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日，美国政府和ICANN签订的IANA职能合同正式到期失效，美国政府放弃IANA职能的管理权，将其移交给全球多利益相关方。该话题已经成为一些人的热门政治议题，以下初步梳理了近期关于IANA职能管理权移交的各方观点。
一、反对派
美国国内反对派试图阻碍或延迟，因为移交管理权可能危及网上言论自由，威权国家将获得对互联网内容的影响力。
关于ICANN政府咨询委员会（GAC）权力的争议，一些国家认为政府在ICANN新机制中被彻底边缘化，从而为“GAFA”（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美国产业利益集团让路。[1]
以克鲁兹为首的国会保守派
克鲁兹（Ted Cruz）
共和党参议员，曾为了反对奥巴马“健保改革法”拨款导致美国政府关门。
发动了一系列反对移交的运动，声称美国监管的逐步退出将为威权政府控制互联网打开大门，“他们不保护言论自由，他们积极地审查互联网，ICANN可能会做同样的事情”。[2]将移交称为对俄国和其他国家的“赠品”（giveaway）。[3]
9月14日，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引用了华盛顿邮报批评ICANN渎职的社论，质疑一个前ICANN领导人继续为中国政府提供建议的行为；其盟友还指向ICANN的业绩记录，包括其2014年混乱的域名扩张给它带来数亿美元收入。[4]
9月21日，在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的支持下，试图对美国临时拨款法案附加条款来阻碍管理权移交，被驳回。
9月28日，四个共和党州——德克萨斯、亚利桑那、俄克拉荷马、内华达四州——的总检察长向联邦地区法院提交反对联邦政府移交管理权的诉讼，认为移交是违宪的，需要经过国会批准。被驳回。[5]
特朗普（Donald Trump）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认为美国政府放弃对互联网关键业务的管理权会面临在线信息外部审查的威胁，奥巴马利用权力将互联网控制权移交给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而民主党和希拉里没能保护在线活动。
9月21日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表声明，声称奥巴马总统计划将互联网控制权交给联合国，表示反对管理权移交。并试图直接插入国会正在进行的临时拨款法案的立法谈判议程中，被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直接忽视。其政策主管米勒（Stephen Miller）声称此举使互联网自由处于危险中。
罗森茨威格（Paul Rosenzweig）
前美国国土安全部副助理部长
管理权移交中唯一失去权利的是美国政府，支持进行移交但需要改进，以处理如何解决关于知识产权索赔和人权投诉的争端。[6]
2016年7月7日，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技术自由（Tech Freedom）智库主办了“What Are the Concerns about Ending the U.S.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with ICANN?”克鲁兹发表了主题演讲，技术自由智库主席斯佐卡（Berin Szoka）、遗产基金会的舍费尔、律师麦格雷迪（Paul McGrady）和科温（Philip Corwin）、应用协会（App Association）的佐克（Jonathan Zuck）进行了小组讨论。
舍费尔（Brett Schaefer）
遗产基金会玛格丽特•撒切尔自由中心的国际监管事务研究员
互联网对美国政府放弃其作为互联网治理的最终保证人的长期角色是否准备好，舍费尔对此持怀疑态度，担心过早批准移交将使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失败，政府将获得对互联网新的影响力，互联网自由会受到影响。建议延长一、二年的NTIA与ICANN合同，审查移交方案，完成社群所寻求的所有改革或者进行部分移交。[7]
二、支持派
2013年斯诺登事件使美国在IANA职能管理权方面扮演的特殊角色受到高度怀疑和批评，导致互联网分裂风险。
有观点认为放弃IANA职能的管理权或许会软化一些要求数据本土化的立场，还可避免联合国接管美国政府的特殊角色。[8]而如果延迟移交则会适得其反，将会损害美国在互联网标准和安全国际谈判中的信誉。
ICANN多年来承受了一定比例的抱怨，对互联网成长的适应太慢；许多国家认为美国的监管使其不能真正国际化。[9]
以克鲁兹为首的国会保守派
（一）美国政府
美国商务部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NTIA）
表示如果贯彻并完成移交，有助于确保私有部门在跟互联网技术结构有关的决策中继续保持领导地位，避免一些外国政府以美国政府的特殊地位为借口主张应该由政府控制互联网域名系统。[10]
施特里克林（Lawrence E. Strickling）
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NTIA局长，美国政府对口ICANN的主要负责人，移交的主要决策者。
这种改变为“保护互联网自由提供了最好的希望”，将在移交后实施强健的制衡措施确保互联网技术管理权得到妥善处理。
关于一些主要争议的观点：[11]（1）这次管理权的移交是基于1997-98年制订的私有化目标持续进行的过程，在ICANN机制已经足够成熟以及国际社会对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机制的支持也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才在2014年推出正式移交计划；（2）在ICANN的新章程里政府的权力基本上保持原样；（3）总部必须位于加州这个条款，为了落实社群在问责制方面的期许；（4）某些人对NTIA放弃监管权违反联邦法律的指控毫无事实依据，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扭曲事实。
切尔托夫（Michael Chertoff）：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卡特赖特（James Cartwright）：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支持管理权移交因为它将为美国的价值观和世界各地自由和开放的互联网铺平了道路，坚信这是正确的事情。
（1）认为反对者关于联邦监管对保护互联网的自由是必要的，私有化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论点是错误的。如果华盛顿未能兑现其私有化的长期承诺，它将重燃独裁政权将互联网治理移交给联合国的努力，由此可能将互联网置于风险中。
（2）放弃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将迫使其他国家建立新的DNS系统，破坏自由开放的全球互联网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如果美国拒绝将管理权移交给私营部门，那么私营部门可能会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没有任何声音。
（3）该提案包含了所有的声音，并建立在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基础上，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政策。[12]
切尔托夫还认为如果不转移到一个更全球化的治理方式，会成为分裂互联网的口实，因为不放弃管理权就是存在不良动机，所以必须经历这个过程以维护美国信誉。
格罗斯（David A. Gross）
美国全球传播政策前谈判大使，多次代表美国政府参加关于互联网问题的谈判
这次进展表明即使是复杂和困难的互联网相关问题也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社区驱动的过程成功解决。鉴于美国长期以来作为多利益相关方解决互联网治理相关问题的拥护者，这次成功对美国来说将是非常好的消息。[13]
（二）美国产业界和行业协会几大公司（Intel, Amazon, Microsoft, HP, Dell, Cisco）和行业组织（USCIB, i2Coalition, Internet Association, CCIA, ITI）写给国会的公开信（2016.4）：
“我们的公司依赖于互联网稳定和安全的未来，互联网的寻址系统有助于保持互联网的全球性、可扩展性和互操作性”；“确保该系统持续的安全、稳定和弹性的一个重要提案已获得ICANN董事会批准并交付给美国政府”；“我们的公司和行业协会与来自公民社会、政府和技术社群的代表一起制定了提案，以便使美国政府能够无缝地将互联网寻址系统的管理权移交给全球利益相关者”。[14]
在国会的共和党议员试图阻止移交后，主要的互联网公司和行业组织再次写联名信敦促国会不要阻碍“势在必行”的变革（2016.9）。认为一个全球性的、互操作的和稳定的互联网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将继续致力于完成到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转变，以最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15]
沃克（Kent Walker）
谷歌总法律顾问
称IANA过渡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会使创新者和用户在全球互联网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它确保了互联网自下而上的管理方式，使互联网的未来掌握在用户和创新者的手中，而不是独裁政府，保护其免于分裂。[16]
戴尔比安科（Steve DelBianco）
美国互联网行业协会NetChoice执行总裁，ICANN“商业利益相关方社群”政策主席，ICANN新章程的关键设计师和压力测试机制的缔造者。
在徐培喜对其的专访中，[17]表示NetChoice所有成员公司都极力反对将ICANN纳入联合国或其下属的ITU体系，因为该体系下国家选票可能被用于利益交换，而私营团体没有投票权。
此外对外界的一些误解进行了解释：（1）斯诺登泄密事件跟域名系统（DNS）没有任何关系，但为某些政府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以及数据本土化提供了动机；（2）ICANN压力测试机制的设计不是为了防止压力本身的发生，而是为了保障当ICANN在针对这些压力做出反应时，对他所服务的社群负责任；（3）ICANN总部落在加州是为了选择加州法律中的指定者模式（designator model）作为ICANN问责制流程，并不意味管辖权也落在加州。
贝克尔曼（Michael Beckerman）
互联网协会（Internet Association）主席&CEO
互联网协会认为一个强大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是维护互联网免于政府控制的最佳方法。维护美国政府的特殊角色会鼓励其他政府建立自己的系统，危及全球互联网的无缝功能和开放性。互联网分裂也将阻碍在线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世界言论自由，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本，不进行移交的风险是显著的，因此应该支持移交。不能成功落实IANA管理权移交将破坏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潜在地剥离掉使如今互联网如此成功的模式的权利。[18]
布朗（Kathryn Brown）
互联网协会（Internet Society）主席
相信该计划能够服务于世界各地互联网用户的广泛利益，相信运营社区能够实现这个计划的承诺。[19]认为任何延迟会增加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使政府控制互联网的可能性更大。
（三）技术社群和公民社会
苏利文（Andrew Sullivan）
互联网架构委员会（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主席
认为互联网已经为IANA管理权移交等待了很长的时间，延迟没有益处反而可能带来坏处。他觉得该提议是一个可行的方式，能够使政府走出其不需要执行的功能，并确保IANA照常运行。现在IANA负责互联网有限的工作，在将来也基本不变。虽然为了能够移交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变化，但这些都是基于正在运行的互联网功能并符合其他已存在的互联网功能。[20]
公共利益集团（如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 Human Rights Watch, Open Technology Institute, Access Now, Public Knowledge Advocate）发表声明支持IANA管理权移交。[21]
三、其他国家
（一）俄国
尼基福罗夫（Nikolay Nikiforov）
俄罗斯通信和大众传媒部长
之前曾指责IT全球系统实际上完全由一个国家和几家公司主导，这不仅指科技巨头的市场份额，也包括美国政府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关键要素的控制。这种长期的垄断使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致力于技术解决方案，以防止对国家网络可能的外部破坏性行动。[22]
对于IANA管理权移交，尼基福罗夫在该部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俄方欢迎美国商务部的这一决定，并认为此前美商务部下属机构单方面制定的互联网管理条款导致了失衡的互联网管理模式。表示俄罗斯坚持认为互联网这一全球性资源不应被某国不公开地管理，而应遵循公正的国际法机制加以管理。认为此前ICANN奠定了至少两种不平等的权力，一是美国政府相对于其他国家政府的权力，二是政府相对于其他大多数利益相关方的权力。[23]
沃罗比约夫（Andrei Vorobyov）
俄罗斯国家域名管理协调中心主任
“公共技术标识符”接管互联网域名管理权，不应成为国际社会参与互联网管理系统的最终解决措施。他表示，实现上述移交后，“公共技术标识符”组织应该公开透明地开展工作。但这一组织仍按照美国法律被设立在加利福尼亚州，受美国司法管辖，这就会造成以下结果：一旦在域名管理中出现争议，负责审理争议的将是美国法院而非国际法庭。[24]
（二）法国
认为美国政府过分强调中俄等威权国家的风险来迫使其他国家政府同意GAC成为一个被减弱的角色。而且作为属于加利福尼亚的遵循美国法律的非营利组织，美国政府仍然保留了对ICANN明显的控制权。
阿克塞勒•勒迈尔（Axelle Lemaire）
法国政府主管数字行业的国务秘书
担忧这一改革将导致ICANN的私有化而非国际化，尽管公民社会和各国政府努力达成了一个平衡的妥协，但其中某些要素会使国家在ICANN的决策过程中边缘化，特别是与私营部门将扮演的角色相比。[25]
（三）德国
西格马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
对美国政府终结对互联网核心功能的独家监管表示欢迎，称新的管理模式是“支持自由互联网的清楚信号”。他说，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能对大量观点和利益进行平等考虑，继而确保互联网的创新和稳定。
（四）中国
新华社刊文指出
事实上，这次“交权”并非美国政府心甘情愿，而是在国际社会强大压力下的一点点让步。同时，美国政府也不是随便“交权”，而是设置了严格的前提条件，即交给“全球互联网多利益攸关社群”，并设立了复杂的制衡系统，以保证自己在形式的“交权”后仍拥有隐形的控制权。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巨头在“多利益攸关模式”中将扮演重要角色，而美国将通过比其他国家强大得多的企业、硬件和软件技术、人才等优势继续保持影响力。[26]
(整理：陈帅；责任编辑：李晓晖)
参考文献
[1] 徐培喜 . IANA 职能管理权移交谁是赢家 . 网络空间研究学刊，2016-10-02.
