数字文化
加拿大的数字化战略还扩展到历史文化传承，其中一系列举措包括：
1．加拿大政府计划从2014年开始到2017年，每年与加拿大史馆（Hisorica Canada）合作《创作遗产纪要》（Heritage Minutes），即关于加拿大重要历史事件的短片；
2.资助加拿大史馆的扩展记忆项目（The Memory Project），该项目记录了成千上万的加拿大退伍军人亲历的一战、二战、朝鲜战争以及维和行动，对他们进行口述史访谈，让人们听到他们的故事，并以数字档案的形式储存，供公开访问；
3.对加拿大图书基金（Canada Book Fund）和加拿大音乐基金（Canada Music Fund）提供永久性资金支持，创作新的数字内容，在数字平台上提高加拿大的影响力。
（一）信息产业
加拿大ICT行业共有超过3.6万家公司，大多数是软件和计算机服务业，占88%。主要是小公司，约超过3.1万公司规模不足10人。规模在500个雇员以上的公司较少，大约有120家，其中还包括跨国公司的分公司。
整体收入上，2014年加拿大ICT行业收入总量达到1698亿，其中增长最多的是软件和电脑服务方面，增长率达到8.1%。
加拿大ICT行业制造业严重依赖出口，86%的ICT制造业产品都是进行出口。2014年ICT产品出口总值达到105亿。出口量最大的产品依次是电脑设备、电子元件、无线通信设备、有线通信设备。出口国主要是美国，占67.7%，其次是亚太地区11.4%，欧盟10.2%。
（二）科技创新
加拿大在科技创新方面具有许多优势条件，[4]例如拥有在数字化领域世界领先的滑铁卢大学，能够给研究人员提供高速网络服务的加拿大高级研究和创新网络（CANARIE），以及拥有ICT领域和数字媒体方面的人才，在数字内容创造上处于领先地位，另外许多全球知名互联网企业如Google、Facebook都在加拿大设立分支机构等。
但是另一方面，加拿大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是：在科研中的创意和成果与经济发展脱节，转化成商业产品方面不足，初创公司虽然很多，但是发展成有全球影响力的公司却很少，而且企业很少投入创新项目，研发支出多年来持续下降等。[5]
2015年底就职的加拿大新一届政府认为，创新是加拿大未来的关键因素，创设了新的“创新科技与经济发展部”，以取代原来的工业部。为此提出了一项“全面创新议程（An Inclusive Innovation Agenda）”，提交公众讨论。该项议程提出一个大胆的新目标：将加拿大建设成为全球创新中心。
（一）电子商务
加拿大电子商务最突出的主体是公司，许多公司都设立了自己的网站进行网络销售。加拿大企业的电子商务大多是B2B交易，占64%，而不是针对个体消费者的在线购物。
加拿大人的网购比例很高，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超过50%的加拿大网民有网购的行为，而美国只有33%。[6]其电子商务行业增速明显，市场发展前景良好。
Amazon是加拿大在线购物最受欢迎的网站，其次是eBay, iTunes, Best Buy/Future Shop, Chapters/ Indigo and Sears Canada等。
由于本土电子商务发展远远跟不上加拿大消费者的需求，促使加拿大的跨境电商交易旺盛，加拿大45%的电子商务消费流向非加拿大的网站，三分之一流向美国网站，剩下的在亚洲和欧洲。[7]
（二）移动互联网
加拿大的移动互联网增长较迅速，2015年智能手机的使用率达到68%。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主要是Rogers, Bell, Telus，这三家运营商占据了加拿大绝大部分移动互联网市场份额。
在智能手机方面，苹果的份额最高，达到42%，安卓占到39%。2009年加拿大智能手机用户中黑莓使用率曾达到61%，目前下跌到14%。
（三）社交网络
加拿大互联网接入工具种类繁多，社交媒体是在加拿大很受欢迎。Facebook主导了加拿大人的社交媒体活动，用户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2015年Forum Research发布了一份关于加拿大社交媒体使用数据的报告，报告中显示，加拿大人最常使用的社交网站是Facebook（59%），其后是Linkedln（30%），Twitter（25%），Instagram（16%）。[8]
为应对日益多发的网络事件，2011年加拿大政府在公共安全部之下设立加拿大通信安全机构(the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Establishment Canada)和加拿大网络事故响应中心（the Canadian Cyber Incident Response Centre简称CCIRC）以提高加拿大对网络安全事故的鉴别、预防和治理能力。
加拿大在互联网监管机构体系中，官方机构和民间机构两者并行，各负其责。官方机构包括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加拿大通信安全研究院、加拿大消费者事务局、加拿大网络事件反应中心等，而民间机构则主要包括加拿大标准委员会、加拿大网络运营商联合会等。
加拿大在隐私方面的法律主要有两部——1983年通过的《隐私法》（The Privacy Act）以及2000年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和电子档案法》（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onic Documents Act）。针对数字隐私问题的《数字隐私法》（The Digital Privacy Act）于2015年6月18日起获得批准，主要内容包括：要求企业告知消费者其个人信息是否被泄漏或窃取；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好的隐私保护，尤其是儿童。
加拿大是世界上互联网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全球数字化进程处于第一方阵，积累了正负两面的丰富经验，其中不乏值得关注的亮点。
加拿大是一个互联网接入率较高的国家，其国内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宽带接入率几乎能够覆盖全国。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政府始终坚持“连接加拿大人”的愿景，在当前数字战略规划中最明确的目标，便是扩大农村地区的宽带接入，这对于缩小加拿大城乡和地域差距有重要意义。
资费和速度对于网络消费者的体验尤其重要，而加拿大互联网在这方面的水平与其发达国家地位并不相称，其中重要原因是市场竞争不够，被几家大公司所垄断。
为了保持在世界数字化发展中的领先地位，2015年加拿大新一届政府取消原有工业部，创建创新科技与经济发展部，其目标是将加拿大建成创新型社会和全球创新中心。加拿大将创新理念放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如此突出的地位，这在世界各国尚不多见。
加拿大多年来推行“数字政府”，在电子政务、信息公开等方面力度很大，政府信守开放承诺，成效非常突出，在国际社会中誉为楷模。
加拿大以政府为主导，始终高度重视网络安全与治理，其特点是，保障网络安全主要以立法手段为主，尤其是在隐私保护方面，各项法律法规随着形势发展不断完善，能够做到与时俱进，有法可依。加拿大政府还注重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营造网络安全文化，引导公民自我保护。加拿大的这些经验，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显然都有现实的借鉴意义。(责任编辑:钟宇欢)
To secure a leading position in digital development, Canada makes innovation as its core value: A research report on Canada’s Internet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Canadian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FAN Dong-sheng ZHOU Wan LIU Jie
Abstract: The Internet penetration of Canada is as high a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ians’ everyday lives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Internet. Canada has the huge market of digital economy, especially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is of great scale. Canada is the leader in digital government and is the proponent of open data movement.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is by the guidance of Canadian government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civil institutions. Canadian government has enforced a serie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focusing on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However, compared with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Internet utility in Canada was at some disadvantages in terms of costs and speed. Lacking competitive local Internet companies, almost all popular websites or applications in Canada are American products. To maintain the leadership in digital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is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strategy of Digital Canada and making innovation the core value of the country.
Keywords: Digital Canada; Internet governance; innovation
作者简介
范东升：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新媒体、新闻实务。
周弯：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洁：暨南大学2016级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https://cira.ca/factbook/2015/index.html
[2] World Economic Forum,The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 2015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ITR2015. pdf
[3] 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Report 2015
[4]《Digital Canada 150 2.0》http://www.ic.gc.ca/eic/site/028.nsf/eng/home
[5] The Internet Association of Canada.《Reasserting Canada's Competitivenes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Septemper.2014 P5
[6] The Paypers. Cross Border E-commerce Country Report - Canada
[7] J. C. Williams Group – Canadian Etail Report, 2014
[8] http://canadiansinternet.com/2015-canadian-social-media-usage-statistics/
欧盟成员国普遍拥有较长的互联网历史，且整体发展水平较好，处于网络发达国家第一梯队，但目前增长速度明显趋缓。欧盟信息产业的主要竞争者是美国、日本和韩国。欧盟没有本土的互联网巨头，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联网公司没有一家来自欧盟。此外，由于成员国间网络空间发展不均衡导致碎片化的市场形态，整合难度较高。加之其语言割裂，市场多元，青年人口比例不大，高福利、高税收等因素，导致创业环境不佳，互联网发展潜力有限。
欧盟全称为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成立于1993年，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现有28个成员国，[1]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截止2015年底，欧盟成员国人口为5.08亿，国民生产总值合计为16.2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名。欧盟共有23种官方语言,各种语言均享有同等权利，欧盟所有官方文件、出版物、重要会议以及官方网站均须同时使用这些语言。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成为欧盟互联网市场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欧盟成员国网络就绪（NRI）平均排名为33、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IDI）平均排名为30、电子政务发展指数（EGDI）平均排名为30，详见表1所示。
表1：欧盟成员国基础数据
欧盟成员国中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等都是全球较早开始探索计算机网络应用的国家。截止1994年底，欧盟成员国中仅马耳他未接入NSFNET，[2]如表2所示。
表2：欧盟各成员国接入NSFNET时间统计
根据欧盟委员会2016年5月发布的《欧洲数字化进展报告2016》（Europe's Digital Progress Report, EDPR）显示，过去一年，欧盟成员国在以下三个方面成绩显著：移动互联网发展增速明显；公共管理提供的在线服务种类越来越多；在线购买交易增多。报告采用5个维度指标：连接（Connectivity）、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互联网使用（Use of Internet）、数字技术整合能力（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数字公共服务（Digital Public Services）。数据显示，欧盟互联网整体水平较好（如图1所示），但各成员国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如图2和图3所示）。
图1:欧盟数字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数2015与2016年比较[3]
图2:基于欧盟成员国数字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数的归类[4]
数据显示，各成员国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均不相同。过去一年，除瑞典以外的所有成员国得分均有增长。表现最好的国家为丹麦（0.68分）、荷兰（0.673分）、瑞典（0.672分）和芬兰（0.669分）；表现最差的国家为罗马尼亚（0.35分）、保加利亚（0.37分）、希腊（0.375分）和意大利（0.4分）。
图3:2016年欧盟各成员国数字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5]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欧盟成员国互联网平均普及率已达78.1%。比上一年度增长2.6%。
图4:欧盟互联网普及率[6]
欧盟宣告成立之际正值国际互联网发展起步阶段。欧盟切中时代脉搏，在1993年12月发布的《增长、竞争、就业——迈向21世界的挑战和道路》白皮书中明确指出实现信息社会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创建欧洲信息社会，迎接21世纪挑战”的战略口号。在全面分析了信息和通信技术将对未来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以及欧盟国家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欧盟委员会于1999年12月推出了第一个信息社会战略“电子欧洲2002——面向所有人的信息社会”（eEurope 2002: An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All）。在第一个战略成功实施的基础上，2002年发布的《电子欧洲2005：面向所有人的信息社会》（eEurope2005: An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All）提出了更高的发展目标，即到2005年底以前，实现现代化的在线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电子教育、电子医疗服务等）、有活力的电子商务环境、广泛可用的宽带和安全的基础设施。“2010倡议——为了促进增长和就业的欧洲信息社会”(i2010: A European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Growth and Employment)是欧盟的第三个信息社会发展战略。它以新修订的“里斯本战略”为依据，突出体现了增长和就业两大目标。在“i2010”即将完结之际，欧盟又开始着手酝酿新的一轮战略规划。2009年3月，欧盟通过了《信息和通信技术研究和创新战略》。2010年3月，又推出了酝酿已久的继“里斯本战略”之后的第二个10年规划“欧洲2020战略”。2010年5月推出的欧洲“数字化议程”（A Digital Agenda for Europe）是“欧洲2020战略”七大旗舰计划之一，也是第一个付诸实施的创议。为打破欧盟境内的数字市场壁垒，2015年5月6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洲“数字一体化市场”战略（Digital Single Market），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更好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创造有利于数字网络和服务繁荣发展的环境，以及最大化地实现数字经济的增长潜力。纵观欧盟互联网发展战略规划，23年来一脉相承，构建“信息社会”目标贯穿始终。与此同时，“一体化数字市场”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一）信息产业发展
欧盟是全球信息产业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但由于语言差异和人口规模两大障碍使得互联网发展难度大、成本高，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联网公司没有一家来自欧洲。近年来，欧盟信息产业重点发展的领域为智能制造、移动通信网络等。根据《欧盟数字进步报告（2016）》，2013年欧盟ICT总增值（value added）[8]达到5810亿欧元，如图5。
图5:2006-2013年欧盟ICT部门增加值统计[9]
2013年，欧盟ICT产业增值（操作性定义）占GDP的3.9%，明显低于美国的5.2%和中国的4.4%。从图6看出，自2006年以来，欧盟ICT增加值在GDP所占比一直落后于日本、美国和中国。
图6:2006-2013年ICT产值占该国GDP比重的比较[10]
欧盟信息通讯技术（ICT）产业同美国和日本相比，不仅产业规模相对较小而且知识密度更低。欧盟在ICT产业总体的产业链上处于ICT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环节，而不是生产者。如图5显示，ICT制造业的增值在欧盟ICT产业总增值中所占比例一直在低位徘徊，甚至呈下降趋势。欧盟及其成员国存在着ICT投入与ICT研发创新螺旋式恶性循环的潜在风险，有可能彻底丧失ICT全球竞争力。
（二）技术创新
与其主要的全球贸易伙伴对比，欧盟创新表现位列第四，排在前三位的是韩国、美国和日本，加拿大第5，澳大利亚、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位列第6至第11位。
为进一步鼓励创新，欧盟推出了“创新联盟”，它是“欧洲2020战略”中的旗舰行动之一，成员国据此将其创新政策付诸实施。为确保创新政策有效执行，欧盟对原有评估各国创新表现的工具，即欧洲创新记分牌（简称EIS）进行了改造，并更名为IUS，2015年创新记分牌将欧盟成员国分为四组：
创新领导者：丹麦、芬兰、德国和瑞典，其创新表现高于欧盟平均水平；
创新追随者：奥地利、比利时、法国、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斯洛文尼亚和英国，其创新表现高于或接近欧盟平均水平；
中等创新国家：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意大利、立陶宛、马耳他、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其创新表现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适度创新国家：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罗马尼亚的创新表现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一）电子政务（E-government）
借助《欧盟委员会欧洲数字化议程（DAE）》和《2011～2015年欧洲电子政务实施计划》的实施，欧盟成员国电子政务水平居全球前列，平均值为0.73。28个欧盟成员国中有15个国家位列全球前30名。其中，电子政务水平最高的国家为法国，指数为0.89，2014年排名为全球第4位。详见表3。
（二）电子商务（E-commerce）
过去5年，欧洲的个人线上消费人数增长了13%，达到了53%。从整个市场看，欧盟的电子商务市场正向着“一体化市场”的方向发展。为在成员国间进一步消除贸易壁垒，活跃市场气氛，欧盟近年来对相关法规进行了修订，以期进一步实现欧盟电子商务“一体化”。2015年1月，欧盟实行“消费地原则”新规。根据新规，通过互联网交易的商品和服务所涉及的增值税将在消费国征收，而非在互联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所有方）实际运营地征收，有助于欧盟抵制有害的税收竞争和修改定价转移规则等，进一步消除税务壁垒，发展单一市场。[11]
表3:欧盟成员国电子政务发展情况
（三）社交网络
2015年，63%的欧盟成员国互联网使用者参与了网络社交活动。而16至24岁的使用者人数占到了所有社交网络使用者的近90%，而较年长的使用者比例也在不断增加。在社交平台的使用方面，Facebook的使用比例十分突出。比起年轻人较为多元的选择，年长者更集中于使用Facebook。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在2014年至2015年间，社交网络使用人数有了明显的增加。比利时和德国有16、17%的大幅增加。个别国家有小幅下跌。法国过去4年的社交网络使用率为各国最低。在2015年的显著增长前，德国的社交网络使用率也极低。详见图7所示。
图7:欧盟成员国社交网络使用比例[12]
欧盟于上世纪末开始发展自己的网络安全战略。从欧盟网络安全战略的发展历程来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机制起步阶段（1993－2000年）。1993年，欧盟发布《德洛尔白皮书》，将建设信息社会作为欧盟21世纪的发展重心并为此建设了完善的配套法制环境，并开始重视“保护数据和隐私”、“解决信息和通信系统的安全问题”等方面。
第二阶段是机制升级阶段（2001－2009年）。进入21世纪后，欧盟开始以建章立制的方式推动网络安全战略向法制化和国际化的方向迈进，2001年《网络和信息安全提案》中明确提出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并于2004年创建了欧洲网络和信息安全局（ENISA），作为提高欧盟网络安全水平和促进成员国间信息交换、经验分享的重要机制保障。2006年的《确保信息社会安全的战略》进一步提出了要在欧洲范围内营造人人参与的网络安全文化。2009年3月，欧盟委员会又出台了关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政策，不再仅仅专注于个人数据与隐私保护，而开始筹划从成员国层面和联盟层面双管齐下，提升欧盟网络的整体抗风险能，保护欧洲免受大规模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的风险。
第三阶段是机制形成阶段（2010年至今）。2010年5月，欧盟发布了“欧洲数字议程”五年计划，2013年2月7日正式推出了网络安全领域的首份战略文件——《欧盟网络安全战略：公开、可靠和安全的网络空间》（Cyber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 Open, Safe and Secure Cyberspace）。文件指出，欧盟重点关注的对象是网络犯罪和关键性基础设施的安全，并在制度上设计了一张纵贯“成员国—欧盟—国际层面”的联动合作网络。这份战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欧盟在网络安全治理上正显示出独立、主动的姿态。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对网络安全的治理更倾向于一种广泛而全面的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保护，把网络空间视为民主法治之地而非军备竞赛场所。2015年12月，欧盟《网络安全指令》草案发布，旨在在欧盟三机构间形成制度合一，并被各成员国通过。此外，个人信息保护长期以来就是欧盟法律和政策的重点领域，欧盟2015年12月通过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提出了一项新型权利——“数据可携权”。
尽管目前欧盟互联网空间发展水平在全球尚可，但前景并不乐观。首先，目前一体化市场的推动效果并不明显。英国脱欧使得成员国矛盾加剧，格局不稳，进一步加剧了一体化的发展难度，导致发展潜力受限。其次，人口老龄化使其无论是在消费市场还是在劳动力市场上都缺乏竞争力。据欧盟委员会数字化单一市场主席安德鲁斯•安西普估算，随欧盟信息产业发展，每年新增工作岗位约12万，但到2020年欧洲ICT技术人才缺口将超80万。[13]再次，ICT竞争力出现降低趋势，同美国日本差距拉大。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更加大了欧盟的产业压力。最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数字鸿沟也不容小觑。(责任编辑:钟宇欢)
参考文献：
[1] 黄林莉.欧盟信息社会发展战略的演变及启示.电子政务2009.11 P7-15.
[2] 贡泰也.试析欧盟“信息社会”战略.全球科技经济瞭望[J].1995.10.
[3] 秦笃烈，许向荣.发达国家信息高速纵横谈——美国欧盟及日本三方信息社会比计较.电子展望与决策，1995.04.
[4] 焦和平.电子欧洲——欧盟迎接信息社会的行动纲领.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00（07）14-15.
[5] 王鑫蓉.《欧洲数字化议程》七个重点发展领域及相关措施.中国科技产业.
[6] 李青莲．欧盟单一市场提案拟加强网络中立的保障．广东通信技术，2014．
[7] 曹洁．欧盟否决“谷歌税”称互联网无需单独税制．中国税务报，2014．
[8] 王欣然.欧盟称ICT技术人才缺口巨大.中国信息产业网，http://www.cnii.com.cn/internation/2015-05/06/content_1569453.htm.
No local Internet Giant:A research report on the Internet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DAI Li-na YE Xue-feng
Abstract: This Report covers the internet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28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presents an overview of the EU Internet from the dimensions of historical context, strategy and planning,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as well as development trends. The Internet construction of EU member states generally started earlier, and the EU overall level has a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whole world. However, the internet development between members is uneven, and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has not yet formed in EU.
Key Words: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et development;network space governance; digital single market
作者简介
戴丽娜：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互联网信息传播治理。
叶雪枫：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网络传播。
文章注释
[1] 2016年6月24日，英国公投结果为脱离欧盟，故成员国可能将减少至27个。鉴于前期研究与统计数字均包含英国，英国脱离欧盟程序结束亦尚需时日，故本报告暂保留28个成员国的说法。
[2] NSFNET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美国全境建立了6个超级计算机中心。1986年7月，NSF资助了一个直接连接这些中心的主干网络，并且允许研究人员对Internet进行访问，以使他们能够共享研究成果并查找信息。Internet起源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资助研究的ARPANET网络。随着NSFNET的广泛流行，NSF不断升级它的骨干网络。1990年，NSFNET代替了原来的慢速的ARPAnet，成为互联网的骨干网络。ARPAnet在1989年被关闭，1990年正式退役。当美国在发展NSFNET的时候，其他一些国家、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在建设自己的广域网络，这些网络都是和NSFNET兼容的，它们最终构成Internet在各地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网络逐渐连接到Internet上，从而构成了今天世界范围内的互连网络。
[3]图片来源：Europe's Digital Progress Report，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connectivity-desi-dimension-1.
[4]图片来源：Europe's Digital Progress Report，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connectivity-desi-dimension-1
[5]图片来源：Europe's Digital Progress Report 2016—Use of Internet Use of Internet Services by Citizens in the EU, https:// 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download-scoreboard-reports，PPT（2）。
[6]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IT.NET.USER.P2?locations=EU&view=chart.
[7]参阅：黄林莉.欧盟信息社会发展战略的演变及启示.电子政务2009.11 P7-15
[8]增值=生产+商业利润-外在消耗
[9]图片来源：Europe's Digital Progress Report 2016—The EU ICT sector and its R&D Performance, https://ec.europa.eu/ digital-single-market/en/download-scoreboard-reports，PPT（4）。
[10]图片来源：Europe's Digital Progress Report 2016—The EU ICT sector and its R&D Performance, https://ec.europa.eu/ digital-single-market/en/download-scoreboard-reports，PPT（4）。
[11]曹洁．欧盟否决“谷歌税”称互联网无需单独税制．中国税务报，2014．
[12]图片来源：Europe's Digital Progress Report 2016—Use of Internet Use of Internet Services by Citizens in the EU，https:// 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download-scoreboard-reports，PPT（4）。
[13]王欣然.欧盟称ICT技术人才缺口巨大.中国信息产业网http://www.cnii.com.cn/internation/2015-05/06/content_1569453.htm.