[2] Ted Cruz: We Must Keep the Internet Free. 6/24/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WHeVy003c
[3] Internet Oversight Transfer Clears Hurdles to Take Place Saturday. REUTERS, SEPT. 30, 2016.http://www.nytimes.com/ reuters/2016/09/30/technology/30reuters-cyber-internet-transfer.html?_r=0
[4] Cecilia Kang, Jennifer Steinhauer. Ted Cruz Fights Internet Directory’s Transfer.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15, 2016. http://www.nytimes.com/2016/09/16/us/politics/ted-cruz-internet-domain-names-funding.html
[5] Ted Cruz: We Must Keep the Internet Free. 6/24/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WHeVy003c
[6] AP FACT CHECK: Is US Giving Away the Internet? AP, SEPT. 22, 2016. http://www.nytimes.com/aponline/2016/09/22/business/ap-us-campaign-2016-fact-check.html
[7] ICANN Transition Is Premature: Unanswered Questions Require an Extension, Partial Transition.SEPT. 08, 2016. http:// dailysignal.com/2016/09/08/icann-transition-is-premature-unanswered-questions-require-an-extension-partial-transition/
[8] 转引自戴尔比安科，来源：徐培喜《专访 ICANN 新章程的关键设计师戴尔比安科》
[9] AP EXPLAINS: What's at Stake as US Cedes Internet Control. AP, SEPT. 29, 2016. http://www.nytimes.com/aponline/2016/09/29/technology/ap-us-tec-ap-explains-us-internet-transition.html
[10] NTIA, 2016-06-09. http://www.ntia.doc.gov/press-release/2016/iana-stewardship-transition-proposal-meets-criteria-complete-privatization
[11] 徐培喜 . 专访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劳伦斯 • 施特里克林（Lawrence E. Strickling）. 网络空间研究学刊，2016-10-01.
[12] Michael Chertoff And James Cartwright, “How to keep the Internet free and open,” Politico, 6/7/16. http://www.politico. com/agenda/story/2016/06/keep-internet-free-and-open-icann-000140
[13] David A Gross, “Testimony before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 Transportation,” 5/24/16
[14] “Open Letter To Congress From U.S. Business,” April 2016.
[15] Letter, September 13, 2016. http://t.umblr.com/redirect?z=https%3A%2F%2Finternetassociation.org%2Fwp-content%2Fuploads%2F2016%2F09%2FIANA-Letter-091316.pdf&t=MzY3MThhMTA4ODdlYjM2OWM4OTk1OTg1ZDllNzA1NDY0MDcxOGM4NixjUVJhejBzOA%3D%3D&b=t%3AbdiNo6lft4TJxWnIrYhvGw&m=1
[16] Kent Walker, “Preserving A Free And Open Internet,” Google Public Policy Blog, 9/26/16. http://blog.internetassociation.org/post/151013524143/what-theyre-saying-about-the-iana-transition
[17] 徐培喜 . 专访 ICANN 新章程的关键设计师戴尔比安科 . 网络空间研究学刊，2016-10-02.
[18] Michael Beckerman, “Testimony before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 Transportation,” 5/24/16.
[19] Kathryn Brown, “Important next step in IANA Stewardship Transition: NTIA says proposal meets criteria,” Internet Society, 9/16/16. https://www.internetsociety.org/blog/public-policy/2016/06/important-next-step-iana-stewardship-transition-ntia-says-proposal-meets
[20] Andrew Sullivan, “Testimony before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 Transportation,” 5/24/16
[21] “Civil Society Statement of Support for IANA Transition,” Best Bits, 5/24/16. http://bestbits.net/iana-transition/
[22] Russia working on ways to protect its internet due to US online dominance – Com. Minister to RT .https://www.rt.com/ news/334269-nikiforov-interview-rt-egypt/
[23] http://www.mngz.ru/russia-world-sensation/2281381-nikolay-nikiforov-privetstvuem-zayavlenie-lourensa-striklinga-o-zavershenii-goskontrakta-ssha-na-vypolnenie-funkciy-iana.html
[24] 互联网域名管理权移交的喜与忧 . 新华社，2016-10-03.http://m.cankaoxiaoxi.com/science/20161003/1328583.shtml
[25] Kieren McCarthy. French scream sacré bleu! as US govt gives up the internet to ICANN. 24 Mar 2016. http://www.theregister. co.uk/2016/03/24/france_slams_us_govt_internet_transition/
[26] 美国真的放弃互联网控制权了吗 . 新华社，2016-10-02. 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6-10/02/c_1119659844.htm
世界信息社会峰会和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十年回顾与未来展望
上个世纪中期以来，飞速发展的信息和传播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影响和冲击，许多专家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社会”。而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第一次系统地对信息和传播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进行评估和讨论，则始于2003年和2005年联合国召开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World Summit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WSIS)。这两次峰会分别在日内瓦和突尼斯召开，主要由世界各国的政府代表团参加。由于信息社会所牵涉的议题广泛，同时也邀请了相关的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和私营企业参加，从而缔造了一个典型的“多方利益相关者”（Multi-stakeholder）参与的进程和论坛。以日内瓦峰会为例，来自175个国家的4,590位政府代表，3,310位非政府机构的代表和514位企业界人士，总计一万多人参加了会议。[1]由于这次日内瓦峰会取得了巨大成功，后续的二段突尼斯峰会总参与人数达到了19,401人，政府代表5,857多人，非政府代表6,241人，以及大幅度增加的企业代表4,816人。[2]
表1：2003年 年日内瓦峰会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情况
正是由于广泛的参与，这两届峰会就信息社会的走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并达成了深远的共识，提交了四个纲领性文件：1、《日内瓦原则宣言》；2、《日内瓦行动计划》；3、《突尼斯承诺》；4、《突尼斯信息社会议程》。
2003年通过的《日内瓦原则宣言》明确提出国际社会“以人为本，包容全纳，促进发展的信息社会”愿景，在此信息社会中，人人可以创造、获取、使用和分享信息和知识，使个人、社区和各国人民均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提高生活质量。[3]这就是峰会达成的全球信息社会发展和建设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也设定了信息社会的宏大目标，具体如何践行呢？《日内瓦行动计划》进一步概括了各国在截止2015年建设信息社会的11个方向和专业领域：[4]
1.各国政府和所有利益相关方在推动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作用：即政府和公众以及企业应当建立伙伴关系，有效参与信息社会的发展和建设，也就是建立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机制。
2.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即各国在信息科技战略方面要首先提供硬件设施和网络连接，尤其是在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3.获取信息和知识：即个人，组织和社区都可以利用通信网络获取信息和知识，使得信息和知识通过新兴传播技术实现广泛分享。
4.能力建设：即通过教育和培训来提高公众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和技巧，包括专业人员，女性和儿童。
5.树立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即在国际和国内范围提高信息技术和数据信息的安全性。
6.环境建设：主要指建立配套的法律监管和政策环境。
7.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即将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在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电子商务、电子学习、电子卫生、电子就业、电子环境、电子农业、电子科学等。
8.文化多样性与特征，语言多样性与本地内容：即通过信息技术来保护和促进文化语言和内容的多样性，包括通过传统和数字媒体服务，提供与信息社会中个人的文化和语言相适应的内容。
9.媒体：即在传统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传统媒体例如报纸、广播电视以及新型媒体应当在信息社会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独立，自由和多样化的媒体在建设信息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鼓励南北国家之间的媒体合作和交流，优化信息技术的媒体功能，鼓励媒体发挥弥合知识鸿沟和文化多传播的内容。
10.信息社会的道德内涵：即弘扬信息社会应遵从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推进公共利益，防止滥用信息通信技术。
11.国际和区域性合作：即通过国际和区域合作进一步促进普遍接入和弥合数字鸿沟。《突尼斯承诺》[5]强调了弥合数字鸿沟的社会性挑战，即在促进各国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弥合数字鸿沟要以人为本，包括使得残疾人、妇女、儿童、社会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原住民等都能够从信息社会受益，而在国际范围内，要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期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其它处于困难时期的国家的特殊需要。针对作为社会数字鸿沟一部分的性别鸿沟，主张鼓励妇女参与信息社会和决策过程。
表２：过去十届互联网治理论坛（ＩＧＦ）的举办国以及大会议题一览
鉴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普及，2005年的《突尼斯议程》[6]最重要的贡献是设置了全球互联网治理（Internet Governance）的议程。该文件明确指出“互联网已发展成为面向公众的全球性设施，其治理应成为信息社会日程的核心议题”。《突尼斯议程》前瞻性地提出：“互联网的国际管理必须是多边的、透明和民主的，并有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的充分参与。它应确保资源的公平分配、促进普遍接入，并保证互联网的稳定和安全运行，同时考虑到语言的多样性”。[7]这段话列出了多方利益相关者（Multi-stakeholder）的主体：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在过去十年里，随着社会各界更广泛地参与互联网治理，参与者的范围也在扩大，国际社会逐渐认可了一些新的利益相关者，比如2014年巴西召开的全球互联网大会（Netmundial）就在成果文件里正式确认了“技术团体”（technical community）“学术团体”（academic community）以及网络用户个人（users），[8]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互联网治理的成果文件[9]里，还确认了新闻媒体（news media）作为互联网治理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
关于互联网治理（Internet Governance），2005年的时候还没有统一的定义，《突尼斯议程》的第34段给出了工作定义：“由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基于各自领域，共同制定和采纳可以共享的原则、规范、规则、决策程序和项目，从而指导和引领互联网发展和使用的方向”。[10]《突尼斯议程》的第35段强调互联网的治理包含技术和公共政策两个方面的问题，而且呼吁所有利益相关方：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相关政府间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电信联盟ITU等）的参与。与此对应的还有更加具体的举措：《突尼斯议程》的第72段请联合国秘书长在一个开放而包容的进程中于2006年召集一次有关利益相关方政策对话的新论坛，该论坛被称为互联网治理论坛（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IGF），以讨论互联网治理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
2006年，第一届互联网治理论坛在希腊的雅典召开，由此开启了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的序幕。这是一个鼓励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开放式国际论坛，所有人只要在网上注册就可以参加论坛。该论坛为期一周，2000多名政府、私营企业、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代表自主组织和参与两百场左右的分会场，工作坊以及圆桌会议，议题涉及网络接入，开放性，网络安全和多样性四大领域。在过去十年中，互联网治理论坛便在各国政府的接力主办下声誉日隆，议题和参与者也经历了很大演变，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最有代表性的旗舰式论坛。过去十年中，该论坛逐年在不同的大洲和不同的国家举办，[11]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会者，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政策讨论最权威的论坛。2016年的互联网治理论坛将于12月在墨西哥举行。[12]
以2015年在巴西举行的第10届互联网治理论坛为例，由于恰逢信息社会峰会的十年审查进程以及联合国大会刚刚通过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主题聚焦于互联网治理对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而事实上在过去10年中，“发展”是几乎每届论坛主题的关键词，这充分体现了互联网治理论坛对世界信息社会峰会“以人为本，包容全纳，和促进发展的信息社会”理念的贯彻。在2015年巴西大会上，共有来自116个国家的2000多名注册参会者，以及上千人通过网络远程参与论坛讨论。为期四天的会议，总计超过150个分会和工作坊，讨论了包括网络安全和信任、互联网经济、包容全纳和多样性、开放、加强多利益相关方合作、互联网和人权、关键的互联网资源以及新近话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本着透明和分享的原则，这十次论坛的大会议程和会议纪要，逐场文字实录都如实地保存在联合国经社部互联网治理论坛秘书处维护的互联网治理论坛网站[13]上，成为普遍接入和分享的公共信息资源，为世界范围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提供参考。最近有一个自发性的活动叫“互联网治理论坛之友”，通过更加先进的数据管理和搜索技术，建立了一个十分用户友好的网页，[14]方便读者从理解使用关键字来查询互联网治理论坛的网站内容。
日内瓦和突尼斯峰会之后，日内瓦行动方案的11条发展方向和专业领域主要由联合国系统几大国际机构牵头协调和执行：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联合国发展基金（UNDP），总协调机构是位于UN总部直接向联合国大会（UNGA）报告的经社理事会（ECOSOC）及其授权的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CSTD）。在过去十年中，国际电信联盟在其他机构的合作下，每年在日内瓦举行世界信息社会峰会论坛（WSIS Forum），旨在跟踪和讨论日内瓦行动计划的贯彻执行情况。
2015年12月份，联合国第70次大会审批和通过了《信息社会峰会成果文件》，[15]标志着峰会后续执行的第一个十年告一段落，同时展望了2015后致力于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16]的信息社会战略。《信息社会峰会成果文件》充分认可了过去十年信息传播技术在连通性、使用、创造和创新方面实现的显著增长，这些技术成为消除贫困和改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新工具。该文件特别引用了许多具体数据来说明这一点：全球移动电话用户数目已从2005年的22亿增加到2015年的71亿；到2015年底，有32亿人上网，超过世界总人口的43%，其中20亿人来自发展中国家；固定宽带用户普及率已近10%，2005年为3.4%；移动宽带仍然是增长最快的市场部门，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在2015年达到47%，自2007年以来增加11倍。
日内瓦峰会确立的“以人为本，包容全纳，和促进发展的信息社会”的愿景在过去十年来持续激励全球范围内的后续行动，而这一愿景正在逐渐地变成现实：从2005到2015十年间，信息技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迅速增加，信息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经济论坛都有报告和数据证明这一点。
下面图表来自国际电信联盟2013年发布的全球报告，自2003这10年来最为显著的发展就是全球手机用户的剧增，从20%多增加到96.2%，几乎实现了全球范围的全面普及，成为最为广泛的信息接入方式。其次就是全球互联网接入率从不到20%增加到41.3%，与此同时移动宽带的接入近年来高速增长到29.5%，直追固定电缆网络接入的38.8%。而唯一出现下降趋势的就是传统固定电话的用户，已经逐渐减至16.5%。
图１：全球信息传播技术接入的发展，２００３－２０１３[17]
本着日内瓦信息社会峰会“以人为本，包容全纳，和促进发展的信息社会”的精神，信息传播技术的物理接入鸿沟的弥合并不意味着数字鸿沟的全面克服。《信息社会峰会成果文件》关切数字鸿沟的社会层面挑战，例如互联网使用的社会鸿沟，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以及男女之间的数字鸿沟仍然存在，为此须采取进一步行动，并加强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国际合作，以改善互联网接入的可负担性、互联网用于获取工作和教育机会、促进能力发展、互联网上多种语言的内容生产、通过互联网促进多元文化保护、促进互联网方面的投资和适当筹资，等等。从下图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的一大挑战，互联网使用的性别鸿沟，相比发达国家男女网民几乎持平的情况，发展中国家的女性网民比男性网民低16%。因此在未来要鼓励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参与信息社会并有机会获得新技术，特别是促进发展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确保妇女在相关领域的权益。
图２：互联网使用方面的性别鸿沟：2013 [18]
为综合测量信息技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国际电信联盟于2009年开发了信息技术发展指数（ICT Development Index,IDI）,该指数由信息技术接入指标（包括电话，手机，电脑和拥有互联网接入的家庭数）、使用指标（互联网用户、宽带用户和移动宽带的比例）和技能指标（指平均识字率、高中入学率和大学入学率）组成，用来测量不同国家信息技术接入、使用和所掌握的技能的水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指标上有显著差异，以2013年为例，发达国家的IDI指数为7.25，而发展中国家为4.88。[19]基于此，国际电信联盟2014年发布的报告作了一个信息技术发展指数和人均国民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从结果来看，两者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性（r=0.78），图中信息技术发展指数较高的国家所对应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欧洲，北美和亚太较发达国家。该报告还指出，在那些信息技术指数领先的国家，信息技术市场的自由度和竞争性更强，更多创新，而且人们使用信息技术的技能更好。[20]
图３：信息技术发展指数（IDI）与人均国民收入[21](GNI)的相关性分析2013
正基于此，《信息社会峰会成果文件》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中一个重要和日益增长的组成部分，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相互关联，扩大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中的参与至关重要。而且，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包容程度，为公民、企业和政府提供了新的渠道，使其能够分享和增进知识并参与影响其生活和工作的决策。藉助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教育、保健和就业以及在商业、农业和科学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过去可能难以企及或负担不起的服务和数据。
为了更加全面衡量不同国家和社会信息技术发展的完备程度及其对社会和经济的促进程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的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研发了网络完备度（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NRI）的综合指数，综合考量了四大分支指标：1、政策法规和企业创新环境2、基础设施，数字内容，可负担的价格和技能3、个人使用、企业使用和政府使用水平4；经济和社会影响水平。[22]该指数的统计结合了定量和定性的数据，并广泛采纳了国际机构和研究机构的可靠数据。从2014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图表4），网络完备程度最高的前十国家主要是北欧、北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其网络完备指数在5.4-7.0之间，中国的网络完备指数为4.05，居世界第62位。
该指数意在说明一个国家的信息技术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和福祉，该报告还分析了一些代表性国家网络完备指数的成因：[23]以连续2013-2014两年网络完备指数居首的芬兰为例，芬兰拥有出色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90%的人口上网，技术和非技术创新水平高，加之芬兰自1990年中期以来将建设信息技术生态系统作为应对经济危机的对策，而且所有利益相关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等）都积极参加了这个过程，因此总体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新加坡的信息完备指数连续两年位居第二，成功原因在于其十分有利于企业和创新的政策法规环境，政府制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数字战略，提供了世界上最好的在线服务，其城市规模也有利于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不断得到提高，而且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质量。中国尽管从整体规模上是一个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大国，但网络完备指数偏低，主要因为中国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潜能方面相对滞后，虽然专利申请数目有所增长，但整体水平相对较低（世界第32位）：每100万人口只有11.5个专利申请。虽然中国的个人上网率增加很快，但只有40%的网民比较常用互联网，而且固定宽带接入率只有13%（世界第51位），移动宽带接入为17%（世界76位）。因此同企业（44位）和政府（38位）相比，中国的个人互联网使用程度相对较低（80位）。中国有人口规模的限制，政策和税收环境也需要朝着更有利于信息技术采用和企业发展方向改进。
图４：网络完备指数（NIR2014)[24]
总的来说，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撰写的《信息峰会十年回顾报告》[25]的评价：“信息科技网络和服务能力比十年前增畅了30倍，万维网由于社交媒体和其他用户生产内容平台的出现变成一个更加交互的平台，而新兴的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社交媒体分析等，都在催生新兴的企业和政府运作形式，增进人民对社会和经济趋势的预测，并为促进发展的新举措开辟新道路。然而，在2005年人们讨论《突尼斯议程》时，固定和无线宽带、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云计算、开放数据、社交媒体和大数据都还没有进入视野，但现在已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进工具。这也体现了信息技术发展的速度之快和不可控制的特点，正因如此，如何最大限度发挥信息技术的潜力，如何将信息技术融入社会和经济发展，如何运用信息技术改善政府、企业、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事业，如何制定和更新相应的政策法规框架，如何赋能每一个公民和个人通过信息技术获益，都将持续挑战2015年后的每一个国家和社会。
为应对这些挑战，《信息社会峰会成果文件》再次强调了多利益相关方合作和参与的价值和原则，这种合作和参与是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进程从一开始就具有的特征，确认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国际组织、技术和学术界以及所有其他相关利益相关方的各自作用和责任范围内的有效参与、伙伴关系和合作，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享有均衡代表性的前提下，对于建设信息社会仍然至关重要。