做互联网既是偶然，也不纯粹是偶然。其实做寻呼台的时候，我们就和电信有合作了。1994年，寻呼台迅速从暴利变成了薄利，也没有创新的东西了，我突然没兴趣了。那时我才31岁，就迅速赚到了钱。恰巧那会儿，有一个出国机会，就想出国看看。
1994年11、12月，我们去了美国，在美国呆了三四个月。印象最深的是正好赶上美国所有IT技术交汇的时期，很多最新产品发布会我们都赶上了。在那里我看到了牛顿，[1]就是苹果最早做的掌上电脑，那会儿没有Wi-Fi，没有无线，什么都没有，就一个牛顿摆在那里。
后来我们又拜访了戴尔总部和Gateway，[2]想去卖他们的东西。当时我想做一个全新的中关村销售模式，在科教馆做一个7×24营业的计算机直销。但他们不干，因为他们不是单纯卖计算机，他们想以电脑为中心，做网络，叠加他们的服务。说实话，电脑要做网络服务，这是给我的第一个认识上的启发。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洛杉矶酒店里面，我们班的一个同学，给大家发了我酒店的电话号码。因为我上学是班长，人缘很好，晚上就有三十多个电话打进来。我非常惊讶，他们怎么找到我的电话的？那个同学就给我讲了什么叫E-mail，他们通过远程上网用BBS。[3]我们班就有一个BBS，他们在那里发的消息。说实话，我当晚就像开了天眼一样，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场革命”，人类开始走向与物理空间无关，只跟网络有关的世界了，人类的时空变化有了更大进展。我觉察到，这个东西上面会长出无数的东西，所有过去的、传统的邮政通信手段都将变成它的基础设施，我突然就想清楚了这个行业大概是个什么样子，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快速成长的。
我喜欢从整个行业结构来看问题，对新东西对整个行业的影响有着强烈的警醒意识。这不是吹牛，十年前见过我的人都知道，我当时确实是早想象过今天的样子。我甚至想象过有一天，很多人所有的东西都相互联接，用什么联不重要，人们时刻联机，实际是联机的那些东西在控制你，人的肉体可能只是它的营养体，你可能只是大系统中的终端……
美国之行的那几个月是我寻找未来方向的一个旅行，使我对整个IT工业和人类关系有了一个全新认识。
我们一回国就创办了瀛海威。[4]1995年3月回来，5月份就开业了。公司名称的来源特别简单，那个时候美国正式推行全国联网基础设施，也就是做信息高速公路，我们就把公司定名为“信息高速公路”[5]的音译名了。
1995年，很少有人清楚整个互联网的架构。中国电信也没有，它的网络上还没有服务器做ISP。[6]这个虽不是我所学的专业，但我不怕新概念，对感兴趣的东西会去钻研。做瀛海威的时候，我把技术层面的东西都认真看了一遍。我们建的网络，通过中国电信的线路与国外服务器网络连通。在这个从底层到顶层架构的网络上面，架了应用设施，做了自己的内容，设计了自己的服务。
1995年9月正式开通后，在北京节点开通了两条全国线路。我们的机房在中关村南三街，离科学院的网络中心只有800米。我对当时的网络中心主任宁玉田[7]说，我要跟你的网连起来，我要做服务。他说，让邮电部去架线的话可能要等两年，你能弄到线吗？我一看物理距离只有800米，就想自己来架设线路。我们墙外的路是市政的，在上面架电线杆子必须是邮电来做，但是围墙里面的地都是科学院的，市政不管，我们可以自己架电线杆子。我就找科学院行管局，说要做一个工程，围着这几个研究所的围墙架电线杆连一条线到网络中心成不成？他说可以，我给你批一个规划就完了。后来就这么树了18根电线杆，连一条光缆，连到科学院物理所三楼，花了8万块钱，这样就可以用网络中心的互联网出口了，半个多月时间就连上了。宁玉田当时傻了，问你怎么弄的，违不违法？我说全部合法，所有批件都在这儿。
再说网络的另一头，怎么联电话装机线的事儿。我去中关村电话局申请一个9进9出的总机服务，记得申请了20条线，因为永远不用打出，只是拨进，所以我把它改成18进2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司的电话总机，这个装机线非常便宜，只产生单进的费用。当我们有了国际出口，有了电话装机线，拿一个E-mail号码，拨我们那个号，嗡嗡响了就连上网了。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业务模式很简单，但很清晰。我们第一个店开在科教馆那儿，又卖电脑、卖Modem[8]、卖上网账户，像个能上网的咖啡馆。
当时主要是中关村的研究人员买，他们过去上网要到机房很麻烦，突然发现自己买一个E-mail账户，装好Modem在家拨号就可以直接跟国外联系了。因为那会儿家里没有电脑、没Modem、没电话线的人很多，我们还开通了一个服务，让家里没有电脑的人买一个账户到我这儿上网，按时间收费，相当于后来的网吧服务，上网账号分能出国的和不能出国的两种。这就是我们1995年的主要业务模式，瀛海威当时靠网络服务是赚钱的。
这一年的八九月，我们打出了一个响亮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
这实际上是个指路牌，但费用很高，一年18万。我们的市场部经理刘杰[9]问我要不要拿下，我说一定要拿，因为我们一定要让人知道我们公司是干什么的。我们一伙人就在办公室讨论怎么宣传，怎么说清楚我们公司正在做、正要卖的东西。我们想到信息高速公路。我说好，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那就向前1500米，正好是我们的门市。我们的广告策划就把它画出来贴上去了。当时这样的广告确实很新颖很特别，因为大家要么宣传产品，要么怎么样，没有人这样宣传的。
领先一步是先驱，领先三步成先烈
1995年我们做得挺火的。北京办公室都有六七十个人了。很多人来找我谈投资，我那会儿就认识Peter Yip[10]，还有曾强、[11]梁冶萍[12]过来的时候带了两个人，花三天时间听我讲了我的伟大理想，特别爽快地说要投资了。她什么账都没看，只要求控股，说对公司现有资产评估多少都行。我开始投了七百万，就评估了两千一百万，三倍。我非常高兴，哪晓得控股这么重要。三天后她就给我的账上打了五千万。投完以后，我们只占26%的股。1996年的时候，谁能才见你三天就给你五千万然后按你的理想去做？所以我老说梁冶萍是中国第一个风险投资家，当时是中国互联网的第一笔风险投资，只不过没投成功而已。
梁冶萍进来以后任董事长，但是日常经营她全部不管。当时我特兴奋，心想我可以实现伟大理想了，就迈开了步子大建特建全国网来经营。五千万几乎到年底就快没了。到1997年亏损了一两千万。后来她还做了一点股东借款，一块钱价格转股，转股以后她就变成75%的股了。其实1998年的时候虽然亏损，但还是可以做，挺过劲儿就能坚持下来，而且当时有很多人来找我们，想要风险投资。但后来我被董事会清零了。那以后我也没再见过她。离开之后，我什么也没说，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媒体上讲我离开瀛海威是因为业务之争。
瀛海威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历史。就是像我说的这样，像个暴发户一样暴发，然后像慧星一样就坠落了，就结束了。这就是中国最早在国际互联网络上提供中文信息，最先提供ISP业务的网络商的命运。
很多人说我当时花钱花得太猛了。这跟我前面赚钱赚得太快有点关系。因为中国当时正在快速成长，到处都是钱。像我们俩做的行当，进来后发现几乎是在创造一个世界，一个一马平川的新世界，你就容易产生误判。另外，成功一定是失败之母，这是没办法回避的。瀛海威当时确实做了很多，其实应该只做一家公司该做的事。但那是在创造一个新行业，搭建整个行业的复杂架构。如果那个时候不那么快，不是上来就把行业结构做那么复杂，是很容易存活下来的。但你想想，那个时候，连163[13]、169[14]都没有，你最开始不做ISP，就没有ISP。说实话不复杂也不行，因为你走得太早。我评价自己的这句话其实一直没有变过：我做瀛海威，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我们做得太早了，步子迈得太大了。就像人说的那样，领先一步是先驱，领先三步就容易成先烈了。
1995年，虽然我们在讲互联网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们自己也在不断认知中。我一直觉得互联网绝对不只是商业，我一直特别希望把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想清楚，互联网对教育、心理，对一个没有心理医生又没有宗教国家的国民会产生什么影响，把互联网的哲学机理，把它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影响讲清楚，开始考虑出版一套“网络文化丛书”。互联网的确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哲学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主编是郭良[15]的原因，郭良是学哲学的。那个时候我们商量，攒一批好玩的人，一是有学术根底的，二是在技术上能够打通的人，把互联网对社会的可能影响写出来。我找到刘苏里[16]和甘琦[17]来做这件事情。
现在想，当时我作为商人，做这个不合适。但回到我当时的状态，我肯定还是要做的。说实话，一旦钱挣得容易之后，特别容易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就是马斯洛需求理论[18]说的那个生存需求满足后，其他层次的需求就会多点。现在看，这套书还是挺有意义的，它为这个行业做了一些基本的学术解释，还有就是成就了一大批人。像姜奇平[19]、吴伯凡[20]，现在研究互联网社会影响比较有名的一些的人，几乎都在里面。
1997年我们在向全国建网发展，我觉得可以借这件事情让全中国人都知道互联网是怎么回事。另外，走信息化这条路至少也要和政府有接触，得政治正确。所以我们当时就做了个公关活动，请尼葛洛庞帝[21]来做“数字化生存”的论坛，来了有三百多人，政府官员占了一大半。最开始的连翻译都结结巴巴的讲不清楚。为办这个会我们花了几十万，我只要求所有的会都在我们公司里开。我是后来才觉得这次会挺关键的。因为尼葛洛庞帝讲未来、未来后发优势这个东西，那次会确实成就了张朝阳。[22]但争议也很大，很多人觉得我们开这个会花钱太大手大脚了。但对我们来讲，只是公关中的一个正常计划。我们那时候一年的公关经费几百万，因为市场上要推广，要不然你怎么让更多人来上网？现在人有“网瘾”，但当时我们还得“忽悠”人来上网。
（本文根据访谈整理，文字有删减，完整版已经口述者确认。感谢赵婕、刘伟、薛芳、刘旭艳、李宁、孙雪、杜运洪等人为本文所作贡献。欲了解完整版，请关注即将出版的《互联网口述历史》系列丛书。）
时间:2017年6月5日-6日
地点: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市
主题:“中国互联网的分歧与融合”。除了这个特定主题外，会议还将包括分析观察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使用和影响。
作者简介
张树新：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总裁。瀛海威在国内最早提出在国际互联网络上提供中文信息，也是最先提供ISP业务的网络商之一，启蒙了国人有关“因特网”的基本概念，被称为中国互联网的“黄埔军校”。张树新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代织网人”、“中国互联网的教母”，也因瀛海威烟火灿然的寂灭，而被视为“中国互联网的先烈”。
文章注释
[1] 苹果牛顿（Apple Newton），是较早期的掌上计算机（个人数字助理），由苹果计算机公司于1993年开始制造，但因在市场上找不到其定位，需求量低，并于1997年停止了生产。
[2] Gateway公司，于1985年成立于美国爱荷华州，美国知名的PC品牌。2007年10月Acer宏碁以7.1亿美元收购Gateway公司。
[3] 电子公告牌系统（Bulletin Board System，英文缩写BBS）。BBS也泛指网络论坛或网络社群。
[4] 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5年5月，总经理为张树新，出资人为张树新和她的丈夫姜作贤。公司最初的业务是代销美国PC机，张树新到美国考察时接触到互联网，回国后即着手从事互联网业务，瀛海威由此而诞生。该公司曾经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领跑者。
[5] “瀛海威”是“Information Highway”（信息高速公路）的中文音译。
[6] ISP，是Internet Server Provider的简称，即Internet服务提供商，就是为用户提供Internet接入和（或）Internet信息服务的公司和机构。
[7] ISP，是Internet Server Provider的简称，即Internet服务提供商，就是为用户提供Internet接入和（或）Internet信息服务的公司和机构。
[8] 调制解调器（Modem），俗称“猫”。
[9] 刘杰，瀛海威成立最初的发起人之一，曾任瀛海威市场总监。
[10] 叶克勇（Peter Yip），生于香港。中华网创办人。
[11] 曾强，曾创办实华开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第一代中英文全球多媒体在线网，以及中国第一家网络咖啡屋，之后创办全国最大网络咖啡屋连锁店。
[12] 梁冶萍，女，1948年出生。曾任瀛海威董事长，北京中兴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13] 163网，即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该网络由邮电部建设经营，是我国四大计算机互联网之一，是Internet在中国的接入部分。其用户特服接入号为163，故称163网。
[14] 169网，是指邮电部于1997年投资经营，采用Internet/Intranet技术、充分利用国家公用通信网的网络资源组建的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网。该网络的特服接入号码为169，故又称169网。
[15] 郭良，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数字论坛”成员。1996年初，倾囊建起学术交流网PhilNet。出版有《网络创世纪》等。
[16] 刘苏里，生于1960年。万圣书园联合创办人，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17] 甘琦，女，祖籍江西，生长于东北。图书策划人。万圣书园联合创办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
[18]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亦称“基本需求层次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提出。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亦称为社交需求）、尊重、自我实现这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
[19] 姜奇平，1962年7月北京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常务理事，数字论坛成员等。
[20] 吴伯凡，1966年生，湖北荆州人，哲学硕士。《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事观察员、节目主持人等。
[21]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生于1943年。美国电脑专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每个孩子一部笔记本（OLPC）项目主席。著有《数字化生存》。
[22] 张朝阳，1964年10月出生，陕西省西安市人。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的统计报告（2016），截至2016年6月，中国大陆互联网普及率达51.6%，网民数量为7亿人，已经形成具有庞大规模的网民体量，网络成为重要的舆论平台。
随着网络舆情研究进入大数据时代，网络挖掘和机器学习等新技术使得快速甚至是即时搜集和处理大量网络数据成为现实，但是，大数据技术并非万能，在研究和探索舆情本质的过程中，依然需要人工判断作为主要的分析和解释手段，我们以此尝试解决当前舆情研究中缺乏整合性和系统性不足，甚至是被技术导向主宰的问题。
本研究针对网络舆情研究之现况及需要，提出一个全新的网络舆情研究路径，以覆盖度、测量和解释为网络舆情挖掘要素，搭建以人机结合的网络舆情大数据分析平台。在实践方面，将整个分析框架和机制，集合于一实时数据挖掘平台上，透过一体化的舆情监测和分析流程，力图达到高效、准确、广度和深度并重，以及随时跟踪舆情事件发展动向之目的。
闵大洪（2016）总结过去对舆情理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概念的定义方面，汇整并形成总结性的概念定义：“舆情，系指社会的现实和变动的状况，包括各种原因引发的事件本身及相关舆论的生成。”舆情监测既有苗头性又有全局性，苗头性即是需要在事件未形成舆论之前及早察觉和监测；全局性则是指需要对社会不同阶层、政经势力、利益相关或某一专门领域状况的整体呈现。
目前舆论阵地已大幅度延伸至网络环境中，喻国明（2010）、谢耕耘（2011）及尹培培（2013）等学者对网络舆情进行了全面论述，即是认为网络舆情是指民众通过互联网针对自己所关心或自身权益紧密相关的公共事件、社会现象等作出的主观反映，是多重态度、意见等交互的综合表现。网络舆情特点包括自由、情绪化、分散、即时、多变等，影响力强。网络舆情监测的总体目标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现所需要监测的舆情信息，寻找到首发的信息源，接着监测范围扩大至所有涉及信息来源，并分析传播的趋势和范围，时刻跟踪事态发展及带来的新情况（闵大洪，2016）。
相比传统媒体信息，网络数据内容更新快速（Velocity），数据形式多样（Variety），不仅限于传统内容的图文形式，更具有视频、动画等内容形式，网络舆论趋势不确定性高（Veracity），数据体量巨大（Volume），内容复杂（Complexity）和数据的非结构化（Unstructured）特征明显，蕴含无法忽视的高价值（Value）属性。从数据结构上的特点来说，如果数据简单、规律、重复性高，那么运用传统分析手段或简单的数据挖掘方法就能进行归类分析，然而，正是因为当前网络舆情数据包括大量的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数据在内，数据间存在关联性，同时呈现明显的非结构化特征（胥琳佳，2013），使其分析难度加大。
从事件特征上来说，在网络舆情的环境下，传统新闻叙事上的5W1H较难以辨认，不再有明确的事件发生地点（Where），取而代之是多样的来源；无固定的内容发布时间（When），即时更新成为常态；人物（Who）身份模糊、隐蔽；事件（What）本身焦点模糊；叙事（How）散乱；欲对事件原因（Why）的挖掘，则变成了难于理解事件的背后故事；难以测量理论；更难以发现形态。
因网络舆情具有前述特点，加大了舆情研究工作的难度，加上舆情监测行业发展年份尚浅，在当前网络舆情监测和分析领域中，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目前国内网络舆情监测服务机构主要区分为三类，分别是：（1）依托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建立的舆情监测平台，以服务政府有关部门为主；（2）由高校或学术机构创办的舆情研究所，具有学术传统；（3）由软件公司或其与传统的市场调查公司联合成立的舆情监测软件企业，抓取互联网舆情数据能力较强。不同的网络舆情监测机构由于背景不同，在产学研等方面各有其优势及不足，整体而言，相关产业存在不同程度发展产品单一，同质化严重或缺乏产业内融合机制等问题（于新扬，2015）。
多位研究者在汇总和整理当前网络舆情研究文献及行业发展现状后，总结认为大数据时代下的网络舆情研究研究学科视角单一，缺乏跨学科的有关研究，未能进行动态化、立体化、全局化的综合探讨，为研究而研究，研究结果难以转化为实际应用系统。整体而言，存在系统性不足的问题（林源，2015）。由于当前网络舆情研究缺乏对数据的整合，未能有效地结合网络舆情数据与相关外部数据，导致数据割裂及解读片面；研究偏于平面和孤立，未能精到地解析舆情事件或话题背后的深层原因（燕道成和姜超，2015；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2014）。
更进一步，有研究者指出，当前网络舆情研究出现了技术导向的研究特点，即是过于围绕大数据展开网络舆情研究，缺少对社会舆情生成、发展、演化和衰退的内在机理来研究社会舆情信息的获取与识别、监测分析与预警、导控等治理决策方案（蔡立辉和杨欣翥，2015）。
本研究提出一种新的舆情研究路径——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内容挖掘与分析，是以人机结合基本理念的舆情研究机制，有别于当前主流的网络舆情研究手段，以改善网络舆情研究遇到的方法论问题，具有挖掘广度、深度及监测结果更为全面和准确的特点。
(一)新舆情研究路径的理论框架
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手段已可以支持以普查方式覆盖处理海量的网络数据，不再如传统舆情信息需要抽样以代表母体的处理方式，也由此得出了“数据足够大的时候，就可以自己说话结论”的论断。然而，虽然不再担心抽样偏差，却产生新的忧虑，即是需要考虑数据源本身的偏差。由于整体数据可能含有噪音，如不排除，则容易高估算法的精确度。同时，大部分的数据是孤岛状态，在整合处理时，无法准确地忽略和重合数据，也易导致数据结果偏差。可见，让数据“自己说话结论”是危险的论断，其中需要对数据源的清理，才能避免潜在误差。
本研究指出处理网络舆情数据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以社会科学逻辑和业务思考为基础的解决方式，包括覆盖度（Coverage）、测量（Measurement）和解释（Explanation）三大要素。
1.覆盖度（Coverage）
覆盖度即是解决数据是否齐全、代表性及数据质量的问题。舆情研究中，不论是传统媒体条件下还是大数据时代，相比全部数据来源，数据信息是否具有代表性更为重要。数据的过度覆盖易引入过多的含有歧义或无关的信息，会影响算法的精确度。同时应高度关注关键字搜索的设计和操作。由于自然语言使用灵活和含义丰富，简单的关键字设置搜索出的数据结果，与实际所需要的数据库结果可能存在较大偏差，从而导致误差存在。
不少学者也曾经以“谷歌流感趋势预测”（Google Flu Trend，GFT）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谷歌发现某些搜索关键词能够很好地标示流感疫情的现状，因此，谷歌使用经过汇总的谷歌搜索数据来预测流感疫情，并将其预测结果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的监测报告作对比。然而在2009年，谷歌依据2008年前的资料建立起的数据模型所预测出来的结果远低于2009年实际所发生。而后，修正模型后，在2013年，其数据再次出现高估的问题，至此，谷歌关闭了GFT的功能，并且未再更新资料（https://www.google.org/flutrends/about/）。一项发表在《科学》杂志的研究指出，出现这种结果的两个重要原因是“大数据傲慢（Big Data Hubris）”和算法变化。“大数据傲慢”即认为大数据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数据收集方法，而这种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绝大多数大数据与经过严谨科学试验得到的数据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因为其忽略了最基本的有关测量、概念的信度与效度及数据之间的依赖性。另一方面，算法本身会经过调整和改进，算法的改变合并用户的搜索行为或是媒体的报道，均可能会影响GFT的预测，即是数据持续更新，算法无法做到随时调整，由此带来其结果的误差（Lazer et al，2014）。