已经举办十届的全球互联网论坛（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缔造和实践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讨论的最佳典范，也是信息社会峰会后续的显著成就之一。而这种参与模式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复制和铺开。除每年一度的全球互联网论坛，每年世界上所有地区和许多国家还举办总计超过70个以上的地区性和国家范围的互联网治理论坛，而且还开创了诸如“动态联盟”(dynamic coalition)，“最佳实践分享论坛”(Best Practice Forums, BPFs)，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相关领域的参考文件和资源，比如如何规范和消除不良通讯，如何建立计算机安全事件反应团队(Computer Security Incident Response Teams，CSIRTs)，如何建立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机制，如何应对网络欺凌和针对女性的网络暴力，如何就IPV6和IXPs制定政策等等。
互联网治理论坛的一个制度性创新是于2011年创建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咨询组”（Multi-stakeholder Advisory Group-MAG[26]），这是一个由联合国秘书长直接任命的专家组，为秘书长就互联网治理论坛的组织和日程给予建议，一般由55位来自政府、私营企业、公民团体、学术和技术团体的专家组成，由各团体自主推荐人选，除政府代表由各国政府指定外，其他成员每年轮换大约30%。也就是说，每位MAG成员的最长任期是3年。中国互联网协会于2013年首次成功推荐了来自中国的互联网专家进入到MAG专家组参与互联网治理论坛的管理和组织工作。[27]MAG专家组不仅讨论确定每年互联网治理论坛的主题，而且直接评估并批准每年来自全球各方的200多个工作坊提议，因此对整个互联网治理论坛的成功举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他们代表多方利益和观点的兼容并包性则从制度上保证了互联网治理论坛的代表性。
因此，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不再只是一个年度论坛，而是成为一个庞大的全球性生态系统，[28]在这个生态系统里，各方人们就他们关心的互联网使用和政策问题在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进行广泛和无微不至的参与和交流，从而影响和催生互联网政策和实践的结构性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中，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治理论坛中的代表性持续增加，从最早的发达国家为主到目前基本持平。以2016年底即将举行的第11届论坛为例，大会一共收到超过270个工作坊的提议（最终由MAG专家组筛选出100个左右给予举办），其中来自发达国家的提议数量是54%，发展中国家的提议数占46%。
互联网治理论坛也广泛采纳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设置的议题，在即将举办的11届大会，来自公民团体的提议占了二分之一强，其次是技术团体，来自私营企业和政府的提议分别占10%和6%，MAG专家组认为应该鼓励政府、私营企业和学术界更加积极的参与论坛议题的建议，以进一步提高论坛政策讨论的代表性和质量。
图５：2016互联网治理论坛工作坊提议的多方利益相关者比例
在过去十年的论坛进程中，有关互联网治理的议题也逐步确立了各方共同关注的核心领域，而每个领域的具体议题则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以应对迅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新挑战。总的来说，正如《突尼斯议程》定义的那样，互联网治理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从第一届雅典开始基本确立了内涵十分丰富的五大议题领域：
第一大议题领域：互联网的开放性（Openness）。开放性，被认为是互联网最重要和最独特的原则和特点，互联网为亿万网民提供了无远弗界的实时动态交流平台。互联网治理论坛所关注的是如何最大限度维护这种开放性，不因种种政策和技术更新而受到不利的限制，也不因国家和用户的贫富而在获取信息方面受到影响，从而使得互联网的开放性服务于社会发展和推进公民线上的表达自由和信息接入权利。
第二大议题领域：网络安全(Cyber Security)。网络安全既指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安全，这需要国家、国际组织、私营企业以及技术团体的通力合作，同时也包括网民个人的隐私权不受侵犯以及用户免予受到网络病毒、垃圾邮件以及其他形式的网络攻击。网络安全的问题在“斯诺登泄密”事件后急剧升温，国家如何合法合理的进行互联网监控，国家安全措施如何不以妨害网民隐私权和其它基本权利为代价，等成为互联网治理论坛上持续讨论的热点问题。
第三大议题领域：互联网的多样性(Diversity)。互联网多样性的核心问题是语言多样化（Multi-lingualism），互联网作为全球性的公共舆论和信息交换平台，应该承载丰富多样的语言内容，各国应该鼓励和推动网民使用本地语言上网，从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29]（ICANN，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推行的国际化互联网域名（International Domain Name）到政府和企业采取措施促进多语言接入互联网和本地内容的生产，都有利于促进互联网的语言多样化以及文化多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2003年通过了《关于普及网络空间及提倡和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30]，就“开发多种语言的内容和系统”、“推动网络和服务的使用”、“开发公共领域的内容”和“重申公平兼顾权利拥有者与公众双方的利益”四个方面给予了政策建议。
第四大议题领域：互联网接入（Access）。2005年，全球有10亿网民，2010年增加到20亿，2014年增加到30亿。[31]如何让下一个10亿人上网，是互联网治理论坛的经典话题。政府在国家层面营造适当的政策环境，促进电子商务，扩大宽带覆盖面，鼓励互联网服务商的竞争以便降低价格，对于互联网的普及起关键作用。
第五大议题领域：关键的互联网资源(Critical Internet Resources)。这个议题涵盖互联网物理和逻辑基础设施的一系列问题：互联网域名domain name system (DNS)和Internet protocols地址的管理问题，根服务器的管理，网络标准制定，互联节点（interconnection points），电信基础设施，涉及许多国际机构、技术团体，如IETF（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全球互联网技术规范的研发和制定）、W3C（万维网联盟,国际中立性技术标准机构）、ISOC(国际互联网协会,负责制定互联网相关标准及推广应用为目的)等。而位于美国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作为域名体系和根服务器等诸多关键互联网资源的管理者，成为讨论的焦点，许多人担心该机构由于其同美国商务部的合同关系，会使得属于世界的互联网的关键资源受到美国政府的控制。经过许多届论坛的争议（论坛似乎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应该是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美国商务部电信和信息管理局于2014年3月14日做出了一个历史性决定，即宣布将互联网关键职能IANA（ICANN中管理域名、互联网协议地址、相关数字标识符和协议参数的顶级注册管理机构）的管理权移交给全球互联网多方利益相关社群，而这一移交进程仍在进行之中，并持续在互联网治理论坛上进行讨论。
在最近几次互联网治理论坛上，由于“斯诺登泄密”事件的持续影响，公民的隐私权利和线上表达自由权利成为热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因此于2012年通过了《促进、保护和享受互联网上的人权》[32]决议，联合国大会于2014通过了《数字时代的隐私权》决议，[33]决议强调，按照国际人权法规定的各国义务，任何人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均不得受到任意或非法干涉。该决议促请所有国家审查其有关通信监控的程序、做法和立法，及其截获和收集个人数据，包括大规模监控的做法，以期通过确保充分和有效执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所有义务，维护载于《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公约缔约国）的隐私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15年任命了第一位隐私权的特别报告员，[34]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于当前网络隐私权的重视驻日提高，许多国家把隐私权方面的立法保护和更新提上日程。
在过去十年中，受互联网治理论坛启发，催生了一系列全球性互联网政策论坛和机构，例如智囊机构全球互联网治理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et Governance)，非洲多方利益相关者倡议的“非洲互联网权利和自由运动”(African Declaration on Internet Rights and Free dominitiative )，巴西政府和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2014年联合举办了世界互联网大会(“NETMUNDIAL”)，一千多名世界各地的代表起草并通过了世界互联网[35]多方利益相关方文件，里面设定了有关互联网治理的基本原则和路线图，在互联网政策界成为广为引用的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3月份举办了“点点相连”互联网多方利益相关者大会，其195个成员国在2015年底的38届大会上通过了“点点相连”大会的成果文件和“互联网普遍性”（Internet Universality）的概念框架，为该组织在互联网接入、言论自由、隐私和网络伦理四个领域确定了未来发展方向，并提出了38项行动建议。
在2016年论坛的工作坊提议中，下列图表统计了各方所关注的议题分布，最受关注的议题集中互联网上的权利问题（包括隐私权、自由表达权、性别平等、儿童保护等）和互联网的接入和发展问题（包括网络接入、互联网经济、网络安全、网络素养等）。
图６：２０１６年互联网治理论坛的议题比例[36]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十年历程显示，信息技术不但带来经济繁荣，而且促进社会进步。《信息社会峰会成果文件》制定的愿景是：建立一个以人为本、兼容并包和促进发展的信息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国际组织、技术和学术界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需要持续努力和行动。
互联网治理论坛（IGF）作为世界信息社会峰会的重大成果之一，也需要进一步提升所有相关方的参与。联合国经社理事部（UNDESA）作为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的主管单位，于2016年7月在纽约举行了互联网治理论坛研讨会，并公布了研讨纪要，[37]总结了互联网治理论坛举办十年来的主要影响。在过去十年里，在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的框架下，诸如网络犯罪和人权、连接下一个10亿人上网、互联网监控和隐私等热点问题得到充分讨论与关注。该论坛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更具有兼容性和包容性的政策讨论和决策文化，打造了一个包括技术团体、政策团体以及民间团体可以有效对话的全球性动态社区，促进了国际和地区性合作，也持续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各个层面的政策讨论。过去十年来地区和国家层面的互联网治理论坛（national and regional IGFs (NRIs)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当然，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还面临许多挑战和不足之处，比如，发展中国国家，互联网企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以及年轻人的参与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而互联网治理论坛作为知识的运输站，也缺乏学术界的广泛参与，尤其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各界参与。
WSIS and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Ten Years Review and Future Outlook
HU Xian-hong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uthor’s ten years work experience in WSIS and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aims at introducing the core idea of WSIS and the central topic of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The article also wants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in the past ten years and analy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topics, the new topics and the substantive results of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WSIS completed the first 10 years target in 2016, starting the first year of the next 10 years. This research summarizes the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legal instruments, main spirit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internet governance in the past ten years, providing some sources of frequently-used data and related index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cy community, with the hope that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somecertain policy and academic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internet governance in China.
Key words: information society; internet governance; People-centered; inclusiveness
( 责任编辑：李晓晖)
作者简介
胡献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传播 与信息项目官员，2007 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传播学博士。
参考文献
[1]数据见国际（ITU）官方统计：http://www.itu.int/net/wsis/geneva/newsroom/index.html
[2]数据见国际（ITU）官方统计：http://www.itu.int/net/wsis/tunis/newsroom/index.html
[3]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原则宣言》（2003）：http://www.itu.int/net/wsis/documents/doc_multi.asp?lang=en&id=1161|0
[4] http://www.itu.int/net/wsis/documents/doc_multi.asp?lang=en&id=1160|0
[5] http://www.itu.int/net/wsis/documents/doc_multi.asp?lang=en&id=2266|0
[6] http://www.itu.int/net/wsis/documents/doc_multi.asp?lang=en&id=2267|0
[7] http://www.itu.int/net/wsis/documents/doc_multi.asp?lang=en&id=2267|0
[8]这 种 提 法 可 以 参 见 2014 年 互 联 网 治 理 的 里 程 碑 式 文 件 Netmundial 推 荐 原 则 http://netmundial.br/wp-content/uploads/2014/04/NETmundial-Multistakeholder-Document.pdf
[9]又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ConnectingtheDots 成果文件 http://www.unesco.org/new/fileadmin/MULTIMEDIA/HQ/CI/CI/pdf/outcome_document.pdf
[10]注：所有这四个纲领性文件都有联合国的六种官方语言版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和中文），本文主要 在参考英语原文的基础上，采纳大部分中文版的翻译，但某些关键定义，比如“互联网治理”，进行了更加精确化 的翻译和处理。
[11]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home-36966
[12] http://www.igf2016.mx/
[13]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home-36966
[14]互联网论坛之友：http://friendsoftheigf.org/
[15]《关于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执行情况全面审查的大会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http://workspace.unpan.org/ sites/Internet/Documents/UNPAN96085.pdf
[16]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17]国际 2013 年报告：测量信息社会，第 2 页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publications/mis2013/MIS2013_without_Annex_4.pdf
[18]国际 2013 年报告：测量信息社会，第 12 页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publications/mis2013/MIS2013_without_Annex_4.pdf
[19] 2014 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第 65 页：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information-technology-report-2014/
[20]国际 2014 年报告：测量信息社会，第 46 页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information-technology-report-2014/
[21]国际 2014 年报告：测量信息社会，第 60 页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information-technology-report-2014/
[22] 2014 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第 6 页：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information-technology-report-2014/
[23] 2014 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第 9-23 页：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information-technology-report-2014/
[24] 2014 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第 9 页：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information-technology-report-2014/
[25]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tlstict2015d3_en.pdf
[26]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magabout
[27]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component/content/article/121-preparatory-process/1290-mag-2013
[28] David Souter “Inside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IGF - retreating to advance, https://www.apc.org/en/blog/inside-information-society- igf-retreating-advance
[29] https://www.icann.org/zh
[30]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about-us/how-we-work/strategy-and-programme/promotion-and-use-of-multilingualism-and-universal-access-to-cyberspace/
[31]数据来源：http://www.internetlivestats.com/internet-users/
[32] http://hrlibrary.umn.edu/hrcouncil_res26-13.pdf
[33]http://unbisnet.un.org:8080/ipac20/ipac.jsp?session=1PQ86449792T1.4551&profile=bib&uri=full=3100001~!1038902~!113&ri=1&aspect=subtab124&menu=search&source=~!horizon
[34] http://www.ohchr.org/EN/Issues/Privacy/SR/Pages/SRPrivacyIndex.aspx
[35] http://netmundial.br/netmundial-multistakeholder-statement/
[36] MAG 咨询会文件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documents/igf-meeting/igf-2016/magmeetings/801-open-consultations-12-july-igf-2016-workshop-evaluations-stats-synthesis
[37]互联网治理论坛十年研讨纪要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documents/igf-meeting/igf-2016/812-igf-retreat-proceedings-22july/file
TOP1《WHOIS管理互联网：协议、政策和隐私》：WHOIS Running the Internet: Protocol, Policy, and Privacy
作者：Garth O. Bruen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John Wiley & Sons, Inc；2016年
WHOIS是“Who is”（谁是）这两个单词的合写形式。WHOIS数据库可以回答谁是域名或IP地址的负责人。通过使用WHOIS数据库，任何人都可以查询某个具体网站的注册信息，涉及域名持有人、域名注册商、注册地、创建和更新日期、联系电话、传真、邮箱等信息。然而，各国的隐私法律存在差异，欧盟在这方面的规定比较严苛，美国则相对宽松。各国在是否应该实名显示域名所有相关信息等方面存在争议。这些争议及其解决方式是关于互联网政策的较为核心的辩论和实践。在这个管理权过渡完成的关键时刻，ICANN正在制定第二代WHOIS规则，关于WHOIS方面的政策辩论值得我们特别关注。本书从技术和政策的角度讲述了WHOIS的历史和现状。
TOP2《控制根：互联网治理和网络空间驯服》：Ruling the Root: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the Taming of Cyberspace
作者：Milton L. Mueller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MIT Press；2002年
米尔顿•穆勒的这本书全面记载了ICANN的前传和童年时代。他把互联网跟名称、数字、协议以及根服务器有关的一系列功能称为“根”。这是去中心化、非等级化的互联网架构中唯一具有中心化和等级化特点的内容。ICANN成立之时，美国市场接管一切的思维大行其道，克林顿政府从最早的时刻就给ICANN定下了私有化的目标。然而，ICANN成立之前，技术社群、商业力量、国际组织以及各国政府已经围绕对根的控制展开过争斗。穆勒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记叙了一个驯服和体制化的过程，对我们理解IANA职能管理权移交之后的ICANN机制，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TOP3《国际法对地理名称的保护和域名系统政策》：Protection of Geographic Name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Domain Name System Policy
作者：Heather Ann Forrest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3年
巴西、智利围绕“amazon”这个名称跟亚马逊公司之间的争议由来已久。法国和ICANN在“.wine”这个顶级域的争议广为知晓。信息经济时代，一个域名有可能涉及到巨大的产业。哪些产品或战略资产具有特定的地理名称属性，在成为网络空间各种级别的名称之前需要特殊保护？按照各洲、地区、国家、城市的名称来分配域名是否合法？是否可行？这本书的作者承认，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处于提出问题的阶段，但是他仍然从知识产权、域名体系的扩张、不公平竞争等多个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
TOP4《互联网星系：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思考》：The Internet Galax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es, and Society
作者：Manuel Castells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年
在完成信息时代三部曲鸿篇巨著之后，卡斯特将自己的关于互联网的想法浓缩成《互联网星系》这本小书，记叙了互联网的简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层面。虽然只有第一章涉及到ICANN的产生，但是该书从中观的角度讲述了互联网的特性。黑客、隐私、数字鸿沟都有涉猎。本书衔接了卡斯特此前提出的网络社会理论，同时启发了他此后关于《传播权力》和《希望与愤怒之网》等关键著述。
TOP5《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放眼未来》：The World Summit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Moving from the Past into the Future