因此，为掌控研究质量，需认识到数据过度覆盖和数据来源不足同样易造成数据质量不佳的情况，我们提出，舆情研究需要考虑合理的数据范围，可利用搜索关键词的逻辑设置，将舆论话题概念化，并利用可人工二度判断的手段来解决数据覆盖度的问题。
2.测量（Measurement）
测量即是解决可以挖掘什么的问题。在大数据技术的协助下，机器已经能够完成许多自动化的测量工作，如网民行为（点赞数、阅读数、分享数、来源、路径、发展趋势、评论声量等）及文本的情感测量，当前舆情监测工作较为重视对行为的测量，准确度高，但是对于态度的测量仅以正负面的标尺为主，对舆情本质，如态度或意见的强度、有条件式的立场或意向等方面的测量较为欠缺，无法分析在什么情况下的“支持”或“反对”的意向，也难以辨别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态度差异。
再者，往往对网民的意见数据测量存在缺乏理论概念、甚至偷换概念的情况，如以声量代替影响力的测量、以正负面的情感来代替满意度和支持度等情况，因此导致测量效度不确定。另一方面，以中文语义技术为手段的情感分析，准确度尚不理想，与传统民调结果难以相提并论。以语料匹配方式所能达到的分析准确度少于60%，即便使用有优良的训练集的机器学习方式，在理想的场景下，可将准确度提高至80%（祝建华，2012），但此结果依然难以满足需求。因此，需要在适合舆情研究的理论框架和依据的支持下，建立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的测量标准，才能正确地进行舆情的深度挖掘。
3.解释（Explanation）
解释即是解决如何分析和解释发现的问题。网络舆情的解释度视乎分析的深度，而当前主流的机器自动化分析，绝大多数基于描述性分析，即是以单变量分析为主，如各种排名榜单，分析单薄，解释性不强，提炼洞察困难。因此，需要在掌握单变量的数据信息基础之上，关注变量之间的差异和关系，以回答有意义和有深度的研究问题或检验假设。
(二)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内容挖掘与分析研究机制
基于上述对舆情研究路径的理论框架的探讨，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内容挖掘与分析研究机制设计使用人机结合的理念，力图避免当前网络舆情研究的误区和偏差。该路径的执行流程为，先采集网络上的海量信息，再结构化处理，随后利用网络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结合人工在线内容分析，充分考虑分析结果的准确度，深度挖掘舆情事件，最终获得有价值的洞察。
1.网络挖掘与机器学习
网络挖掘（Web Mining）是指互联网中普遍使用的数据挖掘方式。以研究目的区分，网络挖掘区分为三种类型：（1）内容挖掘（Content Mining）：以单个文件或网页为分析单位，以文本分析为主，用于分析半结构化或结构化处理后的信息；（2）结构挖掘（Structure Mining）：分析网页的节点和结构，包括从网页超链接中提取规则，或是挖掘文本结构；（3）使用行为挖掘（Usage Mining）：挖掘网页访问者的使用记录（Herrouz et al., 2013）。
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定义为“机器学习是一门人工智能的科学，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工智能，特别是如何在经验学习中改善具体算法的性能（Langley，1996）”，是借助数据或以往的经验，以此优化计算机程序的性能标准的方法（Alpaydin，2004）。
本研究综合运用网络挖掘与机器学习技术，结合技术专长与社会科学研究知识的积累，设定合适舆情分析的网络挖掘研究框架，具体为通过机器算法、语意分析技术和自动化关键字匹配等技术，快速挖掘网络舆情信息，以描述和挖掘舆情事件或现象的面貌。在网络挖掘的研究框架下，当前可透过机器挖掘自动化分析的主要面向和指标包括（不限于）：
以下分别以两个发生在澳门的案例来说明上述的机器自动化分析结果。
例1：“台风“妮妲”袭澳事件舆论分析
本部分以台风“妮妲”袭澳事件为例，透过网络挖掘和机器分析结果，综合说明舆情事件的传播来源、传播量度、传播内容、传播特征、传播力度、传播效果以及不同阶段的态度差异和变迁。
背景：2016年8月，台风“妮妲”来袭，澳门于1日下午开始悬挂3号风球。香港天文台1日晚8点40分悬挂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8号风球），澳门未有像香港悬挂8号风球，引发社会质疑。
观察期内网络舆论（包括Facebook、网络论坛、新浪微博和YouTube）信息量明显高于传统媒体，其中以Facebook信息量最多，占97.6%，明显高于其他传播来源。
进一步观察信息量最大的Facebook社交媒体，三个现场直播气象局发布会的Facebook专页获得较高的点赞数、评论数和转发数，三条直播主帖短时间内共获得3.5万回帖，占Facebook总帖数74.1%，引起网民极大回响。其中，以Facebook专页「Lotus TV」直播发布会传播力度最为显着，共计获得点赞数2,073个，27,910条回帖，转发次数达2,491次。
三条直播主帖及其回帖谈及“落台”、“局长”、“下地狱”等词最多，负面表达较为强烈，对局长的不满意见明显，要求其落台呼声较大。
注：词云图以相关文本数据源为分析基础，其结果的繁简体表达受文本数据自身字体限制，下同。
观察整个事件的发展趋势及信息量，可明显区分事件发展阶段，以8月1日零时至次日15:00为升温期，网络舆情内容有2,837条民意帖，该阶段的反对态度达到75.6%，词云图显示关键词为“气象局”、“妮妲”、“台风”等，可见民意讨论集中于台风形势本身；第二阶段，8月2日15:01至16:30，短短一个半小时内网络民意猛烈增加，相关民意帖达到14,018帖，事件发展至爆发期，该阶段舆论反对态度扩散至85.3%，“落台”为最明显的关键词，信息量远超其他关键词，说明该意见占据主流舆论；随后8月2日16:31至8月5日23:59，对该事件的探讨明显下降，网络民意有9,326帖，讨论进入降温期，反对意见稍微减少，为82.6%，但是依然高于升温期，关键词为“局长”、“气象局”、“落台”等。
结合事件发展的趋势及信息量，可以发现，在舆论爆发期发帖量最为集中，同时发言的趋同性升高，由词云图反映出，舆论走向由对台风天气本身的关注，转向对政府相关部门失职的问责，表达出强烈的反对态度。
注：其中各阶段态度取向分析为人工内容分析结果，在此引用仅为了更好配合网络挖掘数据进行解释。
例2：“2015年澳门施政报告”四象限词云图
2015年11月17日下午，澳门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崔世安在立法会发布2016年施政报告。报告范围包括持续提升民生素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建设宜居城市、深化公共行政改革等四方面。观察施政报告发布前后整一个月的相关舆情内容，利用分词、机器学习及数据可视化等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制作出四象限的词云图，以初步解释舆情的度量、内容和传播效果。在对词云图解读方面，关键字的字体大小表示讨论声量的多少，横坐标为正面及负面，纵坐标为讨论什么和怎么讨论。
如下图，在涉及“2016年澳门施政报告”的舆情中，在词云图左侧“正面”情感方向上，网民讨论“施政”和“政府”最多（右上角），其次为“行政”和“博彩”，与施政报告内容和热点相关议题密切相关；在如何讨论（右下角）中，以“直播”为涉及最多，是对信息传播方式的讨论，再次为“保障”，说明其为网民提及施政报告时较为关心的方面。
词云图右侧“负面”情感方向上，左上角网民讨论什么中，最明显的关键词为“政府”和“施政”，与政府发布施政报告议题高度相关，其余较为明显且较为相关的关键词为“公屋”、“土地”、“承建商”和“房屋”，说明住房问题为网民讨论中较为负面的议题；右下角网民如何讨论话题以“填海”为最关键词，说明该议题的动作是讨论较多负面的内容。
2.人工在线实时内容分析
舆情研究的本质是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于茫茫信息中获得所需要监测的舆情内容，并且深入解析舆情事件的方方面面，包括前因后果，即时动态，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因此，仅掌握机器挖掘出的数据并不足够。机器可帮助掌握包括传播来源、传播量度等单变量数据，然而在舆情研究中多变量之间的关系和差异是社会实证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必须引入人工分析处理机制，以寻找更为深层次的解释。本研究主要从差异和关系两方面为挖掘重点。差异可使用交叉和聚类的方式获得，如交叉可了解议题之间的态度差异、强度差异，聚类能够帮助细分利益相关者等。对关系方面的挖掘，以相关关系、因果关系和预测及解释力为主。
1)内容分析法
本研究中人工在线实时内容分析以传统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为研究方法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改进操作，以改善运作效率、提高数据及编码的质量、产出更有信度和效度的分析结果。
内容分析法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对文本内容进行编码、分类、语义判断及形成可供统计分析之用的量化分析方法。它是指一种以系统、客观与量化的方式，来研究与分析传播内容，藉以测量及解读内容的研究方法（Kerlinger，1973）。在方法设计和执行方面，强调：（1）系统的方法，需采用随机样本、系统的类目建构和编码程序；（2）客观的程序，需遵守明确的标准与规则；（3）量化的分析，需为所有的变量下操作性定义，确定测量标尺，进行统计分析。
传统的内容分析流程包含多个程序，设计以保证理论和操作的合规和准确性。整个流程以话题（研究题目）拟定为始，进而进行文献探讨，以确定研究问题及解释；在对分析对象范畴的确定时，可考虑对母体进行分析，或者采取抽样的方式，确定研究对象；通过资料搜集建立样本集；定义分析单位后，建构类目量化系统，制作编码簿，在正式编码之前，对编码员进行训练，进行前测编码，计算信度，当编码员间信度达至一定水平时，可开始正式编码，此后输入数据，分析资料，最终获得结果呈现。
内容分析可以支持多种资料类型作为研究范畴，如采访稿、焦点小组结果、教材、新闻、论文、杂志、文章、政治演讲、小说、广告、社交媒体内容等，呈现的格式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分析方法可灵活应用于多种研究目的及不同领域，其中最为知名和经典的案例之一为Harold Lasswell在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研究。Lasswell在其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Propaganda Technique in World War I）中以宣传信息所使用的符号为分析对象，包括报纸、宣传手册、传单、书籍、海报、电影、图片等，发展出内容分析法以研究宣传运动中的技巧。还有其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有研究者利用该方法确定文章作者的著作权的比例，例如Mosteller和Wallace（1963）采用基于词频的贝叶斯技术，解决了《联邦主义者》（The Federalist）文章中的原作者的分布问题。商业领域中，有研究者使用内容分析法评估食品行业的发展趋势，例如，1998年有一项研究钙摄入和减肥之间的关系，研究范围是青少年和女性杂志上的广告、文章和专栏内容（Kondracki, Wellman, Amundson , 2002）。社会服务方面，美国农业部森林服务局（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利用内容分析法监测社会环境对国家森林管理措施的评价意见（West , 2001）。
2)编码员之间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
在内容分析中，需要多于一个的编码员来进行编码工作，这些独立的编码员对一段信息/记录内容的特征（也就是记录单位）作出判断，并且达成一致的结论。这种一致性以量化方式呈现，称之为编码者间的信度。不同的编码员应该对每一个分析的对象给予相同的评分（对等距或者等比标尺而言，即使不是完全相同的数值，也应该是相近的值），这种实质的同意程度是检验“编码者间的信度”的基础（Tinsley & Weiss, 2000）。
通常我们研究的信息有明显的内容（manifest content）和隐藏的内容（latent content）。对于明显的内容，例如文章字数、消息来源、人物或单位名称等，很容易以客观的判断来达成高度一致性。但是，对于隐藏的内容来说，例如报导态度或者价值观，编码员必须根据他们自己的思维系统作出主观的诠释。这样的话，编码员之间的相互主观判断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当这些主观判断由所有编码员共享的时候，也就是它们更有可能让读者产生相同的意义（Potter and Levine- Donnerstein,1999）。
编码员间信度评估流程由编码指引开始，需要依据编码簿制作编码指引，帮助编码员准确理解编码类目，帮助编码员熟悉议题，理解编码类目；之后选取少量样本，各编码员需要独立进行编码，不可相互讨论或指导，计算信度系数以观察不同编码员是否已经达到可接受的认知一致性水平，如未能达到理想的信度水平，则需要对编码员再次进行培训和指导，以确保编码员达到理想信度水平，可开始正式编码。学术上常用的编码员间信度有Holsti的信度系数（Holsti's Coefficient Reliability）及Krippendorff的alpha值（Lombard, Snyder- Duch和Bracken, 2002）。
3)人工在线实时内容分析流程
在参考传统内容分析法的理论和操作方法基础上，本研究建立了由大数据技术辅助人工在线实时内容分析机制及平台—博易数据挖掘平台（DataMiner），整个流程包括准备阶段、编码及质量控制和结果呈现三大部分。
在完成前期文献搜索、确定研究问题等预备工作，可于平台上进行准备阶段的设定数据源、通过设置多重关键词以设定概念，在该过程中，可通过筛选工作以确保数据高度相关和精确度，并且完成编码库管理和设置类目的工作；进入编码及质量控制阶段，该部分尤为重要，正式编码前需要进行前测编码，以确保编码员间信度达到可接受的理想水平，在正式编码过程中，透过平台随时监控编码结果，并可定期校对以保证编码质量；完成上述过程后，可对结果进行分析和可视化呈现。
该操作流程设置多种质量保证机制，可随时监管编码员效率、编码准确度，以确保最终的工作结果可真正为舆情研究提供价值。
下图为线上内容分析机制页面，支持即时编码、即时检验、即时监控和即时结果。
以下分别以发生在澳门的两个案例来进一步说明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做到的分析结果。
例3：“澳门康复政策”的网民态度分析
在某些舆情事件中，涉及的话题面向多向且复杂，需要人工处理和区分，在此基础上，才能得以进一步解析细分议题之间的态度差异及强度差异。
下图着重于对澳门的一项康复政策不同范畴的态度差异的解读。康复政策为总体政策类型，下属多个细分政策范畴，情况较为复杂，必须使用人工判断的方式予以分类和归整。结果显示，针对康复政策，除整体性的“康复服务十年规划”，其余区分分类共14个细分范畴，进而需要判断这14个范畴的态度如何。对态度的测量以七个层次划分观察网络舆情，区分为是无条件认同/完全认同、主体认同、有条件认同、中立态度/无明确态度、有条件反对、主体反对和无条件反对/完全反对。观察分析结果（模拟数据），以对“公众教育”范畴的认同程度较高，有42.9%为“无条件认同/完全认同”，42.9%为“主体认同”；观察另一个方向的认同程度，以“学前训练及托儿所”和“医疗康复”两个方面的反对态度最为明显，分别有22.2%和20.0%表示了“有条件反对”态度。
例4：“食品安全问题”的网民意向分析
另一个案例是有关食品安全的舆情分析，探讨关于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食品安全所持的立场差异。下图为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分析结果，采用机器学习和人工编码结合的方式得出。观察不同媒体来源中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整体立场，可以看到新闻评论、论坛、YouTube和Twitter上反对的声音较多（71.4%、75.0%、76.9%、70.0%)。不同媒体来源对于不同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单位、政党和社团）的态度存在较明显的分布差异，以Twitter上的反对声音最多（77.8%），在论坛和新闻中表达出来的舆论声音以中立为主（100%，89.2%）。该案例说明，不同媒体渠道上所收集到的舆论声音可能存在差异，对事件的看法和立场会不一样。如单独使用网络挖掘，仅仅能看到整体的声量，无法解读到不同层次的内容，因此可见，仅仅看传播量等内容是远不足够的。
3.大数据技术与人工在线实时内容分析的互动和促进关系
在本研究的网络舆情研究新机制中，以人机结合为核心理念，大数据技术框架下的网络挖掘和机器学习可执行广度的自动化分析和快速挖掘舆情信息，人工在线内容分析则能完成深度挖掘和解释舆情间差异和关系的任务。从舆情分析和解读的整体角度出发，以网络挖掘及机器学习为代表的大数据技术与人工在线内容分析两个体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构成一个良性循环，且存在彼此优化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1）机器技术改善人工编码流程。通过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辅助，提供编码文本关键词高亮设置，相似主题文本优先派发等算法支持，得以提高人工编码效率；另一方面，平台提供快速简单的前测编码和即时质量监督功能，解决了传统内容分析中编码质量难以控制和校正延迟的难题。
（2）词云图帮助制作编码类目。利用词云分析技术，能够快速发现和掌握舆情事件主要面向，从某种程度上，以关键词的形式，表达了相关内容的热度情况。在传统的人工内容分析法中，制作编码类目前需大量检视相关内容文本，以获得对研究问题的大致了解。有词云的帮助，其快速挖掘的关键词能提供编码类目的线索，大大改善制作编码类目的效率及效度。
（3）人工内容分析结果帮助改良机器学习的准确度。经过信度检验的人工内容分析所累积的大量人工编码结果，可以作为优质的机器学习的训练集，用于改善自动化分析结果，如情感分析，以此方式不断提升机器分析的准确度。
回顾当前网络舆情研究发展现况，网络舆情监测和分析的工作难度大，面对复杂的舆论场景，单靠机器或人工方式无法解答我们的研究问题及现实需求。为此，本研究提出新的舆情研究路径——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内容挖掘与分析，并通过博易数据技术公司的“博易数据挖掘平台-DataMinder”来实现。该路径综合汇总多年舆情研究经验，以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核心要素——覆盖度、测量和解释作为网络舆情挖掘的理论框架，配合人工在线实时内容分析方法，探索舆情事件变量间的差异与关系。其中所建立的分析机制及流程，乃将研究视角落实至研究舆情的本质，以回应学术界、政府和业界期望了解舆情的真正意涵及价值。
本研究着重于提供一种舆情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论，不限于特定舆情研究的目的和用途，适用于实务应用，亦可用于学术研究；可用来掌握舆论形势，又可用于深度挖掘某一个话题，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
以上作为网络舆情分析路径上的初步尝试，乃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然而作为新的探索，需要持续优化，尤其是理论上需要强化和补充，在实践上需要改善和提升。其中需要考虑是否能够应对各种舆情研究类型和情况，例如，当需要处理的数据量特别大的时候，运用人工内容分析时人力部分的压力过大，时效性会大打折扣，可考虑按照一定规则抽样处理，如对文本内容采用系统抽样或分层随机抽样方式，形成可供操作的编码样本库，这也是笔者提出作为未来研究和探讨的一个方向。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是，将质化与量化结果的相互结合解读的研究方法论。在对舆情的研究实践中，网络挖掘和机器学习是研究舆情的第一步，可快速获得初步的量化结果；第二步是使用人工编码和分析将文本内容做量化处理，即是质化文本材料的量化过程；第三步是量化和质化内容的相互补充，即是以原文文本补充和解读量化结果。以此完成由质化内容得出量化结果，再次回到质化内容，量化结果与文本之间相互补充和解释的循环方法论，未来或可进一步实践和探索该方法对舆情或其他类型研究的解释度和操作性。( 责任编辑:李晓晖 )
New approaches to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Online content mining and analysis using big data technology
ZHANG Rong-xian CAO Wen-yuan
Abstract: Previous domestic research shows that public opinion mainly covers the social events and changes in society including the deductive factors triggering these events and public opinions related. Nowadays, mos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lack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 systematically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rarely adopt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re widely used to draw conclusion. Considering the above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this paper presents a novel approach for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which takes three major elements into accounts: coverage, measurement and explanation and is achiev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an online big data analytics and human judgment methodology. It first gives the overview of public opin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machine learning and web mining technology built on the platform; then it mines deeply and explains events via a manual onlin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Some cases will be elaborated in this paper to show the practicability and operability of this approach.