编者：Daniel Stauffacher和Wolfgang Kleinwächter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United Nations；2005年
这本书收集了关于互联网治理辩论的初稿，是联合国讨论互联网治理问题的核心线索的起源，主要涉及2003年召开的信息社会峰会日内瓦峰会，记载了各国领导人、商业力量、技术社群、民间团体围绕知识产权、数字鸿沟、言论自由、互联网治理等多个主题的发言和讨论。民间团体第一次作为一种合法的力量登上网络空间的辩论平台。对美国垄断互联网资源的挑战已经若隐若现，即将在第二次峰会爆发。习近平主席关于多边、民主、透明原则的论述也来源于日内瓦峰会的文件和宣言。（本期推荐人：徐培喜）
网络安全信息共享，顾名思义就是政府把关于网络安全的信息、情报、研判等分享给私营部门，同时私营部门将其受到威胁、攻击等有关信息报告给政府，以及私营部门之间互相交流与网络安全相关的信息。
美国被公认为当今世界网络技术和网络安全立法方面最为发达的国家，但近年来美国在网络安全立法上一直停滞不前。在第111届国会期间（2009—2010年），共有涉及网络安全的法案、决议案逾60件。在第112届（2011—2012年）和第113届国会（2013—2014年）期间均有逾40件法案、决议案。但直到2014年底，国会才通过四项法案。这也是顶着“互联网总统”称号的奥巴马自2009年就任以来，美国国会首次就网络安全通过了法案。
在这四项法案中，多是对既有法律的修正案、或者是对人员和机构等局部事项做出规定，唯一的一部综合性立法正是网络安全信息共享，以及建立个人数据泄露窃取事件的强制披露机制。原因是在美国，90%的关键基础设施为私人所有，美国法律又将这些私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责任放在设施所有人身上，而非政府。因此，美国政府增强基础设施安全的最主要手段就是通过促进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公私合作，实现网络威胁的“群防群治”，同时借由事件强制公开，督促私人部门改进网络安全措施。这两个方面中，网络安全的信息共享是公认的重中之重。简单说来，美国《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案2015》（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Act of 2015, CISA）主要是在法律上支持和规范了上述已经存在的信息共享制度。CISA授权国土安全部以新的“国家网络安全和通信整合中心”（National Cybersecurity and Communications Integration Center,NCCIC），作为私营部门向联邦政府共享网络安全信息的主要接口。国土安全部随后将接收到的信息与其他相关联邦机构共享。此外，CISA要求国土安全部承担保护个人隐私和公民权利的义务，同时国土安全部必须提供一个自动化信息共享的机制。对私营部门来说，该法案最重要的影响是消除了组织机构之间自愿共享安全信息，以及与政府共享安全信息的各种法律责任风险。
在过去，大多数的组织机构对于维护自身的网络安全，抱着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与“高筑城墙，深挖护城河”相配合，组织机构的信息系统与其他组织机构的连接通道越少越好；信息系统的技术细节和安全防控布局要严格保密；一旦发生网络安全事件，必须严格控制分析、处置信息的扩散范围，越少人知道越好，更别提对外透露了。
许多组织机构满足于通过此种孤立的自我防御（即最大程度的“隔离”和“藏着、掖着”）的方式来追求信息系统安全。但这样的方式也导致了组织机构在开展安全防护工作时，只能依靠自己——极其局限的信息和情报、有限的人力和知识储备，因而无法有效应对网络攻击。
首先，孤立的自我防御导致的局限性，体现在防御和处置网络攻击、发现安全漏洞等方面。借用“杀伤链”模型，网络攻击可大致划分为七个阶段：侦查跟踪（reconnaissance）、武器构建（weaponization）、载荷投递（delivery）、突防利用（exploitation）、安装植入（installation）、通信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达成目标（actionson objective）。
真正的安全防范能力应该覆盖攻击者的每个阶段，安全信息共享可以让防御方在更早的阶段介入到防范工作中。例如，在实践中，许多网络攻击者对大量目标采用了相似的攻击工具和手法（即“杀伤链”前三阶段），因此通过共享网络安全信息，就能有效地分析、归纳得出关于攻击者、攻击工具和手法的信息和情报，从而为防御方在尽可能早地阶段地阻断“杀伤链”提供先机。
而孤立的自我防御下，由于掌握的信息和情报十分有限，组织机构往往只能在突防利用及之后的阶段，才具备检测、防御的技术手段和能力。显然，孤立的自我防御导致了防护工作的被动。
其次，孤立的自我防御导致的局限性，还体现在开展安全规划、部署等方面。缺乏相互沟通、相互借鉴，安全人员能看见、能分析的对象，只能是自家的系统，无法从其他组织机构经历的安全事件中获得宝贵经验，包括那些安全事件中涉及的漏洞、被攻破的系统的安全部署方案及采用的具体安全措施和产品、能够抵御攻击的安全措施等等。安全人员仅能从“小样本”中学习、改进，缺少从“大样本”中提炼出来的安全信息、情报、知识，安全人员无法准确评估哪些工具、技术、做法在应对特定威胁时最为有效。
极其有限、单薄、碎片的信息和情报，让组织机构的安全人员在决定购买、部署安全措施和产品时，只能依靠泛泛的一般性建议和教科书上通行的做法，甚至于道听途说和直觉，很大程度上困于“盲人摸象”的局面。
再次，孤立的自我防御无法应对快速变化的网络安全形势。一方面，网络和信息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在这样不可逆转的趋势下，单个组织机构的安全，越来越取决于其他与之相连的组织机构的安全，缺乏协同的防御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另一方面，近年来，网络攻守平衡逐渐被打破，攻击方的能力有大幅上升，例如分布式攻击（僵尸网络、DDoS）日益数量猖獗、漏洞黑市交易渐成规模、恶意软件和网络武器越来越复杂、网络犯罪组织化程度提高等。许多攻击必须在综合来自多方的信息后，才能被发现。因此，任何组织机构靠一己之力，已经无法对抗攻击。
协同式的安全，本质上是要汇集众智，以指导组织机构的每个安全决策和行为。因此，与孤立式的自我防御最大的不同，在于协同式安全非常注重对外的沟通和合作。如下图所示，组织机构内部除了监控自身网络、系统的部门，以及做出安全决策的部门之外，还专门设立合作部门开展对外的沟通合作。合作部门一方面把自身系统产生的安全信息和情报，与合作伙伴共享，另一方面源源不断地将从外界得到的安全信息和情报，提供给决策部门参考、借鉴。
图１：合作式安全基本示意图[1]
形成与外界制度化的信息沟通渠道、网络，能够给组织机构的安全防护带来什么样的好处？2014年10月，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NIST）发布了《网络威胁信息共享指南》(草案，编号：NISTSP800-150)，以向社会征求意见。在《指南》中，NIST指出安全信息共享能够：
1.共享情景感知（Shared Situational Awareness）：信息共享能够有效动员、发挥共享伙伴们集体的知识、经验、分析能力，因而能够增强所有组织机构的防御能力。共享网络中的每一成员能受益于其他成员的知识和经验。每一成员对共享网络的一点贡献，都可以提高整个共享网络对情景的感知和安全水平；
2.强对威胁的认知（Enhanced Threat Understanding）：通过共享威胁情报，组织机构能获得对威胁环境更加完整的认识，从而能够根据威胁环境的实时变化，有针对性地设计和部署安全措施、检测方式等；
3.提升知识成熟（Knowledge Maturation）：通过共享和分析，原本看似互不相关的信息和观测能相互关联，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针对特定时间和威胁的指标，同时对指标之间的关系取得更深的认识；
4.提高防守灵敏度（Greater Defensive Agility）：攻击方持续根据防守方的保护和检测方式，来修正攻击的手段、技术、过程（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TTP）。通过信息共享，组织机构能获得对攻击方TTPs的快速侦测、应对，使防御从被动变为主动；
5.改进安全决策（Improved Decision Making）：通过信息共享，组织机构对安全态势获得了更完整、全面的认识。在做出安全决策时，更加高效，也更加自信。对单个组织机构来说，参与安全信息共享，能对攻击者有更多、更深的了解，缩短对网络攻击的反应时间；能够效仿别的组织机构部署的行之有效的安全措施，提高总体安全水平。[2]
美国学者的一项研究还表明，参与安全信息共享的组织机构，只需更少的投入，就能取得与没有参与信息共享的组织机构相同的安全水平。[3]原因正是，安全信息共享能够让组织机构聪明地做出投资决定，事半功倍。另一项针对金融机构的研究表明，随着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程度的上升，安全信息共享能带来的好处就更多；同时，共享得越多，对安全的投资就越高效。[4]
事实上，除了提高组织机构安全水平，信息共享还能推动网络安全市场的健康发展。在著名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eorgeAkerlof）提出的“酸柠檬市场”中，显著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一方面买方难以分清商品的真正价值和好坏，另一方面卖方可以“安全”地夸大商品质量。此时，买方只愿意通过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来判断商品的平均质量，因此也只愿意付出平均价格。由于商品有好有坏，买方只愿意付出平均价格，就会使提供好商品的吃亏，提供坏商品的得益。于是好商品便会逐步退出市场。由于平均质量下降，导致平均价格进一步下降，真实价值处于平均价格以上的商品也逐渐退出市场。最后，“酸柠檬市场”就只剩下坏商品。
在很大程度上，网络安全市场中买卖双方间恰恰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例如，信息系统和网络没有发生安全事件，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分清到底是购买的安全产品和服务确实有效，还是因为没有被厉害的黑客盯上。缺乏安全信息共享，导致购买安全产品和服务的一方因“样本”信息过少，而无法准确地评估功效。网络安全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得不到纠正，就有可能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进而加剧买方对卖方的不信任。购买意愿降低，市场就会进一步萎缩，创新进步也就无从谈起。
对政府主管部门来说，组织机构间更大程度的安全信息共享，意味着有更多的安全信息和数据被“生产”出来，并开始流通。安全大数据得以成为可能。主管部门能借此在宏观层面，更全面地掌握威胁和安全防护方面的全局性情况，分析出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为在国家层面制定战略和行动计划、开展专项行动，有针对性地协调各部门、各行业进行防护工作等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主管部门参与到安全信息共享中去，把自己掌握的情况通过共享网络做到快速、广泛发布，通过信息共享，达到调动、协调全社会实现实时的群防群治，提高网络安全治理的效果。
每一类的信息都具有潜在的用途。例如有些信息能够帮助政府主管部门或者组织机构评估所处的威胁环境，包括攻击者都有哪些、他们的规模和组织化程度、感兴趣的目标、希望达到的目的等。通过信息共享，综合大量的案例，并加以分析和跟踪，形成对攻击者行为模式、攻击成本的描述，最终形成攻击组织的画像（Profiling）。
有些信息经过共享、综合，则能够帮助组织机构重构单条杀伤链，分析攻击工具、攻击手法、攻击来源、攻击目标等特征。还有一些信息提供了应对某类威胁或攻击的指南。共享这类信息能够使组织机构相互借鉴，提高安全防护水平。2015年年初，美国微软公司发布《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和风险降低框架》（A framework for 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risk reduction）。[5]在《框架》中，可供共享的网络安全信息可分为以下7类：
1.安全事件信息（incidents）：关于成功的或未遂的网络攻击的细节信息，具体包括丢失的信息、攻击中使用的技术、攻击意图、造成的影响等。安全事件所囊括的范围从一次被成功封阻的攻击，到造成严重国家安全危机的攻击；
2.威胁信息（threats）：包括尚未认识清楚但可导致潜在严重影响的事项；感染指标（Indicators of Compromise, IoC），如恶意文件、被窃取的电子邮箱地址、受影响的IP地址、恶意代码样本；关于威胁行为者（threat actors）的信息。该类信息有助于发现安全事件，从攻击中吸取教训，创造解决方案等；
3.漏洞信息（vulnerabilities）：软件、硬件、商业流程中可被恶意利用的漏洞；
4.缓解措施信息（mitigations）：包括修补漏洞、封阻或遏制威胁、安全事件响应和恢复的方法。此类信息一般以漏洞补丁、杀毒软件升级、从网络中清除恶意行为者的方向等形式存在；
5.情景感知信息（Situational awareness）：此类信息包括对被利用漏洞、活跃的威胁、攻击的实时遥测，还包括攻击目标、网络状况等信息，能够帮助决策人员响应安全事件；
6.最佳做法信息（Best practices）：关于安全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部署的信息，包括安全控制、时间响应流程、软件漏洞修补等；
7.战略分析信息（Strategic analysis）：综合、提炼、分析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以构建度量体系、描绘趋势、开展预测，帮助政府和私营部门决策者为未来的风险提前做准备。