Keywords: online public opinion; big data technology; web mining; machine learning; content analysis
作者简介
张荣显：亚太区互联网研究联盟主席，澳门易研网络研究实验室总裁，博士
曹文鸳：珠海横琴博易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资深研究顾问，硕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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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West, M. D. (2001). Applications of Computer Content Analysis.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题注[1]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网络空间（cyberspace）的战略高度已被广泛认为是并列于陆、海、空、太空的第五大行动领域。美国作为世界上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起步最早的国家，其对于网络空间的理解和掌控已经远远超出其他任何国家。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历届总统的带领下，在网络空间战略、政策、立法等方面都做出了全面而深入的工作：
1．奥巴马时期在美国网络安全战略中的阶段性位置
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伴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网络空间认识而不断演变的。国内学者对美国网络安全的战略演进已经有了一定研究，如表1所示。
表1 国内学者对美国网络安全战略演进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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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 |
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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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志斌[2] |
“萌芽期”（20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 “探索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1年） “塑造期”（2001年9月至2012年底） “扩张期”（2011年9月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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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3] |
“孕育、萌芽和发展阶段”（冷战爆发至“9•11”事件） “确立、扩展和转型阶段”（“9•11”事件至2008年总统选举） “成熟、健全和完善阶段”（奥巴马执政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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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显龙[4] 陈宝国[5] |
克林顿时代网络安全主题：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保护 布什时代网络安全主题：网络反恐 奥巴马时代网络安全主题：网络威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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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岩[6] |
克林顿时期：发展优先、经济优先、适度安全 布什时期：安全优先、先发制人、积极防御 奥巴马时期：国际性、进攻性 |
总的来说，奥巴马时期的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已经上升到了非常重要的政治高度，形成了较为完善和成熟的战略体系，战略的涉及和影响范围也从原本的国内和政府机构扩展到了私营部门和国际社会。
2．奥巴马时期美国网络安全重要战略与行动
奥巴马非常重视网络安全，2009年执政伊始就开展了对美国网络安全现状为期60天的评估，包括网络空间安全和网络空间运行的战略、方针及标准。最终形成的这份名为《网络空间政策评估》的报告后来也成为奥巴马政府确立一系列的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的重要基础，包括在白宫设立网络安全办公室以及推出网络空间可信身份国家战略等。
奥巴马在网络空间政策、理念和机构建设上都进行了完善。表2概括了奥巴马时期出台的网络安全重要战略和行动。奥巴马意识到处理网络空间事务不能是零散和分离的，这违背了网络空间其本身的性质，唯有从国家层面甚至是国际层面进行统一协调才能完成这项庞大的工作。因此，奥巴马设立“网络安全办公室”、“网络安全协调官”，并意欲设立“网络安全强化委员会”以及“联邦首席信息安全官”来加强国家网络空间的顶层设计，将政军产学研的力量融合汇聚，由总统统一调配和领导。在战略方面，奥巴马执政期间不断加快网络战略布局脚步，在网络空间的理解上也更为宽广和开阔，出台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网络空间可信身份国家战略”、“信息共享与保护国家战略”、“提高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行政命令”、“信号情报活动总统政策指令”等等非常有影响力的战略和行政命令。近期，推出了“网络安全国家行动计划”，该计划被认为是本届政府历时七年多来治理网络安全的顶峰，将奥巴马对于网络空间很多理念上东西落实到了行动层面。(见表2）
表2 奥巴马时期出台的网络安全重要战略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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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战略/行动/报告 |
主要内容及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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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建立“美国网络司令部”[7] |
被认为是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半世纪来的最大一次改革，表明美军已经具备了利用先进网络技术进行渗透、监控、摧毁敌方网络系统的能力，是美军力争继续领跑世界信息化战争实力的又一重大举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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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设立“网络安全办公室”，增设“网络安全协调官”[8] |
“网络安全协调官”可谓“网络沙皇”，可实现网络安全的集中领导与军政商三界全面协调。 “网络安全办公室”，直接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负责，可以凌驾于军队和政府情报部门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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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国务院—网络空间国际战略 |
要建立一个“开放、互通、安全和可靠”的网络空间，并从经济、网络安全、执法、军事、互联网管理、国际发展和互联网自由七个方面提出政策重点。 与以往多份网络战略相比，该战略有创新、有突破、有看点，被美国“网络沙皇”称为美国在21世纪的“历史性战略”。[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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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网络空间可信身份国家战略[10] |
该战略计划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构建一个网络身份生态体系，推动个人和组织在网络中使用安全、高效、易用的身份解决方案。[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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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国防部—网络空间行动战略[12] |
战略提出的五项战略倡议，为国防部有效执行网络空间作战、维护国家利益和保障国家安全指明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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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信息共享与保护国家战略[13] |
战略意图在信息的共享与保护之间寻找平衡，并保证国家的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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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第20号总统政策指令（PPD-20）[14] |
该份秘密指令授权美军采取必要的主动进攻和防御行动，以阻止针对美国政府和私营企业计算机网络的网络攻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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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
提高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行政命令（E.O.13636）[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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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
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与弹性总统政策指令（PPD-2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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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信号情报活动总统政策指令（PPD-28）[18] |
该指令审查了美国信号情报活动的政策和程序，特别提到了大规模信号情报收集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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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国防部网络战略[19] |
这份战略从更加广义的网络与美国国防部职能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提供一种涵盖了比较狭窄意义上的网络安全问题在内的战略指导。其中折射出的鲜明特点，将关系到未来数年美国国防部与网络空间相关的行动，并且将对美国网络司令部的职能、结构和建设计划产生深刻的影响。[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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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网络安全国家行动计划[21] |
计划提出要将网络安全预算较2014年提高35%，建立“国家网络安全强化委员会”、设立“联邦首席信息安全官”一职以及倡导使用多重身份验证机制等举措。 该计划被认为是本届政府历时七年多来治理网络安全的顶峰，将指导联邦政府采取新的行动并促进包括联邦政府、私营部门、个人在内的整个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长期性的改善。 |
3.奥巴马时期网络空间战略特点
奥巴马政府将保护国家基础设施、提高网络事故识别和响应能力、开展国际合作，促进互联网自由开放、保障联邦网络安全；培养网络安全人才并加强与私营部门合作这五项内容作为网络安全方面的优先事项。[22]
奥巴马执政期间，网络空间问题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笔者认为，奥巴马时期网络空间战略有如下特点：
（1）防御走向进攻
美国很早就将网络空间视为新的军事领域，在奥巴马时代，美国在对待网络空间战争的态度更加强硬，其战略文件的风格也从防御性转向了进攻性。2009年美国网络司令部的建立被认为是为备战网络战争、争夺“制网权”迈出重要一步。2011年12月14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法规，允许国防部发动进攻性的网络战行。2012年10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秘密指令——第20号总统行政指令，指出提升美国网络攻击能力，必要时可以进行“进攻性网络效应行动”，在不给敌方或攻击目标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使用独特的非常规能力。2015年4月23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对外宣布了一项网络战争新战略，首次明确美国可以使用网络武器来对付攻击者。
从防御走向进攻的信号还表现在真实的网络空间中，美国所采取的行动。美国近年来对网络战的武器研发一直在进行中，并且在奥巴马时期得到了实际应用。2009年，首个网络“超级破坏性武器”“震网”病毒入侵了伊朗核设施网络，使伊朗的离心机运行失控；2012年5月，迄今为止最为复杂传播最广的网络间谍病毒“火焰”病毒在中东肆虐。根据研究人员对病毒的分析和斯诺登的爆料，均认为美国是“震网”病毒和“火焰”病毒研制的主导者。
此外，在奥巴马时期，网络威慑战略日益成熟，其一些网络威慑的思想也应用在了网络空间政策制定中。自从国际关系理论家詹姆斯•德•德里安在1994年首次提出“网络威慑”概念。2008—2011年四年间，美国进行了大量网络威慑研讨[23]从理论上讲，网络威慑理论研究，与美国目前正在着手进行的太空威慑理论、对恐怖分子进行威慑等理论研究，形成了美国的第四波威慑理论研究的重点，扩大了传统威慑理论研究的范围。2015年12月，美国白宫向国会提交了《网络威慑战略》文件，称美国政府将采取“整个政府层面”和“整个国家层面”的多元性方法，以慑止网络威胁。[24]
（2）强调合作协同
奥巴马时期，美国的网络空间战略逐步强调了与各相关方的协同合作。这一方面表现在对国际社会、国际盟友的协同合作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与产业界的合作层面。
奥巴马时期，美国网络空间战略注入了国际社会综合协同的思想。从2009年奥巴马上台伊始的《网络空间政策评估》中就指出美国不可能独自确保网络空间的安全。此后被奥巴马誉为“美国第一次针对网络空间制定全盘计划”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就将“国际发展”政策重点之一。奥巴马称该战略是美国第一次阐述它将如何与国际伙伴共同应对全方位的网络议题。希拉里也指出，国际社会要以综合协调的方式应对网络空间中的问题。
在与产业界的合作商。美国在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方面强调私营部门的重要作用，并邀请产业界共同参与保护。2013年奥巴马签署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行政命令，就提出让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牵头集合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力量，共同制定一套用于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标准及最佳实践的框架。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通过国土安全部实施C3自愿计划来推动产业界对框架的使用。此外，美国近年来网络演习任务稳步推进，并且涉及范围也从原本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扩展到了产业界、学术界和国际盟友。以“网络卫士”系列演习为例，其涉及范围发展历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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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涉及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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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联邦政府、州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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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
联邦政府、州政府、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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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联邦政府、州政府、网络司令部、国民警卫队、预备役部队和国家安全局、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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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来自政府部门、学术界、产业界和国际盟友的100多个机构的1000多名专家[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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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国土安全部、国防部、FBI、联邦航空管理局及其他政府部门，以及电力公司、港口设施、以及国外合作伙伴（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此外还有来自13个州的国家警卫队代表[26] |
（3）重视人才培养
奥巴马时期，网络安全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一直作为联邦政府、军队的相关规划中的重要部分。2010年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协调各部门启动“国家网络安全教育计划”，一直专注于教育、培训和人才发展，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网络安全人才需求。美国预算管理办公室也领导了一项联邦网络人才行动，意在探究网络人才缺口，制定相关的指导方针、颁布相关工具和最佳实践，以改善政府的网络安全人才招聘。此外，美国政府还善于利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力量，通过建立国家卓越网络安全中心（NCCoE）、合作开发网络安全核心课程等模式培养网络安全人才。
2016年7月12日，美国白宫发布首个“联邦网络安全人才战略”，提出要投入6200万美元用于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和培训、雇佣更多的网络安全专家等，为联邦政府和国家挑选、招募、培养、留住并扩大最优秀、最聪明以及最全能的网络安全人才。联邦政府已在2016年上半年里雇佣了3000名新的网络安全和IT专家，计划到2017年1月再雇佣3500名人才以填补网络安全和IT的人才缺口。
2.美国下一任总统的网络空间政策倾向
奥巴马总统的任期即将结束，对于美国下一任总统的网络安全政策倾向成为关注的重点。2016年9月，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根据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公开言论对他们的政策倾向进行了比较。笔者将网络空间上的相关政策进行了梳理，如表3所示。
表3 美国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在网络空间上的政策倾向
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希拉里显然代表着传统精英的利益，虽然会推动渐进改良，但在网络空间的相关问题上大概率会延续其担任国务卿时期的主要观点，延续奥巴马的8年政策。
而这次美国民众选择了特朗普，这名共和党人在政策上更偏向于建立美国人的美国，而不是全世界的美国，在网络空间的问题上与希拉里有着很大的差异。
笔者认为，根据其在竞选中所透露出来观点可能预示着：一，可能会放松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网络中立性原则；二，在商业机密盗窃问题上态度可能会更加强硬；三，在涉及反恐的网络安全问题上可能会倾向于支持政府监听行为；四，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美军网络攻击性能力。
3.中美网络空间关系
2013年以来，中美网络关系备受瞩目，在中美各种关系中的位置也不断提升。[27]然而，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方面因在理念、利益诉求和战略布局的不同而存在着众多的分歧。但近年来，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关系上仍然有着很多重要的进展，产业界的交流和沟通也一直在进行。2013年6月，中美元首达成合作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的共识；2013年7月，在中美战略安全对话的框架下举行了中美第一次网络工作组会议，意味着网络安全已被提升到中美战略关系的高度，双方开始寻求共同应对这一新领域中新问题的机制。[28]2015年9月，为缓和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中美协定双方政府互不“实施或故意支持窃取知识产权的网络窃犯”；2015年12月，中美举行首次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2016年5月，中美举行网络空间国际规则高级别专家组首次会议；2016年8月，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联络热线开通。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伊理亚德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事务教授Susan Ariel Aaronson认为，目前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中也许正面临与上世纪美苏太空竞赛时同样的情形。中国正在转向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更多地依赖市场力量和法治。美国的互联网创新者日益转向寻求在美国政府的保护下对抗网络黑客、网络盗窃、数据定位和审查制度。[29]美国东西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Franz-Stefan Gady则认为，中美两国达成的网络间谍协议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双方在未来仍会保持高度的不信任。[30]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的网络空间摩擦点主要聚焦在对两国间网络攻击的相互指责和在“互联网自由”问题上的分歧。目前，中美两国基于网络安全关系虽然经历了很多波折但仍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下一届总统特朗普当选后，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问题上可能会有很多新的困难。这些困难首先会体现在中美两国网络相关产品的贸易上。特朗普在竞选中曾提出对中国在商业机密盗窃问题上会采取零容忍态度，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网络产品的审查将更加苛刻，此外他还承诺要对进口产品增加关税，尤其是来自中国的产品。因此，像华为、中兴等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将会面临更大的障碍。其次，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层面可能会呈现更加剑拔弩张的态势。这是因为特朗普认为美国联邦、各州和地方的力量应该合作，应对网络攻击安全风险，甚至提倡美国要具备网络主动攻击的能力。而特朗普将中国作为网络空间的最大的敌人，认为需要坚定、明确、快速地应对中国黑客。( 责任编辑:李晓晖 )
The U.S. cyberspace strategy and the Sino
——U.S. cyberspace relationship in the new era
XU Jing FANG Jun-min TIAN Qian-fei
Abstract: It is becoming a consensus that cyberspace is an operational domain as important as land, sea, air, and space in recent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cyberspace, its strategy is worth studying.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US President, the US cyberspace strategy became more complete and turned into a mature strategic system in Obama’s term. Donald Trump, the next president of America, has different political tendencies in cyberspace, which may lead to changes in US cyberspace issues, and that would bring U.S.-China cyberspace relationship some new issues.
Key words: Obama; Trump; Cyberspace; Strategy; U.S.-China Relationship
作者简介
徐婧：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情报理论与方法，长期专注于信息安全和网络空间政策研究。
房俊民：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情报理论与方法，长期专注于信息科技领域战略情报研究与实践。
田倩飞：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信息科技领域新兴技术跟踪与识别。
文章注释
[1] 项目支持：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子课题新一代信息技术研究战略情报知识环境与服务（XDA06010102）
[2] 惠志斌.全球网络空间信息安全战略研究[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3] 沈逸.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M].时事出版社,2013.
[4] 张显龙.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信息安全战略[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5] 陈宝国.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解析[J].信息网络安全,2010(1):66-68.
[6] 李晓岩.美国20世纪末以来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研究[D].外交学院,2012.
[7]http://www.defense.gov/home/features/2010/0410_cybersec/docs/cyberfactsheet%20updated%20replaces%20may%2021%20fact%20sheet.pdf
[8] https://www.whitehouse.gov/blog/2009/12/22/introducing-new-cybersecurity-coordinator
[9] 唐岚.解读美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世界知识.2011年第12期
[10]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fed_cybersecurity_rd_strategic_plan_2011.pdf
[11] http://image.ccidnet.com/ccidgroup/sdzb/sdzb40.pdf
[12]http://www.defense.gov/home/features/2011/0411_cyberstrategy/docs/DoD_Strategy_for_Operating_in_Cyberspace_July_2011.pdf
[13]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2sharingstrategy_1.pdf
[14] Ellen Nakashima. Obama signs secret directive to help thwart cyberattacks.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www. 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obama-signs-secret-cybersecurity-directive-allowing-more-aggressive-military-role/2012/11/14/7bf51512-2cde-11e2-9ac2-1c61452669c3_print.html
[15]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2/12/executive-order-improving-critical-infrastructure-cybersecurity
[16]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2/12/presidential-policy-directive-critical-infrastructure-security-and-resil
[17]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 Improving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Cybersecurity.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2/12/executive-order-improving-critical-infrastructure-cybersecurity
[18]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1/17/presidential-policy-directive-signals-intelligence-activities
[19]http://www.defense.gov/home/features/2015/0415_cyber-strategy/Final_2015_DoD_CYBER_STRATEGY_for_web.pdf
[20] 沈逸.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网络战略：突破“军民两分”原则.http://www.infseclaw.net/news/html/923.html
[21]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6/02/09/fact-sheet-cybersecurity-national-action-plan
[22] https://www.whitehouse.gov/issues/foreign-policy/cybersecurity
[23] 魏方方,锁延锋,惠景丽.美国网络威慑战略解析及启示[J].信息安全研究,2016(5).
[24] http://fedscoop.com/obama-cybersecurity-deterrence-strategy
[25]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29200
[26]http://www.defense.gov/News/Article/Article/803018/cyber-guard-2016-seeks-to-manage-complexity-in-invisible-domain
[27] 周琪,汪晓风.网络安全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J].当代世界,2013(11):30-34.
[28] 周琪,汪晓风.网络安全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J].当代世界,2013(11):30-34.
[29] http://www.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the-great-moderation-china-and-the-us-in-cyberspace
[30] http://www.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the-china-us-cyber-spying-deal-where-are-we-now
图
【编者按】2016年10月，在美国大选前夕，美国权威智库兰德公司发布中美网络关系专题报告，针对中美两国缺乏正式对话的现状，探讨美国在网络空间处理与中国关系所面临的政策抉择。报告专注于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中国与美国在网络空间中能否重新开始基于规范与规则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正式谈判？第二，如果双方能重新开始谈判，最可能在哪些领域达成共识？又可能会以哪些诉求作为谈判条件？
报告称，网络空间已成为最容易引起两国争论的领域之一。中国与美国在网络空间中的紧张局势是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报告从三个方面为网络空间中美关系公共政策讨论提供意见：
首先，本报告为读者简要地阐述了该问题的来龙去脉，援引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并提取了问题的关键要素。
其次，本报告呈现了许多来自中美两国政府、军队、智库和学术界的研究中美网络空间政策的专家观点，为读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两国杰出思想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第三，本报告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要想使中国在网络空间建立理想规范，美国要让中国重回谈判桌，并令中国知晓拒绝与美国谈判可能导致的代价。
自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的特点是存在着大量的地区冲突和对抗，以及战略上的不信任。近年来，中美关系由于分歧激化变得日益紧张。直到2015年年中，很多杰出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指出，两国双边关系迅速恶化，也可以说两国的全面竞争已开始。美国分析师呼吁美国政府应采取新的重大战略来对抗日渐崛起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察家也同样看到了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无声较量”。
中国同样对两国关系感到十分不安，指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比对中国的遏制更加糟糕”。近年来中国与邻国发生纠纷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鼓动或操纵。美国一直以全球人权规范指责中国未能达到标准，这些被视为一种威胁，可能引发“颜色革命”。
这种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格局同样存在于网络空间。事实上，美国对中国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有所不满，这在塑造其对中国的整体看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中国对美国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的看法并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美国的整体看法。这大概也是两国至今都未能一直持续进行有关网络空间的对话的原因。2013年，中国与美国在网络空间上发起了正式的双边对话，但中国在2014年因美国指控五名军官进行了攻击美国的网络间谍活动而中断了这次对话。在中美网络工作组即将被解散时，于2015年夏季举办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把网络空间问题提上议程。而同年9月在华盛顿举办的中美高层峰会中，在网络空间问题上能够达成初步协议也成为两国的中心目标。然而，在网络空间中，中美关系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在缺乏一套完善的规范和程序来处理网络空间中的棘手问题及建立规则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将会持续为中美关系、地区和平与稳定以及全球秩序带来巨大风险。
对中美两国而言，网络安全是一个相对较新且发展迅速的领域，由市场与国家安全驱动的技术变革，打破战略稳定，双方通过技术获得更多效益，关系也逐渐疏远。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中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五个领域：（1）在网络空间进行经济或工业网络间谍活动的合法性；（2）在网络空间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目的的谍报活动与情报搜集；（3）网络空间军事行动的应用前景；（4）公认的国家对其境内的信息访问进行控制的权利（如中国所提到的网络主权）；（5）如何管理互联网国际规范、规则以及其物理架构。
在美国看来，下面这些问题最为重要。第一，美国批评中国多次入侵美国公司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尽管尚不清楚这些被窃取的知识产权或商业机密的总价值，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前任局长基思·亚力山大（Keith Alexander）估计，中国一年从美国窃取的知识产权的总价值达到3000亿美元。美国多年来曾屡次私下向中国表明，这种入侵行为是非法行为，但结果收效甚微。2014年，美国指控五名现役中国军官发动了黑客攻击，这也导致中国中止了中美网络工作组的活动。
其次，中国进行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传统间谍活动，通过网络空间不断入侵美国的国家系统。但美国政府至今仍未声明，中国的入侵行为违反了有关合理利用网络空间进行谍报活动中的哪些规范。随着美国计算机系统遭受黑客入侵的频率与数量不断增多（其中引发最多关注的是2015年6月人事管理办公室入侵事件），美国观察家指出，中国黑客侵入私营企业（如美国健康保险公司Anthem）并攻击美国政府部门（如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和国土安全部），可能是为了收集美国公务员与其中国熟人或亲戚的庞大数据库资料，以对其进行潜在的监控或者招募。一些美国评论员开始谈论在何种情况下有必要阐明“尽管遭受黑客攻击的国家没有面临实际损害，但黑客在网络空间中的‘严重破坏行为’将会被纳入‘网络攻击’的定义中”。
第三，美国担心中国可能会在危机期间准备使用网络攻击搞垮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美国国家安全局现任局长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 S. Rogers）证实，中国通过植入软件（通常称为后门）的入侵方式损害美国电网，以便在危机期间对美国造成严重破坏。
第四，美国与中国都不清楚对方在交战期间会如何使用网络攻击，以及这种做法可能导致的势态升级的风险。由于网络空间的相对不透明性，中美两国也有可能对彼此发出的信号做出错误的判断，或是将第三方采取的行动误以为是由对方发起，尤其是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期一个充满恶意或是利己主义的行动者通过美国或中国的服务器向对方展开攻击（更容易引发双方的误会）。
此外，美国亦表示，担心中国会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对美国公司进行黑客入侵。最后，美国指责中国在互联网上压制言论自由。
而中国则公开谴责美国对其进行黑客攻击的指控，并称中国是遭受美国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中国官员和评论家们批评美国对中国电信公司，如华为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场准入限制。中国批评美国资助互联网审查规避技术的行为感到遗憾，并表示国家有权控制个人在其境内访问信息的权限（即网络主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指出，美国在技术标准、基本设施、知识产权以及域名解析等方面享有“垄断优势”，而这些构成了美国的“网络主导权”，甚至是“网络霸权”。
很多中国观察家表示，由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管理的用于创建网站的域名系统，应转变为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以便能让中国在国际互联网管理中享有话语权。
最近，美国在指责中国时大多闪烁其词，仅仅隐晦地提及中国黑客涉嫌参与活动，却没有直接点名中国。
美国网络专家詹姆斯·里维斯（James Lewis）指出,“政治分歧、区域影响力竞争，以及对削弱美国在亚洲势力的渴望”是中国网络安全政策的特点，这些特点限制了中美两国的合作前景。美国中国网络专家Amy Chang对此表示认同，并指出“当下几乎不存在让中国与更发达国家进行实质性合作以制止窃取知识产权或网络犯罪的推动力”。
很多美国专家几乎看不到中美两国在近期进行实质性合作的前景，但一些中国观察者（官员、智库与学者）却意识到推动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无论是通过双边谈判、多边协议，还是两者兼而有之。2014年2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指出在网络空间中缺乏一套“详细的‘交通规则’，并表达了中国致力于在网络空间问题上达成国际共识的意愿。同样，2014年12月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一场演讲中,中国外交部条约法规司副司长马新民指出，中美双方需要共同合作“以推动网络空间基本秩序和规则的建立”。他还提出，中方将会参照《联合国宪章》“对网络活动基本原则进行定义”。而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近年刊登了大量采访中国官员与智库的文章，试图传达中国“欢迎就网络安全问题进行合作”的信息。复旦大学学者沈逸提出，中美双方需要“在具体的网络空间行为准则和规范上达成一致，以减少这种令人无法把握的局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果中美双方不希望看到这种令人无法把握的局面，以及网络空间不受欢迎的活动令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双立显然需要进行正式且定期举行的实质性谈判。
2013年初，Mandiant公司发布一份报告，指一个中国黑客组织隶属于人民解放军。几个月后，在美国加州兰乔米拉市“阳光之乡”(Sunnylands)庄园举行的美中峰会上，中国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话题也成为中美两国的争论焦点。美中峰会也标志着中美网络讨论得到进一步升级。这些谈判表明了中美双方愿意就此问题进行沟通的意愿，但因为中国一直否定其有进行过任何网络间谍活动，讨论得出的结果收效甚微。
2014年5月，出乎中国意料，美国指控5名中国军官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中国对此做出回应，宣布中止中美网络工作组的谈判。尽管美国在2015年夏季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向中方提及网络问题，但两国未再举网络工作组会议。
2015年9月举办的中美高层峰会召开前，有媒体报道美国将对中国公司实施经济制裁。为避免中美高层峰会受到该事件的影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对美国进行了访问，并就网络问题与美方进行了协商。在孟建柱访问美国后，令许多观察家感到惊讶的是，双方在中美高层峰会上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了协定：禁止进行特定的商业间谍活动，增进双边合作。尽管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很多分析家认为，必须对此协定跟进，才能确保其产生实质性意义。
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9月的中美高层峰会上曾达成协议，但双方在网络空间仍存在严重分歧，除非他们在正式谈判中能达成更广泛的共识，并详细到专门用语、指标、证明标准和规范。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与美国对网络空间的发展和彼此的要求都持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两国亦对规范起到的作用和国家强制执行这些规范的合理正当性持有分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不可能达成协议。中国可能是为了缓解美国的施压才同意了美国的请求，但目前还不清楚双方在短期内达成的协定能否帮助中国规避制裁（这是对中国与美国在2015年9月的中美高层峰会上出乎意料地达成协议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我们认为，中国如想要维持协定的有效性，就必须致力于自始至终地改变其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这可能很困难，甚至不大可能，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可能。
鉴于两国在这些问题上产生分歧，以及中国放弃与美国进行有关网络安全的正式会谈，为研究这些亟待解决的政策问题而写下这份报告。中国与美国在网络空间中能否重新开始基于规范与规则的正式谈判？如果双方能重新开始谈判，他们能否在网络空间的规则上达成共识？有哪些可行途径能使双方达成共识？他们最可能在哪些领域达成协议？又可能会以哪些诉求作为谈判条件？
本报告旨在更好地了解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关键问题上的关系。美国在处理与中国相关的网络安全问题时，有三个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专注于提升美国的网络防卫能力、通过外交或针对网络空间规范与行为的谈判来劝说中国改变其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以及通过高压政治手段来强制中国改变其网络行为。
美国的关键政策之一是提升网络防卫能力。然而，这样的方法并没有强调从攻击源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诚然，美国可以通过对中国进行公开的羞辱与威胁，加大中国所遭受的损失，如对个别中国黑客进行指控、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甚至对其发动网络攻击。这些方法都将使中国承担更大的风险，进而让中国选择与美国进行谈判以减少损失，而双边关系亦不会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当然不会将胁迫手段作为第一选择，但在低成本、低风险的举措收效甚微后，美国政府对2014-2015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总结后得出结论，要加强对中国施压以解决问题。这种做法有加剧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甚至现实世界的冲突风险，也有可能严重阻碍中美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进程，如气候变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稳定全球经济，以及反对暴力极端主义。目前尚不清楚的是，中国会将美国采取的举措视为胁迫他们进行谈判，还是将其看作是中国即将面临的已在进行的（未被公开承认的）冷战或“无声较量”的升级。一些形式的网络攻击（如对抗所谓的中国防火墙）可能会很容易被解读为对国家主权的侵犯，甚至是破坏并颠覆其政权。出于现实考虑，我们不认为能找到大量数据来评估这个方法的优点。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重点主要放在评估中美两国通过谈判达成协定或是找到一些方法来共同制定网络空间的规范与行为准则的可能性。如前所述，在中美网络工作组被解散的情况下，本报告致力于探寻两个问题：第一，如果中美两国要在网络空间重启谈判，需要哪些条件？第二，如果双方愿意重启谈判，中美两国可能会进行哪些有关网络空间行为的交易？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亦对一些未必是交易内容但却可能对达成共识产生影响的行为（如美国在网络空间威慑的姿态）进行探讨。
报告采取以下方法：首先，回顾中国对网络安全看法的二手文献，以及网络安全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与研究相关问题的美国专家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亦援引了主流媒体对该问题的大量报道，并与专家同行交换见解。其次，我们查阅了中国政府辖属智库学者与分析家的著作。第三，我们回顾了中美两国就网络空间问题展开双轨对话的历史，其中最为显著的是2009年由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展开的对话。本报告的两位主要研究者参加了该对话第九届会议。第四，2015年5月，我们前往北京采访了中国学者、智库分析家、军队官员，以及政府官员等30多位人士。中方对话者所研究的问题与中美网络关系有着直接相关联系，对话者不仅包括了研究中美关系、网络政策、军备控制以及军事战略专家，还有负责网络安全报告的政府官员与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观察者。我们亦有幸与来访的中国网络安全专家以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交换了意见。
红方威慑与蓝方威慑
为了方便理解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假设了两种观念类型，一种是源于中国实践的红方威慑，另一种是源于美国实践的蓝方威慑。
中国领导人坚信（在我们看来），当下的国际体系是基于服务美国与西方国家的目的而对权力与利益进行的分配，而构成国际秩序的规范反映了美国的利益，这个体系亦是由霸权大国建立的。与此相反，美国官员将国际秩序视为基于一系列自由、包容与公正的实践活动所不断修改而成的一套法律与规范。而这套法律与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制衡了国际体系中（几乎）所有国家，还保护了其共同利益。尽管这两种观念类型的差异并非绝对。
蓝方威慑思维倾向于以现有的国际秩序作为出发点，并力图维持、保护或是完善该秩序。像美国这样依赖于蓝方威慑模型并享有规范性、概念性与定义性权力的国家，通过单方面或国际组织让国际社会对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行为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为了支持这些规范性与基于规则的主张，蓝方威慑专注于在规范合法性与非法性层面来介绍行为，当对其他国家的行为持有异议时，可以指控其违背了公认的法律，否则这便将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状态的世界体系。这并非通过专制权威来运作，而是（通过）单边强制执行的构成威胁的政权或是通常由多边组织的以类似于法律的形式执行惩罚。无论是同盟国还是不结盟的第三国家，一旦跨过了不可逾越的界线，譬如触犯法律，为了规范得以维护，就必须接受惩罚。
红方威慑更注重当权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一个国家的权力相较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强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中国在看待威慑问题时倾向于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体系中，最强的国家会通过使用形式化的语言，即暗示仅有一种合法的行为模式能够服务于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试图以此掩盖他们与其他较弱国家的利益差异。这些强国会用这种方式，来迷惑或强迫较弱的国家接受一些于其无益的规范。
红方威慑处于一个更多是被等级秩序所定义而非由各个国家所定义的世界中。正因这些规范更多地被视为潜在权力关系与利益的反映，而非维持体系稳定的中性规则，红方威慑对规范持有高度怀疑，并致力于衡量其中的得失而不计较对错。
中国思想家非常注重国际体系中强国的综合国力（如外交影响与经济实力），因此他们很少表现出对违反规范的行为做出回应的关心或意愿，因为这些主要反映了强国的利益而非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红方威慑的观点所带来的后果便是国际体系的公信力被看得没那么重要。在实践中，尽管中国承认法治的优点，但总会抱怨国际体系的许多法律与规范，是在中国处于战略上的弱势时被制定的。既然法律一直以来并将持续性地受到权力分配的影响，那么在短期内，新的法律与规范也应当被制定，以反映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愈加强大的权力地位。中国已观察到美国是唯一一个不会受到（有效）制裁的国家。
蓝方威慑与红方威慑的模型都基于利益的竞争，以及对国家表现的看法。某种程度而言，中美两国可能会加深误解，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只顾自己而置身事外（相对于规则，更重视权力），而中国则认为美国的行为十分虚伪（用规则来掩盖权力）。
蓝方威慑反映了冷战时期的美国经历，无论哪一方持有更强大的破坏能力，一方都可以摧毁另一方。红方威慑则源于中国领导人对“百年国耻”的看法。社会的竞争观念为两者（的差异奠定坚实的基础。在美国，独立个体被视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并有权利决定他/她在与其他人互动时所产生的约束，这些约束被写入法律。在中国,极权共产主义秩序覆盖传统儒家与法家的社会思想之上，这三种思想都强调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大于个人。蓝方威慑的目标在于稳定，这与维持国家现状的需要相一致。而红方威慑的目标是处于弱势时能够以普遍原则来对抗霸权主义，并在足够强大时能够成为一个霸权国家。
蓝方威慑对不可逾越的界线投入了大量的关注，认为，明确地向其他国家传达自己所要捍卫的事情，能够减少由于误解或误判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红方威慑没有底线，而是支持模糊的战略措施，通过扩大不确定性范围，强化国家影响。如果模糊界线被有意逾越，将会导致冲突，令事态复杂化。在实践中，中国往往没有明确地标明其不可逾越的界线，而更多地是对其他国家与其观点相悖的行为表明其日益增加的愤怒。与此相对的是，美国威慑是相对具有前瞻性的（事先声明），直接的，以及有数据支撑（一个国家是否有跨过不可逾越的界线）。蓝方威慑倾向避免偶然的或意料之外的冲突，并试图回归到危机前的稳定局面。
红方威慑会强烈提醒其他国家，他们在国际权力分配秩序中所处的地位。中国一直提醒其他国家要尊重中国的利益与权力，中国可以（并将）做出哪些行为。当战争逼近，中国倾向于用武力来强迫其他国家给予中国应得的尊重。与此相反的是，美国分析家认为，战争爆发的原因在于国家之间无法就不可逾越的界线，以及其威胁的可信度进行沟通。
对美国而言，保留一定的惩罚能力是很重要的，每一种情况下的惩罚都必须标准化。对中国来说，标准化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中国使用权力不是为了调节其他国家的行为，而是为了强调中国的力量；而较弱的国家由于怕得罪中国，仍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另一方面，强国知道中国并不会乖乖顺从他们的意愿，即便他们在力量上存在差距。
蓝方威慑的思想认为，国际（社会）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局面，是因为一套规范得到普遍遵守，而这套规范通过对违反者采取（制裁）行动得到强制执行。红方威慑发现国际社会的稳定是由于国际权力分配或者权势等级决定了遵从的模式。这两种威慑形式都依赖于禁止某些行为的规范与强制执行这些规范的权力，但蓝方威慑强调禁止某些行为的规范，而红方威慑则注重于强制执行这些规范的权力。
中美两国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平等”的概念。美国认为，它平等地对待其他国家，是因为他们在国际法律和规范面前享有平等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国则抱怨美国并未平等地对待自己，因其作为一个可与之匹敌的大国（事实上并非如此），美国并未给予中国足够的尊重。
蓝方威慑容易与其他国家结盟，因为它很容易将国际规范的单边执行拓展为多边执行制度。而红方威慑则没那么容易结盟，因为在它的世界中，每个国家并非都像其名义上所说的那般平等，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每个国家都非强即弱。
蓝方威慑模型与红方威慑模型的差异亦体现在网络空间充满争议的事情中。
中国一直都非常关注，或许沉迷于网络空间中的霸权，即某些国家能在网络空间中一贯当道，而其他国家则不得不遵循霸权国家设立的规则。
中国有朝一日是否会成为网络空间的霸主呢？在中国观察家看来，如果美国的优势在于其固有的国家能力（如教育、资本），那么中国夺取美国霸权的方式应该是直接且合法的：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并对创新给予更多的支持。但是中国的思想家也似乎相信，美国在网络空间中享有绝对优势。美国的互联网管理组织，譬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以及互联网工程任务组都成为中国感到愤怒的对象。美国拒绝为了顾及中国利益而对这些组织进行改革，因支持中国所推崇的网络空间规则将会以牺牲互联网自由为代价。而中国则认为，互联网自由是美国霸权的基本因素，亦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直接威胁。
同样地，中国希望通过国内市场来促进技术标准的推广，塑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公司发展的“中国制造”形象。因此，中国坚定不移地努力想取代美国互联网霸权的八大“金刚”。中国企业虽然成功进军了硬件市场，但他们在软件市场取得的成功却与此相差甚远。无论是创新能力，还是利用事先在市场上取得的成功的能力，这两者都不是中国的相对优势。
中国在网络空间中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虽然可能想成为现实世界中的东亚霸主，但要成为网络空间中的东亚霸主是毫无意义的。在网络空间中，中国需要达成何种程度的霸权？又是否足以抵消美国作为网络空间中的全球霸主所获得的优势？还是说，中国应该尝试在网络空间中建立一片自给自足的网络区域？