《网络威胁信息共享指南》给出了安全信息共享网络的三种基本结构：集中式（centralized）、同侪式（peer to peer）、混合式（hybrid）。[6]
在集中式下，中心从端点接收安全信息，经过综合、分析后，再将结果传回端点。一般来说，集中式的中心需要具备强大的信息存储、处理、加工、分析能力，才能满足信息共享网络的不断变化的需求。该模式的缺点是，整个信息共享网络依赖于中心作为安全信息交换枢纽，如果该中心发生信息处理延迟，甚至遭遇安全事件，整个信息共享网络的功能会大打折扣，并有可能完全瘫痪。
在同侪模式下，每个端点自主向其他端点推送网络安全信息，或直接向整个信息共享网络广播。由于不存在一个信息交换中心，因此同侪模式对各个端点的安全信息接收、分析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混合式则综合了集中式和同侪式。每个端点向中心发送安全信息的同时，端点和端点之间也建立直接的信息共享渠道。
构建安全信息共享网络的另一个基础性问题是自动化分享模式和人工共享模式的选择。人工共享模式下，组织机构指派专人负责安全信息的发送和接收、分析工作。该模式的缺点在于人的因素构成了信息共享网络的瓶颈，如人为导致的错误，无法胜任实时、持续性、高强度的信息发送、接收、安全配置更新工作等。
自动化共享模式则强制要求信息共享网络的各个端点采用统一的信息传输格式，安装用于收集安全信息的传感器，能够接收预警信息的监控系统，以及避免敏感安全信息泄露的安全机制。自动化共享模式克服了因人的因素造成的局限，但其高度的自动化却也导致其遭受网络攻击的风险。
上文介绍了协同式安全理念的兴起、安全信息共享带来的好处、共享的安全信息的分类，以及共享网络的基本结构和信息传递方式等，主要属于一种抽象式、理论化的描述。现在让我们进入到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去，探究如何建立一个有实效、可持续、有序的安全信息共享机制。归纳实践，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有四类信息共享网络：成员驱动型、数据驱动型、事件驱动型、风险驱动型。
成员驱动型：例如美国覆盖重要行业和关键基础设施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分析中心（ISAC），包括金融服务、通信、电力、应急服务行业、医疗和公共卫生、信息技术、海事、公共交通、教育、供应链、运输、水利以及房地产等。每个ISAC的成员主要来自于同一个行业。
数据驱动型：例如采用统一的传输格式或工具自动共享网络安全信息的网络。其中类型的典型是由美国电力行业的信息共享与分析中心（ES-ISAC）运营的网络风险信息共享计划（Cybersecurity Risk Information Sharing Program, CRISP）。在该计划中，ES-ISAC帮助参与成员在各自网络中安装传感器。传感器自动将加密后的数据传输到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 PNNL）。PNNL在对数据开展分析后，对参与ES-ISAC的成员发出预警，分享缓解措施。在这个例子中，ES-ISAC帮助参与成员安装统一的传感器，这样就首先保证了各成员大致具有相似的安全事件发现能力；其次，所有数据均由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来统一分析，也就克服了成员分析能力不同的障碍；同时，ES-ISAC采用的是集中式的信息共享网络，且由政府部门下属的实验室作为网络的中心，中心对信息进行了“脱敏”处理，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遭遇安全事件的成员面临声誉和经济受损、泄露内部安全部署等风险。
事件驱动型：该类型的信息共享网络主要为解决特定的事项或问题而建立。网络中各成员的共同点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例如为解决千年虫问题而组成的信息共享网络。此类型的信息共享网络仅仅关注单一议题或问题，成员大小不一，所处行业各异，且组织较为松散，因此对成员的发现和分析能力要求不高，网络中共享的信息范围有限（主要围绕特定的事项或问题）。这些特征造成信息共享网络面临的障碍不大，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此类信息共享网络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
风险驱动型：该类型信息共享网络围绕着特定系统或生态的安全研究而建立。共享网络中的成员来自与特定系统或生态相关。例如专门为智能汽车的联网安全而建立的信息共享网络，网络中成员可来自与智能汽车相关的方方面面。与事件驱动型信息共享网络类似，此类型信息共享网络面临的信息共享障碍不大，各成员之间分享某一系统或生态的漏洞、攻击方式等，共享的信息比较单一。其中涉及的主要风险是共享的信息可能泄露知识产权和商业信息，主动分享的组织机构可通过进一步自我审查，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该风险。
基于上述四类信息共享网络，我们看到从纸面上的设计，映射到现实中的制度建设，再到运行流程的信息共享网络，主要是要消除以下三类运行障碍：
障碍之一：成员的发现能力
显然，不能发现网络安全事件，后续的分析和共享也就无从谈起。如果信息共享网络中的成员发现安全事件的能力高低差距明显，将会直接导致大部分共享的信息，主要由发现能力强的成员单方面提供。长此以往，信息共享网络的价值和可持续性将大打折扣。因此，在建立信息共享网络中，往往要对入网的成员提出具备一定安全事件发现能力的要求。
光具备发现安全事件的能力还不够。如果有成员考虑到共享的成本、风险等原因，刻意隐瞒发现的安全事件，不将有关信息共享出来，“搭便车”的问题还是没法解决。因此，信息共享网络还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或是通过激励（incentives），或是通过强制（mandates）手段，解决这个问题。
障碍之二：成员的分析能力如果信息共享网络中的成员仅仅是把与安全事件有关的各种信息全部共享出去，而未加任何分析，显然会造成整个共享网络信息过剩的问题。面对大量的“杂音”，信息接收方需要自己开展过滤、分析，工作量大幅增加的同时，“收获”却寥寥无几。这样的信息共享网络终将不可持续。因此，许多信息共享网络会要求成员应该首先对安全事件作出分析；有些信息共享网络还专门列出指导分析安全事件的几类问题：
1.安全措施的影响：系统发生安全事件时使用了哪些安全措施，为什么这些措施不足以防御威胁入侵？哪些安全措施可能能够防御此次威胁入侵？安全事件发生后，系统对安全部署和防御做了哪些调整？
2.入侵发生的根本原因及第三方因素：系统的软、硬件、服务中的哪些因素（例如配置或漏洞）使得入侵得以成功？是否有第三方的因素使得入侵得以成功？
3.安全事件造成的损失及后续清理：安全事件造成了什么损失？（金钱、信息泄露、服务中断等）采用了何种止损措施？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说对所有这些问题分析的结果都要共享出去。因为对其中很多问题的回答，往往包含了成员的商业秘密或者其他私有信息。列出这些问题的意义在于，发生安全事件后，成员应当试图从这些方面做出分析、得到初步答案后，再将部分结论共享给其他成员。至于哪些信息需要共享、哪些信息可以保留，主要根据信息共享网络的目的，以及信息共享网络成员间的相互约定。
障碍之三：共享的风险
共享网络安全信息，一定程度上是向外界透露关于组织的安全信息，存在各种风险。举例说明如下：
1.声誉和经济受损的风险：遭到黑客攻击，本来就是不光彩的事。防住了还好，没防住还要将有关情况共享出来，好比是家丑外扬。如果这些信息泄露到信息共享网络之外，全社会都知道了，组织机构的声誉将受重大损失，还可能造成股价的下跌；
2.被起诉或被主管部门问责处罚的风险：被外界知道没能防住黑客攻击，造成经济损失或者信息泄露，有可能被有关权利人起诉；
3.泄露内部安全部署的风险：别有用心的人可以从共享出去的网络安全信息中逆向推导，借此掌握组织机构的内部安全机制和部署；
4.泄露知识产权和商业信息的风险：共享出去的网络安全信息中有可能包含组织机构的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信息；
5.违背顾客、用户的隐私保护的风险：网络安全信息中如果包含组织机构掌握的顾客、用户的个人身份信息、通讯信息等，共享出去可能会导致顾客、用户认为组织机构违背信息保护约定，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6.与政府主管部门共享信息存在风险：首先，政府主管部门可能因组织机构没有尽到安全保护义务而问责或处罚；其次，顾客、用户不愿意政府部门掌握其信息；再次，共享到政府的信息可能受到政府信息公开要求的约束，向社会公开；
7.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风险：例如《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组织机构共享网络安全信息的行为，有可能被当成垄断行为，引来反垄断机构的调查；
8.安全信息被二次使用的风险：安全信息一旦共享出去，就离开了组织机构的掌控；获得信息的一方会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无从保证；竞争对手会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更难以防范；
9.信息真实性存疑的风险：组织机构可能担心，即便自身克服这些风险，与其他方面共享了网络安全信息，别的组织机构会这么做吗？它们会不会故意提供错误的信息；
10.国家秘密泄露风险：政府向组织机构共享其掌握的网络安全信息，如果信息扩散范围失控，则有可能导致国家安全风险。这些客观存在的法律、声誉、经营方面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组织机构（或政府部门）更愿意对安全事件的信息藏着、捂着，因此阻碍了网络安全信息的共享。
Creating an orderly mechanism of 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HONG Yan-qing
Abstract: In China, 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is officially treated as one of the basic measures to address cyber threats. However, we still lack a systematic account on what benefits 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would bring, how security model and thinking will have to change resulted from implementing 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how to make information sharing work in practice, and what are the major obstacles. This article aims to fill in this gap. By providing responses to these basic questions, this article hopes to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of 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so as to increase the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of it.
Key words: 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collaborative security; basic model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责任编辑：钟宇欢）
作者简介
洪延青：四川大学网络空间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士和硕士，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标准。
参考文献
[1] GuozhuMeng, Yang Liu, Jie Zhang, Alexander Pokluda, and RaoufBoutaba. 2015, Collaborative Security: A Survey and Taxonomy. ACM Computing Surveys, 48(1):1.
[2] 见 V. B. Chang, D. Kim, H. Kim, J. Na, and T. Chung, “Active Security Management Based on Secure Zone Cooperation,”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 20, no. 2 (2004): 283
[3] L.A. Gordon, M.P. Loeb and W. Lucyshyn, “Sharing Information on Computer Systems Security: An Economic Analysis,”Journal of Accounting & Public Policy 22, no. 6 (2003): 461-85.
[4] L.A. Gordon, M.P. Loeb and W. Lucyshyn, “Sharing Information on Computer Systems Security: An Economic Analysis,”Journal of Accounting & Public Policy 22, no. 6 (2003): 461-85.