蓝方威慑的特点在于，在采用执法方式时，能对识别谁发动了网络攻击的能力充满信心是十分重要的。一些观察家甚至提到，在实施惩罚前，应先掌握充分的犯罪证据而不仅是存有合理的怀疑。但对红方威慑来说，对识别网络攻击源头充满信心并没有那么重要，它更关心的是反击以及战胜那些会进行反击的对手的能力。
对红方而言，问题不是“我们能否证明那个国家发动了网络攻击”，而是“我们是否有能力对所推定的攻击者实施惩罚。”
与之相反的是，蓝方更可能对仅仅一起攻击事件便做出回应，尤其是那种如果不施以惩罚便会对网络空间的法治构成威胁的事件。
让美国一直感到沮丧的是，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进行过网络攻击，但中国却坚决拒绝承认有发动过网络攻击。在美国看来，中国目无法纪。但在中国看来，美国强迫中国承认曾发动过网络攻击的行为不过是其想迫使中国在网络空间中对美国霸权有所让步的策略。
红方假定，网络空间中的冲突只是国际社会中无时无刻不在的全面斗争的一个方面，尽管有的时候淡化或完全否定这种斗争的存在比较有用。红方试图调整冲突的级别以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目的。只要有一方对违反规范的行为持有更轻松的态度，两国之间的对抗便不大可能会升级到无法控制的状态，因为每一方都会试图适应（更不用提压制）对方的违规行为，以劝说另一方遵守规则。然而，同一事件可能会引发双方不同的反应。蓝方可能会对红方发动的似乎会扩大可接受的网络战争范围的行为产生强烈的反应。红方可能会对蓝方为改变权力关系而发动的攻击做出强烈的回应。双方对升级的看法的显著差异会导致双方的事态升级。
双方都对网络空间的稳定感兴趣（缺乏鼓动网络攻击或是由真正的或假定的网络攻击引发网络战争的条件）。然而，每一方都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寻求稳定。
美国可能将中国的行为解读为试图打破规则或建立与之不同的国际行为规则；而中国可能认为美国的行为是为了迫使中国承认美国所渴望的权力地位。2014年5月，美国对5位中国军官的指控表明了其态度，即任何违反美国法律的人，都必须要受到惩罚。然而，中国人则认为美国的指控是为了彰显其域外权力，进而侵犯中国的主权。同样地，美国呼吁中国对朝鲜使用网络的方式进行打击，以向朝鲜声明，这种对国际公司进行毁灭性（至少是高度破坏性）的攻击行为已远远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美国对朝鲜施以惩罚的一个大的（或显著的）要素在于其渴望创造一个惩罚网络攻击行为的先例，无论实施攻击的对象是谁。中国拒绝向朝鲜施压的行为并非对网络攻击行为的容忍，而更多地是在担忧其与朝鲜、美国之间的关系。
对蓝方而言，如果不对这种跨过（不可逾越的）界线的行为加以留意并做出回应的话，就会使法治受到损害。对红方来说，这条界线更像是一片宽阔的区域，而对入侵该区域的行为所做出的回应完全取决于入侵行为发生时所处的环境，以及这种入侵行为所暗示的另一方对相对权力关系的理解。
在由国际体系中两大强国持有两种具有显著差异的威慑模型的世界中，双方都有必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理解威慑。
中美关系日益受到中美两国对对方在网络空间中对自己所采取的措施的认知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有所不满，这在形成其对中国的整体看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对美国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和看法并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美国的整体看法。一位中国受访者告诉我们：“美国可能认为网络安全是其与中国的五大重点问题之一，但对中国而言，这可能仅仅位列其与美国的问题的前十项或前二十项。”
中国与美国在网络空间中的首要冲突在于从事自由职业的黑客的攻击事件。在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与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国的黑客都曾损害过对方国家的网站。这种黑客攻击行为不仅让双方都遭受困扰，更让美国产生并强化了中国主要在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大大小小的网络攻击的印象。久而久之，美国专家得出结论：无论中国最初是否有雇用爱国的“黑客活动分子”，其网络攻击行为已发展得更为集中化，而军事与情报组织在其中担任指挥与控制的角色。
中国与美国承认对彼此（以及第三方）进行的网络间谍活动出于多种目的。
从21世纪初开始，多年来，中国在网络空间中对美国发动黑客攻击的行为不断增加，其中包括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国防机构、商务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长私人使用的电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谷歌源码库、RSA公司、石油公司、74个受到黑客攻击的公司（迈克菲发现的“Shady RAT行动”）等。最近，中国被指控入侵了美国的OPM数据库。
中国黑客入侵的领域十分广泛，以至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网络安全部门前主管肖恩·亨利（Shaun Henry）评论道：“世界上有两种公司，一种是被（中国黑客）入侵的公司，而另一种是不知道已被（中国黑客）入侵的公司。”2012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声称，有十几个中国黑客组织要为大部分的高级持续性威胁入侵事件负责。但这些黑客并未受到任何有效的惩罚。
尽管中国媒体声称美国对中国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指控不过是其过时的“冷战思维”的衍生品，但认为自己长期受到中国黑客入侵的并非只有美国一个。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台湾、日本、东南亚国家联盟与印度都曾提出过相关指控。
美国的另外一个担忧则是中国黑客会将其关键基础设施作为攻击目标，并试图在两国严重对峙期间控制美国的社会与经济。在2011年，一位五角大楼的官员曾尝试向中国解释，中国黑客入侵他们数个天然气管道系统的行为已经触到了美国的“红线”；而中国黑客入侵泰尔文特公司的行为也同样触动了美国的神经。
在2013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电网）受到的大规模攻击视为威慑到国家安全的短期最大威胁。而次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 S. Rogers）证实，中国或其他国家都可能足以搞垮美国的电网。
美国2011年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明确要求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停止并避免做出某些行为。该战略呼吁国际社会在在网络空间中做出负责任的行为的原则上达成一致，并指出《网络犯罪公约》（即布达佩斯公约）是实现该目标的一个有效途径。在战略中，美国提到其中一个负责任的行为规范是“国家必须查明并起诉网络犯罪分子……确保其法律与诉讼不会为罪犯提供避风港，并及时与国际刑事调查组织进行合作”。美国还补充道，“国家需意识到并承担保护其信息基础设施与国家系统不受损害及滥用的责任。”同时，国家需避免黑客利用他们的网络来攻击其他国家的系统，并维护本国的网络安全以确保这样的事件不会发生。
考虑到中国对此发行战略的回应，美国将重点放在了其打算如何应对网络攻击的方面。该战略在第10页中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国家在网络空间中面临某些攻击行为时，都享有自卫的固有权利。”
一位未披露姓名的美国军事官员声明：“如果你们搞垮了美国的电网，我们也许会向你的一根烟囱里投下导弹”。
2013至2014年发生的一连串出乎意料的事件打破了中国与美国在网络空间中对抗的原有局势。
2013年2月，网络安全公司Mandiant发布报告，列出的大量证据表明解放军辖属的部队与入侵美国经济20余个不同部门的100多起网络攻击有所牵连，时间最早可追溯到2006年初。这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讨论中国政府（而非从事自由职业的黑客）有进行出于经济动机的网络间谍活动。自那以后，其他的黑客组织也陆续被发现。至少从2012年年中开始，随着美国公私部门识别网络攻击源头的能力的逐渐增强，中美官员在谈论“出于经济动机的网络间谍活动”问题的过程中，两国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然而在美中峰会前夕，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公开了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能力与过去活动的关键细节的资料，让中国观察者进一步肯定美国利用了其先进的网络间谍活动能力来大规模入侵其他国家的信息系统，而中国的一些信息系统也沦为其攻击目标。中国政府官员在斯诺登事件中得以扬眉吐气。斯诺登事件阻碍了美国向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施压，也明确地划分出危害国家安全的传统间谍活动与损害个人商业利益的出于经济动机进行的网络间谍活动的界限。
美国在就网络问题与中方进行直接谈判却收效甚微后，其对中国网络入侵的应对政策方向也有所变化。2014年5月，美国的司法部门控告了5名中国军官入侵了5个私营企业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
中国立即回应称，控告是冒犯之举，并宣布中止自中美网络工作组一轨对话。美国在2015年4月1日颁发的一条行政命令更是火上浇油：“对于做出重大恶意网络行为的一些人，美国政府有权冻结其资产。”
在2009年，为了应对美国对中国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控诉不断增多的情况，中国计划在网络空间上与一群杰出的美国专家展开二轨对话。中方成员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组团，而越来越多的中国政府官员也逐渐加入了中方代表团。美方由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牵头，美方代表团中亦有成员来自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与智库机构，而美国政府官员也逐渐参与其中。
在九届“现代院—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络安全二轨对话”中，持续保留的内容多于变化——大多数情况下，中美对话者直到今天依然在坚守他们6年前所表明的立场。中方代表团的变化是他们不再如此担心自己无力应对互联网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挑战。相应地，中国代表也很少将其对美国在网络上支持不同政见的控诉与美国对中国在网络空间中进行不受欢迎的活动的控诉联系在一起。中国代表在二轨对话中始终强调信息领域里的主权问题，而他们还认为美国在过去与未来都在网络空间中掌握着主导权，因而他们无需像其他国家一样担心主权问题。中国代表认为，美国没有理由去担忧其供应链的安全。
而“震网”病毒的出现和美国网络司令部的建立也为中国代表敲响一记警钟。中国代表认为，这是美国想要军事化网络空间的证据。中国代表倾向于从军备控制的角度来看待网络战争的问题。很多中国代表在二轨对话中呼吁中美双方要彼此信任，并认为美国要在言行中体现出其对中国的信任，中国也不应被指控为网络犯罪。
面对网络间谍活动的各种指控，中国各界人士一直以来都持完全否认的态度。此外，很多中国人相信美国有进行出于经济动机的网络间谍活动，尽管他们没有具体的证据能够证实这一点。中国官员也提到中国是美国网络犯罪行为的受害者。
美国在此面临的其中一项挑战便是中国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未必适用于美国。美国在阻止中国进行出于经济动机的网络间谍活动时，所面临的另外一个阻碍是中国人相信他们继续进行出于经济动机的网络间谍活动所获得的潜在收益的规模和范围可能大于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处罚。美国面临着一项抉择，要么尝试劝说中国放弃进行出于经济动机的网络间谍活动，要么独自面对（中国对其发动网络攻击所带来的）后果。美国当下所采取的战略是不断地向中国抱怨。
中美两国关心的问题与双方对网络空间问题的关注程度有所不同。譬如，美国希望中国能停止入侵其商业公司网络的行为，而中国只想淡化甚至回避这个问题。在两国对网络空间问题的关注程度上，一位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在会谈中表示，尽管美国将网络空间视为其与中国的五大重点问题之一，但对中国而言，这可能甚至没有跻身中美两国十大问题的行列。另一位受访者则指出，他从未见过哪一个问题能像网络空间这样迅速地飙升至中美双边政策的讨论议程的榜首。对此，第三位观察者评论称，这有点出乎中国领导层意料。而第四位对话者评论道，尽管中美双方都意识到关键基础设施的脆弱，但此类担忧在美国被提及的情况要比在中国更为频繁与激烈。
中方对话者也意识到网络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大棘手问题。尽管有人认为，与现实世界中的纠纷（譬如中国南海事件）相比，网络空间问题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但网络空间问题的解决可能影响到现实世界问题的解决进程，反之亦然。
如前所述，中美两国之间至少存在三个与网络空间相关的问题：中国出于经济动机进行的网络间谍活动、中国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构成的潜在威胁，以及中美双方战略上的误解所带来的风险。面对这些问题，中美两国似乎会要求依次进行谈判、做出相互保证，并达成相互理解。
一轨对话。与会的中方代表屡次强调称，只要美国不撤销对那五位中国军官的控告，中国就不可能重新与美国展开一轨对话。一名身居高位的受访者表示，如果要让中美两国重新开始进行谈判，“美国应该像维利·勃兰特（前西德总理）那样，跪下来恳求我们的原谅”，并强调“这样做才能赢得中国人民的好感”。而另一位同样身居高位的受访者长篇大论地争辩道，这项控告严重地违背了国际法律和国际惯例，因为无论以何种方式，网络间谍活动都不能被视为一种战争罪行。
但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美国会仅仅因为中国提出的要求而撤销其控告。然而，一些来自政府和军事智库的受访者在对这项毫无根据的指控表示抗议后仍提到，即使美国拒绝撤销其控告，也可能有办法让双方重新开始进行谈判。其中一个方法是直接在网络上建立一种新型的正式对话机制，其命名将与“网络工作组”相区分，其定位亦会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内的“战略安全对话有所不同。一位受访者认为，把讨论中心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转移到另一个论坛，能使中方在不违背“不解决指控问题便不重返（一轨）对话”的原则下与美方重新展开对话，它并不需要等待这一事件得到解决后才进行。
两位高层受访者经过总结得出，在当前环境下，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常设或持续开展活动（而不是每年召开两次会议）的工作组。这样的工作组具备多项职能：在中美两国进行任何正式谈判前拟定提案，制定一套完备的网络空间行为规范体系以取代《塔林手册》和上海合作组织发布的《中俄网络联合声明》，甚至在其中一方声称遭到黑客攻击时，能够对这些事件进行评估，以及识别网络攻击源头。
中美两国的非官方谈判也成为双方拓展思路的一种途径，尤其是在那些取决于技术能否达到要求，以及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想法上有所进展。但指望非官方工作组提出双方政府都赞同的解决方案也同样不合乎情理。若想在网络空间的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让其产生持久的影响，中美两国还是要重新展开一轨对话。
许多受访者提出了制定谅解备忘录或一套信任建立措施的重要性，他们更多地强调，中美两国应在峰会上达成使双方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协议，而不是仅仅专注于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
出于经济动机的网络间谍活动。几位中方受访者坚持认为，即使美国在网络攻击中发现了中国区域内的IP地址，也无法证明中国对其发动了黑客攻击；而且这样的指控反映出美国的反华态度。因此，当我们发现仅有一位身居高位的受访者在会谈中彻底否认中国进行了出于经济动机的网络间谍活动时，心里不免有些惊讶。
其他的一些受访者则笼统地提到了识别网络攻击源头的难度，剩下的人只是泛泛而谈。当美方向中方提到对中国做出的出于经济动机的网络间谍行为有所不满时，并没有人对此进行反驳，也没有人站出来，宣称美国进行了出于经济动机的网络间谍活动。
美国认为出于经济动机的网络间谍活动特别令人反感，并希望中国能停止进行此类活动。大部分受访者没有对此提出异议，甚至有几位受访者对此表示认同。然而，一位高层受访者彻底反对了美方的主张，并争辩道，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做出的网络间谍行为比出于经济动机做出的网络间谍行为要更为不可取。
美国对其他国家从事此类活动的反应也远没有像其对中国的指责这般严重。由于中国政体和经济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可能将出于经济动机的网络间谍活动视为极具吸引力与合法的谍报活动。因此，将针对公共目标（合法）的谍报活动和针对私人目标（非法）的谍报活动相区分开来的行为更符合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
中国的诉求是什么？
几乎所有的中方受访者都尝试将中国对美国提出的任何具体或实质性诉求视为谈判中所做出的妥协。一些人对中美两国缺乏相互信任的现状感到不满，如果美国能给予中国多一点信任，情况将会大为好转。几位受访者希望美国能停止指责中国进行出于经济动机的网络间谍活动的行为。其他人则表示，希望美国能承诺不再批评中国的人权政策，更具体而言，希望美国能够禁止其网站散布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或危害其执政地位的信息。
而中方代表所提到的具体要求通常是投机性的提议，或是中国相对比较不重视的内容。中方提出，“（美国应该）停止为互联网审查规避技术提供资金”（美国每年仅投入几百万美元）。他们亦表示，“（美国）应停止阻挠华为和中兴进入美国市场的行为”，这似乎反映出中方代表对美国所愿意做的事情并没有一个切实的认识。还有人强调，美方不应对中方的技术转让做出怀疑和否定的推测，并希望美国能够解禁不得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的禁令。
其他受访者提出了一些相对更为理性的诉求，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提议是否可以成为中美两国进行谈判的基础。其中有人提到，他们对美国领导“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和10台顶级域名解析服务器被设在美国境内的现状有所不满。有些受访者表示，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应该在互联网中享有更大的话语权。
此外，另一个具备互联网管理资质的备选机构――联合国辖属的“国际电信联盟”，可能会对互联网管理造成许多潜在的危害。互联网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特性就是绕开审查监管，联合国中的许多成员国都在本国实施这种审查监管，而美国政府（以及美国高科技企业）不希望在互联网中引入审查和监控的机制。总体上而言，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中美双方会以不再进行出于经济动机的网络间谍活动为筹码来换取互联网管理现状的改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大可能因为美国在谍报活动上做出妥协便停止进行针对美国的出于经济动机的网络间谍活动。在会谈的过程中，受访者强烈表示，美国应该是做出妥协的那一方，因其在网络空间中比中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中美双边谈判的备选方案
几位受访者与高层对话者直接问道：能否将上海合作组织所倡导的互联网原则作为网络空间行为国际规范的基础？美国并不认同这些原则，因其强调以牺牲互联网自由为代价来维护国家主权。
一个更为宽泛但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多边国家网络空间行为准则的协定是否足以充分地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分歧。美国不反对进行有关网络安全问题的多边会谈，并且已加入联合国政府专家组。相较于双边协定，多边协定拥有诸多优势。但双边协定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有实质性意义的（双边）协议更容易达成。与多边对话相比，双边对话更便于两国直接磋商以取得进展。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中美双方能否制定“信任建立措施”以增进双方战略互信，进而推动两国在更大的问题上有所进展。建立信任需要时间。可能付出的代价是：在解决相对次要的问题并为其建立一套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可能会耽误导致双方产生分歧的更重要的问题的解决进程。然而，如果中美两国专注于制定“信任建立措施”来推动问题的解决，双方在打击网络欺诈、儿童色情、非政府组织网络犯罪和恐怖分子招募方面都存有共同的利益。此外，中方受访者提倡促进双方信息共享、加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国公安部的合作（更着重于解决本国公民在异国遭受到的网络犯罪问题），加强两国计算机紧急响应小组之间的协作（更专注于解决对方政府提出的问题），以及共享如何利用个人诉讼来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信息。
最后一个问题是，谈判是否应该同步进行。中方认为，由于美国在网络空间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美国应该首先做出让步。
武装冲突法和进行反击的权利
在会谈中，我们致力于探寻一个问题的答案：中方如何看待网络空间的法律和规则（譬如武装冲突法）的适用性，以及在遭受攻击后进行反击的权利。如前所述，尽管美国有意将网络战争纳入武装冲突法的适用范围，但中国却对此感到不安。理论上来说，将网络战争纳入武装冲突法的适用范围后会使该活动受到更多的约束（譬如不得将纯民用系统作为攻击目标）。但是，中方争辩道，将网络战争纳入武装冲突法的关键影响并非限制网络战争，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概念合法化，并使网络空间军事化。
中方对话者对美国主张单边应对网络攻击的权利尤其感到不安。一些中方代表亦对美国国防部的网络战略十分警觉，有人将其称为“对单边权力的追求”。
当我们在探究对网络攻击进行反击的权利时，中方受访者的典型反应是，网络攻击并非现实世界的武装攻击，因而遭受到网络攻击不能成为国家开战的理由。假如现实世界中尚未爆发武装冲突，那么国家不应在遭到网络攻击后以敌对行动进行反击。或许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对网络攻击事件做出回应，而是中国思想家尚未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因而，他们尚未确定要对哪些具体的攻击行为做出回应，以及以何种方式做出回应。简而言之，中国在做出回应时，并非仅对网络攻击的影响做出了评估，还考虑到了更多其他的因素。
总的来说，为了增强其影响力和获得其他国家尊重的能力，中国一直在战略上维持着相当大的含糊不清。尽管如此，中国明确地表示，其“忍耐是有限度的”——并拒绝明确说明此界限在哪，而更倾向于暗示一个方向和接近该界限的行为，让对方去揣摩怎样做会增加与中国爆发实际冲突的风险。
总的来说，那些敢就此事发表意见的受访者表示，美国的网络战争应对能力远远领先于中国。其中一位受访者相信中国正在奋力追赶。有两位受访者对美国可能会攻击中国的核指挥与控制的基础设施的行为深感担忧。
相互制约提议
曾在中国采访互联网安全主题的美国同事提醒我们，不要期望中方受访者能就谈判倡议提出诸多想法。对此，我们决定先主动提出方案，我们准备了一个三段式的提议以提供给受访者，从而获得他们对此的考虑和反应。
考虑到中美两国都希望在网络空间中减少对彼此的怀疑，通过谈判在建立一套规范上达成一致可能是其中一种选择。由于双方都担心对方会对其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这一会谈的核心便落在中美双方都公开放弃通过网络攻击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上。这一提议为受访者们所接受。
2015年7月，中国签署了一份呼吁放弃攻击关键基础设施的联合国报告。在撰写本文时，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协议已从“请相信我们不会”的阶段发展到可进行检验的阶段。
相互制约协议的第二部分应该是中美两国都同意不会对彼此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网络间谍活动。如果双方无意攻击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也就没有必要损害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尤其是在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中植入恶意代码。
对于提案的第二点，尽管受访者们普遍持否定态度，但他们也未直接驳回这一点。
相互制约协定的第三部分关注于识别网络攻击源头和制定惩罚措施的协定。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并不仅仅（甚至主要）是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的部分在于美国抓获中国进行了网络间谍活动的次数要远远多于中方抓获美方的次数。只要中方识别（网络攻击源头的）能力远远落后于美方，美国便不大可能劝服中国相信此类协议是公正的。
有一些潜在的方法能开发出一个可靠的识别机制。其中一个选项是建立一个常设的双边事实调查机构，来调查被提起诉讼的网络攻击事件。美方对此的担忧可能在于，中方派出的人员势必会被其政府控制。而中方的担忧可能在于，美方会依仗其占据优势的能力来主导这一调查机构，而中方只能沦为旁观者。把双边调查机构转换成多边调查机构可能会减轻部分担忧。尚不清楚的是，中方是否会对替换美方专家的其他国家的专家（其中许多人都与美国关系密切）持有不同的态度，因这些国家在中国看来都是美国的朋友。
如果美方向中方分享其识别网络攻击源头的技术，以使中方认可这项技术所搜集的证据，进而对发起网络入侵的攻击者实施制裁，这样的提议是否可行？这个方法的另一个好处在于，中国在提升识别网络攻击源头的能力后，能够减少因他人冒充为美方攻击者对其实施网络攻击而引发双方冲突的概率。
中方受访者对这个提议反应良好。考虑到美方如何进行识别网络攻击源头行为的敏感程度，共享该技术以换取中方签署识别网络攻击源头协议的想法似乎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并且在正式采纳之前，应与其他选项进行谨慎地比较排序。对中方来说，如要签订一个保证不对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的协议，这个过程应该是清晰明确而且正式的，或许应采取渐进的方式，并明确违约所要承担的后果。该提议还指出，通过增加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成本，那些较低等级、非战略性（例如经济）的行动也会由此减少，甚至消除。同时该提议也可以降低因恶意的第三方攻击者经由一方服务器对另一方发起网络攻击而导致双方误判的风险。同时，这个提议可能会获得中美两国的青睐，并予以双方相应的回报。因此，这个提议可能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虽然在我们看来，由中立的第三方来识别网络攻击源头以确保网络间谍活动不再进行的协议要比帮助中方提升识别网络攻击源头能力的行为更为可取。但为了劝说中国其无法承受被抓获到窥探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后果，帮助中国提升识别网络攻击源头的能力可能是美国所能接受的需要付出的代价。反之，当今中方能够漫不经心地无视所有证据，恰恰说明了他们对不该窥探的目标进行了窥探。
中美关系在国际社会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中的争论冲突逐渐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埋下祸根。为此，中美双方亟需就网络空间行为准则进行谈判，并达成共识。2015年5月，我们在北京进行实地访谈时发现，大部分中方受访者似乎并不相信中美两国会在网络问题上达成协定，甚至认为这样的协定有些多余。尽管美方认为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中的关系十分紧张，但中国受访者并不认为有改变现状的迫切需要。因而，中美两国在2015年9月的中美高层峰会上达成网络安全协定一事出乎了许多人的意料，不仅是中方受访者，还有大部分一直关心中美关系的人（包括作者本人）。截止到2016年2月中旬，该协定是否有效地解决了出于经济动机进行的网络间谍活动的问题仍不得而知。
首先，如果美国下定决心要采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所有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的问题的话，那么在短期之内，美国不大可能会取得成功，除非中国因拒绝进行谈判而遭受的损失有所增加（不仅仅是简单地威胁要取消峰会或拒绝出席）。美国可以通过最高等级峰会、经济制裁或是反击将网络间谍问题更直接地与中美两国关系的整体状况联系在一起，以实现其（要让中国因拒绝谈判而遭受更多损失的）目标。然而，仅仅增加中国因进行、支持或包容网络间谍活动而遭受的损失，并不一定能实现美国所理想的效果，即减少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或是建立规范以将一些事物从网络间谍活动可攻击目标列表中排除。这意味着持续努力通过对话与谈判来解决分歧，并建立规范的行为仍是十分必要的，即使其中存在着不合理甚至不公平的谈判代价。
令人感到担忧的是，直到2015年5月，中方受访者似乎并没有将中美两国就网络安全进行直接的双边对话视为建立许多具体的网络空间活动规范或是对网络空间中的活动加以限制的一种方式。事实上，中国在应对网络安全问题时往往会首先关注于提出并维护一套适用于国际社会管理网络空间的价值观与提议，进而重新对网络安全进行定义，以让美国所担忧的问题不再适用于该范畴，如出于经济动机的网络间谍活动和将武装冲突法纳入网络空间的适用范围。在向联合国就网络安全问题表明其立场并发表提议时，中国争辩道，应将网络主权纳入网络安全的定义之中，并且应将互联网的管理权从美国和西方国家手中移交给对中国更为友好的国际组织，譬如联合国。
我们所在的团队希望中方受访者与对话者为美国应做出哪些行为上的改变所提出的建议能为重要问题的解决奠定基础，如出于经济动机的网络间谍活动，或是以关键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的网络间谍活动。但我们发现中方几乎未提出过任何诉求。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对技术复杂的政策问题缺乏相关经验，以及中方受访者不愿在官方就该敏感话题进行表态前，发表个人的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我们所听到的为数不多的建议中，这些建议要么对中国而言相对无关紧要，要么无法被美方采纳，因其要求美方官员所做出的承诺违背了美国宪法（特别是第一修正案）的内容。
因而，我们提出的第二项结论为，除非涉及到中美两国整体关系中的更广泛的合作或是对冲突的避免，美国在就限制中国进行出于经济动机的网络间谍活动展开谈判时，并不会在空间领域中做出大幅度的让步。
对方的协定来获得网络安全谈判方面的进步的可能性。在此，我们发现了更多的共同点，中方受访者，以及更广泛地来说，中国的相关著作都表达了希望中美双方能够达成此类协定的意愿（尽管相较于双边协定，一些中方受访者更喜欢多边协定）。这样的协定可能意味着双方在打消对彼此的疑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且有助于强化确认、澄清、或至少支持将国际武装冲突法纳入网络空间的适用范围的规范。既然中国在2015年5月与俄罗斯达成了互不发动网络攻击的协定，那么在就该问题与中国进行谈判时，可以将此先例作为参考。
就逻辑上而言，任何不以关键基础设施作为攻击目标的协定都意味着亦不会对其（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窥探。如果一方没有攻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意图，那么也就没有理由去搜集有关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系统结构与弱点的详细信息。
此外，既然难以或几乎不可能从证据上来分辨对方是在窥探本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还是在进行入侵活动以为后续的网络攻击活动做准备，那么各方都应该公开表示放弃进行窥探的行为。
在此，我们也发现中美两国在该想法上达成了一些共识。尽管中国的承诺并不是那么明确，这或许是因为中方受访者拒绝承认，遭受网络间谍活动的受害者总能合理正当地推断出网络入侵行动都是为了给接下来的网络攻击活动做准备。
我们为中方受访者提供的最后一个建议为：如果中国愿意在证据标准上与美国达成一致，并做出可信的承诺，即会对那些被发现违反规范的攻击方进行制裁的话，那么美国可能会考虑与中国共享识别网络攻击源头的技术。而这也是最为棘手的一个提议。如要达成此类协定，双方必须要确立一个相互认同的方法，以确定一方或另一方在哪种情况下违规，并能使其承认过错。
而如上文所述，中国当前相对较弱的识别网络攻击源头的能力，以及中美两国之间高度的战略互不信任，想要让双方接受对方提供的初步证据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双方如果想要有所进展，那么就必须建立起双边、多边、或是国际网络争端仲裁机制，或许还要辅以美国为帮助中国提升识别网络攻击源头的能力所做出的努力。
这样的协定并不会轻易达成，美国不仅面临着政治与潜在的政策风险，还可能不会获得中国的支持。在当今中美关系缺乏相互信任的情况下，对美国来说，要获得足够多的政治支持来迈出这一步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而对中国来说，许多中方人员可能对美国任何想要帮助中国形成在网络领域的观点或是培养其网络能力的行为都持有怀疑的态度。然而，这个提议还是值得在二轨对话中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进而对其所有可能带来的社会、技术和政治影响进行全面彻底地评估，并对可能遭遇的障碍来源进行预先判断，以减少其阻力。
通过这样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协议，（其中）包括不向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网络攻击或者网络入侵的规范，以及美国所提供的让中国提升识别网络攻击源头的能力的帮助，来换取中国真正调查甚至惩治源自本国（或美国）的网络入侵行为，（这）或许会影响到一系列重要问题并从根本上改变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中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中美两国仍然会在此类问题上产生分歧，譬如美方主张获取信息的自由，而中方坚持信息管制与网络主权；美方主张维持当下互联网国际架构体系的高效管理模式，而中方则坚持认为这体现了美国的网络霸权；无论中美双方是否还会在网络空间中进行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目的的网络间谍活动，以及在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中的其他问题上产生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第57次会议，2016年11月3日—9日在印度海得拉巴举行，共有3182人现场与会，打破了ICANN参会人数纪录。[1]ICANN第57届年会的特殊性，在于这是IANA职能管理移交后的首次会议，IANA监管权限的转移，有两个重要意义：首先是美国政府取消了与ICANN的合同关系，退出了域名根区管理，而美国政府移交管理权的主要动机，正是为了实现ICANN的去政府化和私营化；其次象征着ICANN治理架构产生变革，对ICANN而言，是要在实现独立下，持续推进全球化改革，特别是不断改进参与的多元化和决策的代表性。
在ICANN第57届会议开幕式上，总裁兼CEO马跃然（Goran Marby）强调：第一，移交后，美国政府对ICANN的监管，变成了全球互联网社群的监管。第二，进一步加强ICANN与全球互联网社群的交流合作，使更多人了解互联网包括架构的分布，以及去中心化和自愿合作的工作机制。第三，要明确划分ICANN社群、ICANN董事会和ICANN机构的不同职责，即社群负责制定政策并监督董事会和员工，董事会批准政策，机构负责实施政策。这三点概念凸显了ICANN在去美国化下，新的全球性治理架构。[2]
本研究报告主要讨论的是：首先，以政治经济学和全球化理论框架解析ICANN新的组织管理架构？其次，面对网络发展的问题日益复杂，ICANN对网络空间的分配和管理以利益群体相互协商，不是以国家的政治边界的概念进行划分，这样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可能引发什么不同观点的讨论？
互联网起源于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为军事、科研服务，最初互联网的地址资源分配，是由美国政府合同下的互联网号码分配当局负责（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IANA），由IANA将地址分配到ARIN（北美地区）、RIPE（欧洲地区）和APNIC（亚太地区），然后再由这些地区性组织将地址分配给各个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随着互联网的全球性发展，美国开始进行管理改革，着手成立新的机构执行IANA的职权。
因此，ICANN这个非盈利组织，在1998年10月成立，开始参与管理互联网域名及地址资源的分配，2009年10月2日获准独立于美国政府之外，取得独立地位，而IANA成为ICANN下面的一个职能部门。接着，美国政府2014年3月宣布启动IANA职能管理权移交，表示从2016年10月1日，美国商务部下属机构国家电信和信息局把互联网域名管理权完全交给ICANN，两者之间的许可证管理合同在10月1日自然失效，不再续签。
美国政府退出对IANA的监管，宣告ICANN的管理模式走向去政府化和私营化，然而这个组织却负责全世界的域名和IP地址的分配，在全球网络的治理上有着权威性，同时，ICANN的组织却强调去中心化和多元化的运行模式，这两重观点如何取得协调和折衷，ICANN在2016年11月所举行的第57届会议即反映了新的全球性治理架构所呈现的具体形貌。
(一)、ICANN的治理权威
ICANN是一个政策协调机构，这个非营利性国际组织集合了全球网络界商业、技术及学术各领域专家，负责互联网协议（IP）地址的空间分配、协议标识符的指派、通用顶级域名（gTLD）以及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ccTLD）系统的管理以及根域名服务器系统的管理，目前.COM仍为最热门的顶级域名（见图1）。而全球互联网建立在一个庞杂的网络架构下，ICANN负责的主要工作，是标识符领域的政策制定。互联网在域名的分配的过程，必须先有IP地址的政策制定，这是由全球五大地区的互联网注册机构（RIRs）联合协调，然后才在ICANN机制内的地址支持组织（ASO）内工作。这些组织间，RIRs并不隶属于ICANN；其次，国家地区顶级域名（ccTLD）在授予后，各国ccTLD机构有自主权，ICANN不能干预；最后，互联网技术协议参数是由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制定，再交给ICANN登记实施。[3]
图1：排名前十的顶级域名
Sources:Zooknic,Q22016;Verisign,Q22016;CentralizedZoneDataService,Q22016
移交之后的ICANN开始实施新章程，规定ICANN的使命是确保互联网的唯一标识符系统（包括域名、IP地址和协议参数）的稳定、安全运行；同时，也明确规定ICANN不具有任何政府授予的管制权，不得在规定的协调范围之外管制使用互联网唯一标识符的服务，也不得管制这些服务承载或提供的内容。[4]尽管ICANN认为组织本身的工作有限，但其具体职能却显示了ICANN对互联网名称和地址的重要治理权威，这些包括：(1)制定政策并指导IP地址段的分配；(2)监督保护联网服务器系统运营；(3)监督政策执行，以决定何时添加新的TLDs到根域名服务器系统中；(4)协调互联网技术参数的分配来维护可连接性，ICANN的权威性，尤其在技术架构的支配和资源的支配权上。[5]
首先，互联网的特性在于，这项通信技术是以相互的协议为基础，并透过计算器相互联系和运算，尽管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可以拥有、控制、组织或管理互联网，但在技术应用上，当互联网互相连接时，需要透过标识符引导，否则无法运行，每个标识符在全球有唯一性的技术要求，所以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协调。ICANN主要负责的就是协调域名系统（DNS）的运营和管理，域名系统是以支配性的设计来设置域名。其中，DNS是互联网治理的基础实践，因为DNS负责转译域名和域名对应的IP地址，IP地址是互联网上沿着路由器转发包含信息的数据报的重要据点，DNS系统每天必须处理，针对互联网资源以十亿计的查询和定位的请求，缺少IP地址就无法完成互联网互访。因此，DNS的支配性特征在于其等级架构，这对互联网治理有关键性的作用。[6]
全球互联网的连接性是透过层层等级架构的，在DNS的架构中，核心技术包括互联网的根域名服务器和单个根区域（rootzone）文件中的主文档，根域名服务器是域名解析到IP地址的起点，根域名服务器主要存储根区档，全世界有13套。在根区域文件下（Root）有顶级域名，顶级域名下再分层分二、三级域名，因此，ICANN内部的政策制定工作实际上集中落实在最后一项，即通用顶级域名（gTLD），包括.COM、.NET（见表1），也包括新的顶级域名，例如.公司、.联通、.BMW等等。[7]这套层级的运作就从根区档开始向下分层，根区档在IANA部门发布了之后，由Verisign操作进行具体更新，更新之后再同时传到13个服务器，根域名服务器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布点，称为节点（instance），发布根区档的时候，以anycast的技术同步地传到全世界所有的服务器上。
除了从上到下的层级概念外，全球化的互联网的连接靠自治域(Autonomous System)的运作，每个AS由RIRs分配一个专门的自制域号，管理着一个IP地址集合，自治域指的是营运网络系统的大型组织，包括电信业ISP和CDN运营商或是有大量流量的内容供货商以及政府机构等，如何让自治域彼此联合并进一步连接成全球化的互联网？这整个交易层被称为逻辑层，网络的硬件设施是不可或缺的，互联网里面的硬件，透过支持TCP/IP（计算的通信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协议，每个设备都有一个独特的IP地址，但都支持这个协议，所以变成一个统一的互联网，而ICANN的重要任务就在协调，域名系统在运行所需的集中协调，以确保域名系统在操作的可靠性、完整性和安全性。[8]
其次，互联网是有限资源，具有稀缺性。尽管互联网在形式上呈现全球分布，但域名系统在底层技术同时涉及通用性和全球唯一性，需要集中协调治理，这是指域名系统除了透过通用的技术作层次性的分布外，还有牵涉到唯一标识符的使用。因此，控制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的资源分配是相当大的权力，关键即在ICANN控制着这些地址的分配，以及如何被分配。这是因为域名的空间是有限的，全世界只有43亿IPv4地址，美国超过一半以上，目前互联网的技术资源就面临了IPv4地址即将耗尽的问题，同时，部分发展中国家未预留充足的地址空间，对其网络发展已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为了扩展有效地址而设计的IPv6在全球布署却发展缓慢。[9]
另外，域名的分配也牵涉到资源的治理，分配决定了谁能使用通讯技术设施，以及谁能从这些基础设施中获利，ICANN在分配网址的权威性，是因为目前互联网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原先的使用只是在通讯和信息的交换，如今，互联网的ISP和CDN（contentdistributionnetwork）运营商可以透过提供商品和服务，找到了获利的途径。互联网的商业价值在于，互联网经济创造了新的获利模式，不同于工业时代创造供给面规模经济，互联网的商业价值是来自需求面。[10]这个概念是指，网络越大，对用户越有价值，从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这是一种网络的外部性，指的是消费者从消费商品和服务所带来的利益，会随着其他人消费的数量增加而增加，也就是网络的价值，和网络的用户人数的平方成比例。也因此，全球相关组织在讨论ICANN互联网的集中协调的问题上，最大的争议就在互联网关键资源的治理。[11]
（二）、Bottom-up的问责机制
ICANN在IANA职能管理权移交后，成立新的作为新的问责机制，由ICANN社群组织所组成的“赋权社群”被赋予多项权力，社群有权驳回ICANN预算、战略及运营规划，驳回ICANN章程、批准ICANN基本章程、罢免个别董事、解散整个董事会、发起独立审核流程、驳回董事会关于IANA职能审核的决策，并对ICANN机构提起诉讼。这些措施包括从下到上对ICANN董事会的制衡机制，以及对员工的监督机制。[12]
ICANN社群组织来自三个支撑组织（Supporting Organizations,SOs）和四个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s,ACs），三个SOs分别为：通用域名支持组织（GNSO)负责通用顶级域名（gTLDs）的政策制定；国家代码命名支持组织（ccNSO）负责国家代码顶级域名(ccTLDs）的政策制定；域名支持组织（ASO）负责IP地址的政策制定。[13]ICANN下的这三个组织，目的在促进互联网政策的多样化发展，并且鼓励互联网技术管理能全球参与。四个ACs则为：政府顾问委员会（Governmental Advisory Committee,GAC），该委员会包含了世界各地的大多数的国家政府机构的代表；theAt-Large顾问委员会（At Large Advisory Committee,ALAC），其中包含了被各个区域性At-Large组织（RALO），包括世界各地的互联网者和任命委员会；根域名服务器系统顾问委员会（Root Server System Advisory Committee,RSSAC），为根域名服务器系统的运行提供建议；安全与稳定顾问委员会（SSAC），由被ICANN授权研究互联网安全问题的专家组成。而这四个咨询委员会的功能在于，能从自身的利益和需求对ICANN的运作提出建议[14]（见图2）。
图2:第57届ICANN会议利益社群的参与概况
Sources:ICANN第57次会议报告
社群组织对ICANN的问责机制，进一步反映了“自下而上”（Bottom-up）的运作模式。政策制定采取所谓协商模式，有下级支撑委员会向指导委员会提出建议和草案，然后指导委员会加以通过；其他主权国家的代表只具有对和公共政策以及国际法等相关的活动或者事项的建议权，而没有决策权，其建议也不具有强制力。在ICANN机制下政府的权力可能比其他社群更有限，因为其他社群可以选举ICANN董事，有直接制定政策的权力，而政府只能通过向董事会提供咨询意见的方式参与决策，政府在ICANN董事会里也没有表决权。
ICANN的运作，不同于一般国际组织的模式，强调私人性的社群协商，社群的代表包括网络专家、企业等利益团体、非政府组织、国家代表、学者和个人，这是由于在1990年开始，互联网的运营走向私有化和商业化，因此ICANN里的利益格局是以各利益团体来进行划分的，不是以国家的政治边界，政府在ICANN里，没有超越其他社群组织的权力（见图3）。
图3:第57届ICANN会议利益相关方参与者
Sources:ICANN第57次会议报告
互联网的技术标准大都是由私营企业和非政府机构所制定出来的，进而应用于互联网的操作上，网络的维系特别强调技术性和安全性，相对而言更重视非政府的专家，因此刻意淡化政府在社群中的角色。以ICANN在节点的治理规划来说，就能够直接体现这个组织在全球信息政策的发展动向，强调网络部署在技术统一和稳定的概念，网络的连接是通过一个根区档向外推送，同时发布到13套根域名服务器再往外部署，然后同时到达全球400多个节点，因此，节点的控制仰赖技术手段、政策条例和非政府间协商来化解全球在网络空间的歧异。
在网络的安全性上，过去十年里，为了确保信息交换的路由安全（routingsecurity），互联网建立了一套公钥加密技术，就是在信息传输前对信息进行数学加密，以进一步确认路由系统中所显示的IP网址和自治域的系统号的真实性、保密性和绝对性（Carr,2014）。[15]如何维持系统的安全和稳定，就在于认证系统直接连接与IP（InternetProtocol）网址，这个根区档是定时调整的，因为担心钥匙有被攻破的可能，根区的签名文件每三个月更换一次，ICANN互联网域名体系的稳定性，就建立在自愿合作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域名的根区被称为信任锚（TrustAnchor），互联网的域名服务（domainnameservice,DNS）的全部信任链条都维系在这个信任锚上，对于ICANN而言，要维持这个体系的稳定，就必须维护其公信力。[16]
ICANN为什么采取一种去中心化的多利益相关方运作模式，这是因为网络世界的稳定性需要高度的技术性，面对在互联网在层级的问题日益复杂，互联网的治理必须高度仰赖非政府的专家，因此，国家的权力必须放在一个基于网络全球化的框架下，与其他的社群共同进行协商，对研究网络世界架构的学者而言，强调技术和利益可以确保互联网层级式的运作系统的纯粹性和稳定性，一旦加入民族国家的考虑因素，原先原本侧重技术参与和利益协商，会因为政治参与而变得困难而不可预测，基于国家的考虑，技术上不只是标准的协商，更要考虑竞争性和领先性，以及技术兼容性的问题，其他考虑的层面还可能包括地缘、军事或监控等，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动摇密钥认证识别系统在全球的完整性，即使是站在网络安全的考虑，让国家的角色具有超越性，事实上除了带来更多政治性的干扰外，同时也不会带来更多的安全保障（Carr,2014）。[17]
（三）、ICANN全球性公共利益的概念
ICANN的组织运作，强调相关利益方参与的运作讨论和协调模式，除了企业、政治利益者以及技术背景的专家参与外，也保留了互联网用户的发声权力，让他们能够参与有关互联网逻辑层的基础建设的发展，因此在组织里设有At-large社群，什么是At-large社群？目前ICANN在全球有超过200个At-large组织（At-LargeStructures,ALSes），At-large组织独立于ICANN，ICANN认证这些团体，是因为这些网络用户涉及ICANN在地方或特殊议题的相关活动，同时ICANN也希望网络的用户能参与ICANN事务，这包括了网络技术的政策制定以及对ICANN的问责，以确保网络的发展能顾及全球性的公共利益。[18]
同样的ICANN的多元性即体现在地域而非国家，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和地理的邻近性让许多问题可以集中讨论，At-large社群也分地域和国家，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超过80个国家有At-large组织，同时大约40个ALSes属于区域At-large组织（RegionalAt-LargeOrganizations,RALO），包括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屿、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岛屿以及北美洲等五个区域。以亚洲和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屿为例，又可再分为南亚、东北亚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屿等四个区块。[19]而亚太区又可细分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岛四个区域，其中，中、日、韩以及港澳地区，因为地理文化的接近性，对于域名或技术制定的工作可以一起讨论，比如汉字字符的问题。面对一个文化、宗教、语言多元性的亚洲，ICANN把亚太的总部设在新加坡，除了新加坡本身具有多元性外，在地理位置上，新加坡在亚太地区是中心，辐射面比较广（见图4、图5）。[20]
图4：第57届ICANN会议各区域参与者
Sources:ICANN第57次会议报告
图5：第57届ICANN会议各ICANN区域参与者
Sources:ICANN第57次会议报
RALOs的作用在推动和确保各区域内的互联网使用者社群，让他们可以积极参与ICANN的活动，RALOs还为区域内的ALS组织和独立成员组织各种的互联网工作小组，以协调从政策发展和互联网管理的相关事宜。更重要的是，RALOs在ICANN的区域策略中有着关键作用，他们与ICANN全球利益相关者参与小组合作，积极促进域名系统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发展。
另外，ICANN的利益代表方还包括公民社会（civilsociety）的成员，CivilSociety的概念指的是，那些非政府组织和机构以凸显公民的意志和利益，在西方的政治学里，民意的概念常被自由主义，特别是功利主义所运用，指的是对于追求自身经济和政治的个人和团体，国家的角色只是作为这些个人和团体的仲裁者，政体视为利益与效用的最大化集合体。
ICANN的组织运作强调，由下而上的广泛参与，社群组成代表来自政府或商业机构的实体组织，也来自专家学者或个人，这些代表来自不同的群体共同为ICANN的运作献策，促进ICANN的公共利益，可以建立在一个更广泛全球性的概念，这个全球网络的治理概念，是由规则制定者和规则遵守者，透过分享相互理解牵涉的特殊政治意识形态或讨论互联网的规范要求，以促进治理模式能够多方面兼容并包。
从ICANN第57届年会的参与者的代表不同的利益方来看，技术专家和学者占26%，政府组织与国际政府组织占23%，私人企业包括域名企业等占33%，以及civilsociety/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和end-user占17%（见图3）。ICANN除了采取从上而下的问责制以及多元化的公共利益外，其组织运作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就是采取多方利益相关方的运作模式？
什么是多方利益相关方？这个概念起源于21世纪的多方利益主义，这种新的模式，主要是指主要的利益相关者，针对特定的议题进行沟通以共谋决定（Glen,2014）。[21]ICANN的互联网治理就承袭了这种利益相关者多方协商的精神是因为，首先，互联网治理涉及多个领域，包括科技、商业和政治等领域，在每个特定的情境中，需要在私营企业、国际协调机构、政府以及民间团体等各方不断的权利平衡，以达到共识。其次，从ICANN所负责的域名和IP地址的政策协调工作来看，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企业、技术人员、民间团体和使用者通过自下而上的协商方式，合作制定相关政策，这种模式能够有效地避免政策的制定只利于其中一方，这也正如ICANN北京中心主任宋崝所强调的：没有谁能单独控制互联网。[22]
多方利益相关方的模式，采用的是代理模式，提升了私营业者的角色，一方面是为了限制美国政府在互联网治理在职能上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是要求支撑组织和其他层级的组织参与，以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能发声，同时没有一个实体能够控制互联网，透过分布式、去中心化和多样性的模式，才能确保互联在运行上的稳定性和适应性。[23]
然而针对基于IANA管理权移交，ICANN在互联网共治上，尽管呈现全球政府、机构和个人广泛参与的局面，而这种以美国为主导的“多方利益相关者”模式，却面临“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合作”和“多边参与的政府合作”的概念的挑战，而主张的代表同时来自中国和欧洲，然而比较中欧之间的研究，在立论上仍然有着显着的差异。
中国在ICANN互联网共治上的看法，可以具体反应在相关的研究上，学者的研究观点更多仍强调以联合国模式为主导的模式，[24]例如说是否有必要设立一个外部合约机构（或信托机构），或是多方利益攸关者的成员组成应该包括哪些国家组织，以及监管制度设计等问题，[25]以二元对立的观点，凸显全球互联网共治的失序、分裂、争端和困境，包括从战略的概念批判美国在技术领先的霸权地位，如有关棱镜门丑闻所引发的中美网络谍战讨论，[26]或是把论点集中在意识形态或技术的安全性上，强调国家在网络信息的管理上应该有更多的控制权。[27]
相对在欧洲，有些学者更赞成的“多边参与的政府合作”的概念，他们认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网络都属于法律上的实体，虽然不受任何一个国家掌控，但目前互联网的运用已渐趋复杂化，必须考虑在地国家法律与规约的控制，同时包括国际法的管理。[28]尽管如此，在多边参与的政府合作模式下，并不主张把国际关系的概念放在强调全球秩序的互联网治理，[29]这是因为政府（government）与治理（governance）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举例来说，政策的制定在西方社会通常会引发广泛的反对声浪，而治理需要建立在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国际关系下的政府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存在着一个多中心的世界，在多元的概念下，每个政府角色是平等的，但是全球化的互联网治理基本上是站在去中心化的概念，相对于国家在政策上的考虑，着重在规章、原则或决策制定上有明确的界定，但治理的概念却不限于单一的政策制定，因此政府的角色应该定位在全球治理的概念下（Glen,2014）。[30]
另外，在欧洲所主张的“多边参与的政府合作”下，也指出了南北国家在科技资源的不平衡，举例来说，连接网络的互联网交换点（InternetExchangePoint,IXP）已在全球迅速成长，但多半集中在北美欧洲，世界近半数国家没有IXP，这将导致政治经济和技术的问题，许多非洲国家因为没有IXP必须先连到欧洲再连回来，造成经济成本增加技术效率降低和不必要的传输延滞。[31]因此，透过多边参与经济或技术应用落后的国家，得以与西方经济技术发达国家，平起平坐，不强调商业科技主导，所谓的共识不应该由利益方的社群多数来决定。
这篇报告讨论重点，在于ICANN未来全球网络治理模式所呈现的特点：首先，美国政府移交IANA管理权，退出全球网络治理主导的位子，ICANN的组织运作交由不同利益方，透过多方利益者协商的模式，以自下而上形成bylaw，作为ICANN内部依循的法则，透过赋予社群的方式，强调多元参与彰显全球性的公共利益。然而，在全球网络治理强调技术的通用和识别符的唯一性下，所谓的多方利益仍然不能否认目前西方主导的事实，尤其是目前美国仍在技术应用的领先和独占性，以及美国企业在利益群体的影响力等。
其次，尽管全世界的网络体系都整合在一个体系下，但网络技术进入地方，以2016年十大顶级域名的排名来看，除了.com高居第一外，有六个顶级域名来自单一国家，土耳其、中国和德国分居二、三、四位（见表1），这是因为网络进入地方往往会加上地理标签，如Goolge和Amazon都是，强化地区性的网络使用是为了消费者量身打造网络体验，因为商业化的网络会倾向更个人化、国家化和地域化，因此ICANN在At-large社群中加入了在不同地域的个人使用者和联网消费者权益团等的声音，但是讨论的议题还是偏向网络科技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所带来的影响，并没有深入文化在网络应用所造成的差异性。
综上所述，尽管全球各地透过标准技术协议形成一个相互连接的网络世界，但ICANN的全球化运作，并不是把全球化被视为一个“世界体系”（WorldSystem）形构的过程，在这个跨国的秩序中，经济、传播、文化与政治都被整合进来，ICANN所采用的概念比较接近“全球化大文化”（globalecumene）的观点，这是一种全球化的讨论，没有所谓的中心边缘地带，因此全球体系的系统性及一致性，都是区域的主体与全球化结构在结合的过程中，协商出来的连带结果（Axfor，2004）。[32]
确实，ICANN在全球网络治理涉及的问题，因为技术的发展和使用技术的扩张而日益复杂，因此，长达一周的ICANN第57届年会仍然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这次会议的重心仍在IANA移交和ICANN新的问责制上的相关流程问题，而其他有关人权、知识财产权以及司法等问题，因为涉及的层面更为复杂，将留待下届年会继续讨论，预定2017年3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
A review of ICANN’s global model of Internet governance model after the transfer of IANA function to ICANN
CHEN Lai-ji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is used to explain the uniquenessand the independence of ICANN structure after its transition to a global multi-stake holder governance model from the control of the US. The study focuses on whether a new model can be reflected the concern of global public interests by a case study of ICANN 57 annual meeting. The results shows: First, the bottom-up accountability in ICANN is based on the consensus to meet by different stake holders which is equal to each other. Second, the interests of internet users is dignified by the position of At-large community, in which the power of regional At-large organizations surpasses country-state in ICANN. Third, it still cannot ignore the inequality of internet technology use betwee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undeveloped countries no matter in critical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the allocation of domain name and IP address, or the representative of interest group.
Key words: ICANN; bottom-up accountability;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multistake holder; globalization
作者简介
陈莱姬：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国际传播、媒体全球化和流行文化。
参考文献
[1]宋崝：ICANN第57次会议简况2016-11-15，网络空间治理创新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g0NTU0NQ==&mid=2649565212&idx=1&sn=0cf37afa6ab0ed78f1202dc05cc7a50d&chksm=be89505a89fed94ca222a945fa799bd84b5adecf9ff11b78759dae54764151370a8be85c1918&mpshare=1&scene=1&srcid=1115OIQPwQ3Hl0ScesHX0PuM&key=9ed31d4918c154c88e9851a3de212888402b2bad04e5724c93e1e84ba7f0a63ff06377f0ed73df5656857d50ceb9b2228e72be0045ab327704b059c233fa2cc5078db4986d818cdd02a42ae73c503d3c&ascene=1&uin=MjUyNTA4MDYyNA%3D%3D&devicetype=Windows-QQBrowser&version=61030005&pass_ticket=SyKgNqongj5ktl3OykplmFWh7ysSvQTQ%2BDHPFbJS69SykM5AUT9sCbAd9TBHRR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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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2016年11月3-9日在印度海德拉巴召开的第57届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理分配机构大会ICANN57，然后是11月16-18日在中国浙江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WIC），以及12月6-9日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召开的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几乎短短一个月时间，全球网络治理最具影响力的三大会议接连召开，搅动全球网络发展和治理各个层面，对于各国网络的政策、战略和趋势，都将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虽然与1999年开始的ICANN大会以及2006年开始的IGF这两个最重要的老牌国际网络治理大会相比，起始于2014年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完全是个新生事物。但是，无论从会议规模、会议组织形式、与会嘉宾阵容、会议内容、会议成果、会议产生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对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产生的积极作用来看，乌镇峰会都已经可以和ICANN和IGF等并肩，跻身全球网络治理三大会议之列。
三大会议都是围绕当今最为关注的全球网络治理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寻找应对网络空间新形势的挑战和可持续发展的方案。三大会议各有特色、各有侧重。可以说，彼此关系并不是竞争的，而更多是互补的。中国举办乌镇峰会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相互补充和完善。因为，今天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面临更大的挑战，需要更多的公共物品。尤其是在全球网络治理领域，无论是现有的组织、机制和规则等，都严重不足，更是跟不上互联网发展的需求，更满足不了互联网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与挑战的需要。而年轻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所提供的重要的沟通、交流新平台，富有自己特色的议题和主张，对于其他国际网络安全交流平台是重要的补充。从主办重要的国际性网络治理大会开始，中国已经逐渐显露其互联网大国的实力，以及在互联网治理领域崛起的信心。
《网络空间研究》学刊主编方兴东全程参加了三次大会，针对会议情况、会议内容、会议成果和参会的心得，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通过系统比较和分析这三大牵动全球、影响未来网络空间治理走向的会议，很有启发意义，对于中国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改进，以及取得更大的成就和影响，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决策价值。
ICANN大会体现了ICANN建立在自下而上、基于共识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核心原则，为促进政策工作、开展外展活动、交流最佳实践、进行业务交易、实现ICANN机构群体成员（包括理事会和工作人员）之间的互动以及了解ICANN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所。
（一）会议组织形式
现在ICANN大会的总体结构和形式是在2014年由会议战略工作组重新制定的，每年举办三次会议，所有会议持续执行地区轮换和地点轮换，力求每几年覆盖一次全球。ICANN大会由ICANN的会议策划团队以及当地主办机构联合组织，同时ICANN鼓励多利益主体当地主办机构，而且当地主办机构不一定要在经济上提供支持，也可以在活动、签证以及与当地政府和媒体的接触上提供支持。[1]会议议程是动态变化的，但通常会包括域名系统的零售和批发部门的契约问题、非法或滥用互联网域名系统的应对问题、内部重组问题以及增加互联网竞争的举措问题。
ICANN57召开于2016年11月3-9日，印度海德拉巴，由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主办。ICANN57是2016年第三次会议，是执行新会议战略后召开的首次年会，同时也是IANA管理权成功移交之后所召开的首次公共会议。时间比之前延长为一周，纳入了“年度全体大会”，重点放在向更广泛的全球受众展示ICANN的工作。
ICANN在每次会议后都会发布技术报告，展示参与者、会议、网络、移动端等方面的数据和图表分析。[2]根据今年的技术报告，ICANN57的出席人员破纪录地达到了3182人，70%来自亚洲地区，其次是北美、欧洲地区，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澳洲和太平洋岛地区、中东地区出席人数都不超过3%，而东欧和中亚地区无人出席。ICANN57将出席者的利益相关方分为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域名产业私营部门、大众和地方企业私营部门、技术社群、公民社会和非政府间组织、终端用户几大部分，其中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域名产业私营部门的出席者最多，学术界和终端用户最少，但差距并不悬殊。这也体现在出席者的利益团体上，除ICANN利益团体外，其余利益团体的出席情况差距也不悬殊（见图1）。
图1. 出席者的区域和利益相关方分布（来源：《ICANN57 技术报告》）
ICANN在会议的信息化上已比较成熟，ICANN每届会议都拥有一个官网，提供会前准备工作、会议日程、参与者信息、会后成果等必要信息；从ICANN54开始就提供会议移动app，包括议程时间表、参与者、地图、赞助商、事件信息、媒体等模块；ICANN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支持远程参与，提供Adobe连接、视频直播、多语言音频连接、音频的文字转录等多种方式，ICANN57有将近5000的远程参与者。这些措施都很好地提升了参与者的体验。
（二）会议内容
ICANN的会议形式主要有开放会议（开放给所有人、支持远程参与）、闭门会议（只开放给特定团体成员）和临时会议三种，ICANN57共举办了381场会议，其中71%是开放会议。
会议内容主要包括两个公共论坛和8个社群组织的高兴趣主题会议，以及支持组织（SOs）和咨询委员会（ACs）的专门会议、跨社群和社群内工作会议以及宣传推广活动（见图2）。
会议期间，社群对通用顶级域的所有权利保护机制的审核，替代WHOIS系统的下一代通用顶级域注册目录服务，ccTLD的退出使用，对ccTLD的授权、撤销和退出使用做出决策的审核机制，以及将国家和地区域名用作顶级域的框架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出席率最高的前30场会议如图3，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政府咨询委员会（GAC）的相关会议就有15场，其与ICANN、GNSO等利益团体的会议以及ICANN章程变化后GAC的角色，GAC对IANA管理权移交的更新等话题受到了高度关注。[3]
图2. ICANN57 议程模块（来源：ICANN 官网）
图3. 会议出席率前30（来源：《ICANN57 技术报告》）
（三）会议成果
本届会议是IANA管理权成功移交之后所召开的首次公共会议，美国特殊角色的退出鼓励了全球参与ICANN的积极性，同时进一步加强了ICANN与全球互联网社群的交流合作，明显促进了全球对ICANN的理解。
1.尼泊尔正式加入GAC，使得GAC成员达到170个。同时GAC会议进行了新一届主席和副主席选举，中国政府GAC代表之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郭丰成功当选GAC副主席；
2.讨论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的ICANN新章程的实施。IANA管理权移交于2016年9月30日结束，移交之后的ICANN已经开始实施新的章程。新章程规定ICANN的使命是确保互联网的唯一标识符系统（包括域名、IP地址和协议参数）的稳定、安全运行，并明确规定ICANN不具有任何政府授予的管制权，不得在规定的协调范围之外管制使用互联网唯一标识符的服务，也不得管制这些服务承载或提供的内容。新章程下，原来ICANN内部的IANA部门改组成为隶属于ICANN的独立法人“公共技术标识符”（PTI），继续实施原来由IANA部门所负责的域名根区、IP地址和协议参数的具体修订操作职能；
3.讨论加强ICANN问责的工作阶段二活动。作为新的问责机制，由ICANN社群组织所组成的“赋权社群”被赋予多项权力，有权驳回ICANN预算、战略及运营规划，驳回ICANN章程、批准ICANN基本章程、罢免个别董事、解散整个董事会、发起独立审核流程、驳回董事会关于IANA职能审核的决策，并对ICANN机构提起诉讼。这些措施构成了对ICANN董事会和员工的监督制衡机制；[4]
4.域名系统中的商标权利保护机制，新通用顶级域名申请和实施细则的后续程序，地理名称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政府间国际组织名称和缩略词保护，以及缓和域名滥用、内容监管和提高域名系统的信任等问题的讨论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5]
为了打破过去欧美绝对主导、平衡网络治理空间的格局，中国通过世界互联网大会向世界宣告，中国正在努力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网络治理体系；另一方面，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成功召开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情况。世界互联网大会积极倡导由国家政府主导、多边参与的网络治理模式，旨在互联网发展与治理领域与各国各地区增进共识、集思广益与加强合作，让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人类，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共同体，进一步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对于网络空间治理的理解与发展战略。
（一）会议组织形式
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于2016年11月16-18日，浙江乌镇，由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主题为“创新驱动造福人类——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Innovation-driven Internet Development for the Benefit of All–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Future in Cyberspace）。
WIC的组织机构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成员单位由政府相关部门组成。本届大会的组委会由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牵头，成员单位扩大到23家中央部委和单位，网信办主任徐麟和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车俊为组委会主任。2015年成立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秘书处高级别专家咨询委员会（简称“高咨委”）负责汇总梳理大会各方意见建议，为大会组委会秘书处提供会议的总体设计咨询。[6]马云和前ICANN主席法迪·切哈德（Fadi Chehade）担任高咨委联合主席，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领衔专家李欲晓担任秘书长。高咨委委员由组委会秘书处邀请产生，首届高咨委委员共31名，来自政府、企业、学术机构、技术社群等各利益相关方，具备国际知名的专业声誉。实际上大会日程和与会者仍由CAC最终决定。
WIC主要会议形式为全体大会和分论坛，每场分论坛都由一个国家部委、全国性组织或知名高校等牵头主办，并吸纳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经济论坛等重要国际组织作为协办单位。第三届WIC中，外交部、科技部、工信部、公安部、交通部、商务部等10多个中央部委直接参与分论坛承办工作。
第三届会议共有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互联网企业领军人物、专家学者等2000多名嘉宾出席，包括8位外国领导人，近50位外国部长级官员。
（二）会议内容
大会共设置了16场分论坛，20个议题，涉及互联网经济、互联网国际合作、互联网文化、互联网创新、互联网治理5大板块（见表1）。
另外，大会首次承办了“互联网之光”博览会，310余家国内外互联网名企参与，面向社会开放，让公众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互联网行业发展情况。同时主办方还在乌镇会场举办116家互联网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展现了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VR等互联网最前沿技术。
（三）会议成果
大会结束后，高咨委发布成果《2016年世界互联网发展乌镇报告》，[7]作为本届会议的总结和对未来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展望。
这次会议的变化：第一，咨询委员会发布报告代替了以往的会议声明；第二，形成报告的过程是一种“参与式过程模式”，[8]草案提前进行了传阅，大部分意见被接受；第三，报告在语言上的妥协，比如用“nationalsovereigntyincyberspace”取代了有争议的“cyberspacesovereignty”，新的语言更清楚地表达了国家应该而且将行使责任使网络空间更加安全的观点，同时消除了任何国家应该在全球网络空间寻求霸权的印象。“multi-partyparticipation”的使用，暗示中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建立一个安全、安全、开放和高效的互联网需要许多利益主体的参与，而不仅仅是国家的参与。[9]像这样的转变虽小但非常重要，有人认为这表现了WIC的多方利益主义转向。[10]一方面乌镇峰会从一开始就有强大的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第三次峰会更致力于建立共识，这已经接近ICANN的共识驱动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互联网”的价值观；另一方面第三次峰会上取得了一些建设性的语言妥协，使用“multi-players，multi-parties，multi-actors”等词来表明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支持。
2005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联合国成立了互联网治理论坛（IGF），日召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群体，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公民社会以及技术和学术社群，在大致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参与互联网治理公共政策的讨论，促进信息和最佳实践的交流。自2006年举办起已经成为了世界领先的多利益相关方论坛。
（一）会议组织形式
第11届互联网治理论坛召开于2016年12月6日-9日，墨西哥瓜达拉哈拉。这届大会是IGF获得联合国大会新的十年授权后的第一次年度会议，会议主题是“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增长”（Enabling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Growth），重点讨论如何利用互联网更好地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达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设想。
表1. 3rd WIC 会议内容（来源：通过WIC 官网信息整理）
IGF设有一个秘书处，负责管理论坛，准备年度会议；多利益相关方咨询组（Multistakeholder Advisory Group，MAC）就IGF的组织和日程给予建议，MAG共有40-60位来自政府、私营企业、公民社会以及学术和技术社群的代表，由各团体向秘书处提名，秘书处挑选出提名名单，最后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除政府代表外，每年轮换30%。主要职能为制定IGF年度会议的详细规划，确认主题和议程，评估并批准每年全球200多个研讨会提案等，以保证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IGF会议的准备过程是完全开放的，任何人可以在线提交研讨会提案，研讨会的议题、形式和发言人都由参与者自己决定。IGF资金来源于各利益相关方的资金捐助，年度会议由主办国资助。
本次会议共有超过2000人现场参与，来自123个国家，另有2000人通过世界45个远程枢纽在线参与。现场参与者中超过一半来自拉丁美洲国家及加勒比海地区，其次分别是西欧和其他地区、亚太地区以及非洲地区，东欧地区的参与者最少。而参与者的利益相关方中，公民社会的参与者最多，其次是来自政府、私营部门和技术社群的参与者，均有10%-20%，媒体和国际组织的参与者最少（见图4、图5）。[11]
会议组织者是与互联网治理讨论主题最为密切的指标，根据瑞士Diplo组织的数据统计，[12]公民社会在互联网论坛中最为活跃，占了会议组织者的将近一半，其次是技术社群28%，其他来自政府、国际组织、企业部门的组织者均少于10%且数量接近。
会议组织者的区域分布中，有超出一半（51.2%）来自欧美，尤其是欧洲，一直在互联网治理论坛的活动中占据主要角色；其次南美洲地区17.2%，而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亚洲只有14.4%，非洲9.2%，组织者最少的是中美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可见IGF的议程设置上仍是欧美主导。
从图8可以看出除了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是政府组织者占多数外，其余区域都是公民社会的组织者占多数（40%-50%）；企业部门组织者最多来自美国，而非洲的政府组织者最少（见图6-图8）。
图4. 现场参与者区域分布（来源：IGF 官网）
图5. 现场参与者利益相关方分布（来源：IGF 官网）
图6. 会议组织者的利益相关方分布（来源：Diplo）
图7. 会议组织者的区域分布（来源：Diplo）
图8. 各区域组织者的利益相关方分布（来源：Diplo）
（二）会议内容
IGF的主要会议形式包括主要会议（MainSessions），研讨会（Workshops）、开放性论坛（OpenForums）、动态联盟（DynamicCoalitions）和最佳实践论坛（BestPracticeForums）。这次IGF的主要会议中增加了国家和地区IGF（各个地区的互联网社群根据解决区域性互联网治理问题而成立的论坛），这增加了其合法性和代表性，体现了其在地区合作中的重要作用。还增加了新的会议形式，20分钟预定专题演讲的快速会议（LightingSessions），在会议室角落即时讨论最感兴趣话题的角落会议（CornerSessions）以及临时增加的非大会会议（UnconferenceSessions），旨在给予参加者一个更放松的空间来展现他们的项目和倡议（见表2）。
（三）会议成果
因为一直被质疑大会讨论的有效性，IGF试图在会议进程中产生更多实质性的成果，本届会议成果文件除了关于IPv6、IXPs、性别与接入、网络空间安全的四个BPF成果外还增加了《连接下一个十亿人的政策选择-阶段Ⅱ》和《动态联盟实质性文件》，前者着眼于对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意义的互联网接入，尤其是重视地方和区域的特异性，后者是每个联盟在会议前提交并经会议讨论、社群审核后发布。
会议首次讨论了关于ICANN和IANA职能的不同方面的争议，包括社群的角色、多方利益主义模式的未来、各项改革的实施阶段、问责程序等问题。
会后日内瓦互联网平台基于JovanKurbalija对互联网治理40多个问题的分类框架[13]——发展、基础设施、安全、人权、社会文化、经济、法律——进行了总结，并概括了本次会议的几大趋势，包括物联网的潜力、网络暴力的丑恶嘴脸、虚假新闻和媒介的角色、社区网络的崛起，[14]这些话题被参会者反复提及，预示了其动态趋势。
三大会议规模都在千人以上，汇聚了全球政府、国际组织、产业界、非政府组织、技术社群、学术界和公民社会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形势越来越严峻的全球网络治理提出问题、贡献思想和寻找对策。当然，三大会议也各有自己特点，值得彼此参照和借鉴。
首先，会议的形式和方式不同。尤其是政府在会议中扮演的角色，是最大的看点。政府是会议的主导者还是平等的参与方之一，决定了会议的议程、参与方式、会议成果和运作方式。ICANN会议秉承互联网精神，遵循自下而上的开放式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简称多方模式，或者互联网模式）。乌镇大会倡导的政府主导的多边模式（简称多边模式，或者中国模式），当然也不是传统单一政府层面的会议，而是广泛吸引企业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参加。而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虽然是以全球最大的多边国际组织——联合国主导，但是，IGF从成立之初就倡导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这个在多边组织主持下的多方模式会议，可以称为多边与多方的融合模式，或者改良模式。
表2. IGF2016 的会议内容①
其次，三大会议侧重点不同。目前来看，ICANN会更加专注于域名和根服务器等技术层面的发展与治理问题。IGF虽然很综合，但是更加突出了数字鸿沟、人权等网络公共政策的问题。而乌镇峰会，则更加突出了互联网产业和“互联网+”应用。毕竟，乌镇峰会背靠的是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网民群体和仅次于美国的互联网产业力量。所以，乌镇峰会来自产业界的著名企业家成为最大的追捧点，各方面的政府官员比例也很突出。这两个群体是ICANN和IGF所少见的。根据统计分析，IGF主要力量偏向学界、NGO等非政府人士为主。从IGF统计参会者活跃度来看，公民组织（CivilSociety）是IGF会议中最活跃的构成部分。这些公民组织包含了网络人权组织与学术团体。据统计，有45.20%的会议组织者来自于公民组织；其次活跃的技术社区，占会议组织者构成的28％。而利益相关者、政府代表、国际组织及商业部门在会议组织者构成中占不到10%的比例。ICANN偏向技术社区，根据统计，政府与公民组织ICANN参与度并不高。ICANN组织内部绝大多数利益相关者来自商业部门和技术部门，占领导人总数的80%；来自公民组织和政府的代表只有10%。三大会议不同侧重和特点，很难进行简单的优劣区分。恰恰是三大会议整体组合在一起，可以形成更加全面、更加平衡、更加合理的网络治理各方力量的综合图谱。所以，互补关系很明显。
再者，三大会议主导力量也有不同。除了上述多方力量的不同之外，更微妙的当然在于背后的区域力量不同。根据统计，IGF的大多数会议组织者来自欧洲（31.60%）,其次是北美（19.60%），两者之和超过一半。而ICANN领导人的地域分布看，ICANN组织仍是以北美地区为中心，组织领导人区域比例分别为，北美地区38%，拉丁美地区13%，欧洲地区22%，亚太地区17%，非洲地区10%。欧洲和北美加起来占据60%之多。而截止2016年6月底，欧洲网民全球占比为16.7%，北美网民占比为8.7%，两者之和大概为25%。根据网民数量，全球前十大国家分别为中国、印度、美国、巴西、印度尼西亚、日本、俄罗斯、尼日利亚、德国和墨西哥。欧美在网络治理的垄断性力量与当今全球互联网发展态势，形成了新的落差和鸿沟。而这恰恰是乌镇峰会因势利导快速崛起的原因，也是中国主办突出发展中国家力量的机会。可以说，目前ICANN大会美国力量占据绝对主导，IGF还是欧洲力量占据优势，这两者目前都有欧洲绝对主导，未来很长时间都很难改变。而乌镇峰会自然成为中国主导的新舞台。但是，我们相信，随着互联网发展的需要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入，三大会议平台都将更加注重多样化，更加致力于各方力量的平衡。
三大会议内容丰富，几乎目不暇接，也很难全面参加，2016年ICANN年会正式会议5天，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正式会议是4天，而三届乌镇峰会的正式会议都是3天。在这三个大会上，都有不少人追问：开这种会议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究竟有什么价值？其实，目的就是开会本身，又何尝不可呢？所谓期望太高失望越大，要期望通过一次会议最终解决很多重大问题，最终收获很多的实际成果，可能是不切合实际的。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如此复杂纷繁，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各种方案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颇有应接不暇、应对不及的感觉。开会就是坐而论道，通过提供一个平台让世界各国、各方专家学者高谈阔论，畅所欲言。汇聚各方的思想和意见，了解不同国家和不同群体面临的问题和关切，这本身就有特别的价值。而实际的成果和解决方案，仅仅通过几天的会议得到解决，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如此，ICANN大会如此，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如此。能够吸引并汇聚各国、各界的代表性人物，胜利召开，其本身就是最大成果，可以说就是很大成功。当然，如何让会议更有成效，始终是第一问题。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三大会议能够更好彼此借鉴，相互促进，就是全球网络治理的最大福音。
图1：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会议现场
图2：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会议现场
图3：第57届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理分配机构大会ICANN57会议现场
Hotspots, Priorities and Trends Summary of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 Three Conferences Overview on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in 2016
FANG Xing-dong CHEN Shuai XU Ji-han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ree conferences on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in 2016 - ICANN57, 3rd World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11th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ncluding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content, achievements, etc. Each of the three has its own origin, characteristic and emphasis. ICANN focus on technical level, IGF on public policy, and Wuzhen Summit on development issues. ICANN is dominated by American forces with Europe has an advantage on IGF, and Wuzhen Summit, of course, is led by China. The three each ha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but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obvious. When they are combined together, a more comprehensive, balanced and comprehensive map can be seen. Through the overview of three conferences, it can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hotspots, priorities and trends of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today.
Keywords: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ICANN57; 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参考资料：
[1]JovanKurbalija.AnIntroductiontoInternetGovernance[M].DiploFoundation,2014
[2]Dmitry,Epstein.Themakingofinstitutionsofinformationgovernance:thecaseoftheInternetGovernanceForum[J].JournalofInformationTechnology,2013,(2):137-149
[3][美]弥尔顿·L·穆勒著，周程等译.网络与国家：互联网治理的全球政治学[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4]胡献红.世界信息社会峰会和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十年回顾与未来展望[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6:69-79.
作者简介
方兴东：汕头大学国际互联网研究院院长、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院长、互联网实验室主任。
陈帅：汕头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互联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互联网治理、网络传播。
徐济涵：浙江传媒学院2015级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具体方案见《会议战略工作组若干建议》https://www.icann.org/zh/system/files/files/recommendations-25feb14-zh.pdf]
[2][具体见《ICANN57技术报告》https://meetings.icann.org/en/icann57technicalreport-bythenumbersweb.pdf]
[3]关于ICANN57期间GAC相关会议的情况可参见《政府咨询委员会(GAC)：会议纪要》https://gacweb.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27132037/GAC_Hyderabad_Minutes-ZH.pdf?version=1&modificationDate=1482165075209&api=v2
[4]新章程具体内容见《BylawsforICANN》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adopted-bylaws-27may16-en.pdf
[5]Winterfeldtetal,SixTakeawaysFromICANN57InHyderabad,mondaq,Dec72016.http://www.mondaq.com/unitedstates/x/550710/Trademark/Six+Takeaways+From+ICANN+57+In+Hyderabad
[6]世界互联网大会成立高级别专家咨询委员会.新华网，2015年12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18/c_1117499332.htm
[7]2016年世界互联网发展乌镇报告.人民网，2016年11月18日.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6/1118/c40606-28879457.html
[8]转引自BruceMcConnell”ChinaCyber:SteppingIntotheShoesofa'MajorPower'”
[9]BruceMcConnell.ChinaCyber:SteppingIntotheShoesofa'MajorPower.Thediplomat,Dec13,2016.http://thediplomat.com/2016/12/china-cyber-stepping-into-the-shoes-of-a-major-power/
[10]Peixi(Patrick)XU.FromICANN57Hyderabadtothe3rdWICWuzhenSummit:AMomentofConsensusonInternetGovernance.CircleID,Dec06,2016.http://www.circleid.com/posts/20161206_from_icann57_hyderabad_to_the_3rd_wic_wuzhen_summit/
[11]数据来源https://www.intgovforum.org/multilingual/content/igf-2016-attendance-statistics
[12]图来自https://www.diplomacy.edu/blog/demography-internet-governance-forum?winzoom=1
[13]具体框架参见http://digitalwatch.giplatform.org/
[14]IGFReport.Dec12th,2016.http://digitalwatch.giplatform.org/sites/default/files/IGF2016_FinalReport.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