[5]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45516
[6] 另见“Cyber Information-sharing Models: An Overview,” MITRE, October 2012,http://www.mitre.org/sites/default/files/ pdf/cyber_info_sharing.pdf
21世纪是互联网的世纪，也是太平洋的世纪。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国。[1]基辛格（2015）[2]认为，中美两国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将会导致两国的竞争,还将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这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确定“客观，理性，历史”的观察视角是关键。
首先，要求客观地看待中美关系。基于不同立场与利益，对于中美关系有不同、甚至完全立的结论，这都不足为奇，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结论所能准确诠释。
其次，要求理性地看待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既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又远远超越了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对中美关系的研判，必然涉及对中美各自经济制度、政策、发展，乃至政治、文化、社会的综合研判，因而，中美竞合的主战场不在国际舞台，而在国内经济。中美外交军事竞合的背后是经济的竞合。
再次，要求历史地看待中美关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同盟到“9•11”之后的全球反恐，以及2008年之后应对全球金融海啸，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历来中美合作则双赢。
但是，随着中国GDP成为世界第二，围绕修昔底德陷阱[3]的争论，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派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可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主流，中美应加强合作，实现双赢的未来。基辛格、李光耀、蒙代尔、斯蒂格利茨、萨金特……无论是政治明星，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家，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有人在。斯蒂格利（1999）[4]一直对中国经济前景寄以厚望。
美国《华尔街日报》（2004）[5]对1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问卷采访显示，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看好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科斯认为中国将在75年后超越美国和欧盟，马科维茨认为美国的“自由市场”是最好的政策，其次是中国，格兰杰认为75年后的经济实力排序应当是美国、中国和欧盟，索洛认为中国按经济总值算第一，按人均第一是美国。对于观察者而言，世界头把交椅何时在中美之间交换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热点话题。但是，对于来自中国的学者，似乎并不关注中国是否超越美国，研究的重点落在中美是否成功携手实现和平共处。黄卫平（2012）[6]认为中美应该、且能实现双赢的未来。金灿荣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并非是绕不过的坎。[7]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难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竞争必然导致冲突。在此观点之下又形成了种论调。第一种论调是“中国崩溃论”，2001《中国即将崩溃》一书走俏欧美市场，该书断言“中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最只能维持5年。”十年过去了，所谓预言变成谎言。2011年章家敦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发《中国即将崩溃：2012年版》，断言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中国经济将陷入日本式持久经济衰退，甚至崩溃。第二种论调是“中国威胁论”，主张美国围堵、打压中国，通过缔结军事同盟，鼓动中国周边国家在南沙、西沙、钓鱼岛与中国直接对抗。奥巴马的国情咨文似乎也反映了这种论调。2009年国情咨文中提到四次中国“威胁”、四次中国“挑战”，2010年提到三次“挑战”、一次“威胁”，2011年提到三次“挑战”，2012年提到四次“挑战”、四次“威胁”。
对于中美关系并不需要统一认识，不同的观点恰好体现了21世纪互联网时代多元化的特点。“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也不会造成真正的威胁——这些论调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已有30多年历史了。如果愈是在意它，愈是企图封杀它，那么这些观点就愈有市场。
中美关系难免不受到各种杂音的干扰。但是正如人类的理性最终会战胜感性，对于中美关系的理性态度一定会占据主流。中美关系从来不会随心所欲发展，三大因素共同决定中美关系的运行轨迹。即：（1）世界政治经济格局；（2）中美共享式发展；（3）中西文明在碰撞中融合。
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美苏两级冷战格局宣告结束。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出现了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格局，一方面越来越分散化、多极化，另一方面越来越紧密化、越来越全球化。前者是由于以中国为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后者是由于世界正在互联网化。进入21世纪以来，宽带、4G、移动终端、云计算、大数据共同颠覆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与商业模式，创造了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新特点体现在：
（一）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冷战结束以来，以美欧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并形成以美国为单一引擎的单循环世界经济体系。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世界经济格局力量发展转变的起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中的“剪羊毛”现象[8]被发展中国家普遍诟病，要求改变与完善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
2001年美国“9•11”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股灾及在阿富汗、中东持续的地缘冲突升级，从另一个层面让以中国为首坚持和平发展理念的新兴经济体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助推器”、“推动器”。201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入量中，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比重达到51.6%，首次超过50%；2012年全球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占全球GDP总和第一次超过全球GDP的50%；2012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2013年1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2013年预计全球GDP增长率为3.5%，发达经济体预计1.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5.5%，世界出现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不平衡，即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明显慢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啸再次冲击世界经济秩序，为了化解危机，1999年在德国柏林设立G20峰会，该峰会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由原八国集团以及其余十二个新兴经济体组成。G20峰会的成立标志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5年，美国GDP相当于资本主义世界的60%。2013年，金砖五国[9]的经济总量已达美国的93%，其中仅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达到美国的54.6%。中国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外储大国与贸易大国。
表1：金砖国家2013年GDP占世界总量比重
2016年6月7日，世界银行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今年1月份预测的2.9%下调至2.4%；新兴经济体国家预计增长3.5%，其中，2016-2017年中国增速预期分别为6.7%和6.5%，印度增长预计分别为7.6%和7.7%。由此可见，尽管增长放缓，但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超过全球平均经济增长1.1%，依然是全球经济重要的推动力。
（二）全球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互联网+”超越科网股泡沫陷阱成为新经济领头羊
1999-2000年，全球股市曾迎来一波疯狂的科技网络股行情，千禧之年庆典的余温还在，全球股灾就已经发生了。2000年3月10日，NASDAQ指数到达5048.62高点。随后，泡沫破灭，纳斯达克指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最低跌至1108点。全球互联网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股市泡沫不能阻止互联网发展的步伐。当一部分人谈“网”色变之际，另一部分人却开始了互联网创业。以美中为龙头的互联网创新者、创业者正在行动。2015年美国《商业内幕》FACEBOOK、微软、苹果、IBM、谷歌等16家互联网科技公司入围全美最具影响力的前50家公司之列。中国互联网公司腾讯、华为、阿里、京东、乐视、联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新常态发展的骨干企业。2015年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前20强排名，美国以11家占首席，中国以6家占次席。
美国互联网高科技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对2010年9月30日-2016年6月13日同期纳斯达克指数（图1）与道琼斯指数（图2）的走势进行比较显示：1、道琼斯指数从10318.68点上至17732.28点，上涨幅度为72%。纳斯达克数从2235.16点上涨到4826.37点，上涨幅度116%，纳斯达克指数的涨幅明显超过道琼斯数；2、鉴于纳斯达克主要覆盖美国互联网高技公司，两大指数同期涨幅的差异从一个侧面示美国互联网高科技行业的增长大大超过传统业的增长。
图1：纳斯达克指数走势（20100930-20160613）数据来源 : 新浪财经[10]
图2：道琼斯指数走势（20100930-20160613）数据来源 : 新浪财经
中国互联网高科技经济发展势头同样喜人。2016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态势暨景气指数报告》[11]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上市互联网企业总营收达7500亿元，同比增长46.6%。2016年一季度，中国互联网发展先行指数、一致指数、滞后指数分别为105.9、105.8、105.1，环比分别提升0.25、0.91、0.86个点。景气指数测算表明，中国互联网行业仍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截至2015年12月，全球网民数量达到31.74亿接近全球人口数的50%，中国网民数量达到6.88亿，历史性地突破了人口数的50%。[12]人类社会正在全面步入互联网时代。
对比科网股泡沫破灭前后两个阶段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在科网股泡沫破灭前，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在科网股泡沫破灭之后，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他行业的发展。互联网与其他行业结合，创造新的通讯方式、新的阅读方式、新的购物方式，及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互联网+”。
随着美国信息技术革命、德国工业4.0、中制造2025的推进，从工业文明到互联网文明人类历史第三次浪潮正在波澜壮阔地展开。在联网平台上将不同时代的文明、以及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文明重新洗牌与组合，将人类文明的“资源”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更有效的配置，从而形成新的生产力、以及澎湃向上的推动力。人类文明正在进入互联网文明时代，互联网文明不是对人类既有文明的否定，而是“互联网+人类文明”，呈现创新与加速发展的态势。互联网不仅堪称技术革命，而且堪称文明革命。
综上所述，世界格局出现了新变化，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出现了互联网革命。国际大背景更加有利于和平与发展。
中美经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之一。中美之间的贸易、投资、旅游、文化交流对两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中美合作是双赢的选择
中美合作是双方民间、企业、政府利益最大化的选择。首先，从民众的生活观察，质优价廉的“中国制造”产品使美国民众得到了很大实惠，降低了美国家庭消费成本，间接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沃尔玛商场等美国品牌也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次，从企业层面观察，美国进口中国产品拉动了中国企业的出口，中国市场也是美国企业海外利润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再次，从宏观经济观察，中美合作支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促进了就业、增长、城市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中国购买美国国债，降低了美国利率，使美国深受其益。
（二）中美贸易投资互为依存
中美贸易依存度与投资紧密度日益上升。在贸易方面，2015年美国从中国、加拿大进口货物金额分别为4818亿美元与2951亿美元，中国已经取代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3]在投资方面，尽管中国从来都不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目的地，但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长迅猛，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达135亿美元，同比增长60%～70%。2015年，中国在美国的收购、新业务和扩张已经增加到逾150亿美元，比2014年上升近30%，创纪录新高。2015年底，在美的中资关联公司数量超过1900家，被中国相关公司雇用的美国人的数量上升了12%至9万人。[14]
（三）雁型模式与温特制将中美产业捆绑在一起
首先，中国通过雁型模式成为“世界工厂”。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区域的经济跑道上演着产业跨国转移的接力赛。参赛队员依次是：发达经济体日本→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即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东盟四国，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中国、越南等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以阶梯式产业转移为特征的雁型模式中，引领雁阵的雁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美国手中夺过“世界工厂”桂冠的日本。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从日本手中接过“世界工厂”的接力棒。在东南亚经济体的生产体系受到重创的情况下，美国的订单落向了中国。而当时中国自身的生产能力不足以完成海量的订单，怎么办？华尔街发挥了金融的基本功能，外商直接投资纷至沓来，带来了资金、设备、技术，于是中国成为了新任“世界工厂”，从此嵌入全球产业链。中国过剩产能的形成、经常账户的顺差，以及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客观上也与美国垄断资本全球配置资源有关系。
其次，美国通过温特制成为全球产业的火车头。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标准为核心的温特制新型国际生产方式逐渐形成，温特制下的全球生产网络以跨国公司为载体，新产品一旦投入市场，必须依靠跨国生产体系，迅速完成全球市场扩张。20世纪90年代，美国按照温特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且政局稳定的中国成为该生产体系的委托加工(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 )基地，在温特制下真正掌握全球经济发动机钥匙的是美国，OEM是跨国公司的附属，生产什么要根据跨国公司的订单，如何生存要采用跨国公司的技术与标准，开始生产要依靠跨国公司的资金支持，生产出的产品要依托跨国公司的销售渠道。
（四）中美文化教育交流有着坚实的民间基础
中美不仅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是全球最大的两个文化体。中国承载着东方文明，美国承载着西方文明。两种文明之间虽然存在差异，同时也有着更多的共性。
虽然美国建国历史不长，但是，美国作为西方文化守望者与传承者，与上下5000年的中国文化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中美对自己的文化不仅具有自信，而且互为欣赏。在中国近代这段苦涩的岁月中，只有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与老牌西方列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愿意把赔款用于兴建大学。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缔结了深厚的友谊，共同打败了日本法西斯。
中美民间在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有着密切的交流。美国是海外华侨华人聚居最多的国家。美国是中国学生海外留学与游学的首选目的地。
《2016国际游学白皮书》显示，美国是最受中国人青睐的游学目的地国家。在参加过国际游学的人群中，51.2%的中国人选择美国作为自己的目的地，在尚未参加过游学，但有意愿游学的人群中，也有57.9%的中国人将美国作为自己的首选目标。
迄今，中美已经建立了多层次、多渠道的民间交流渠道。其中，2010年正式成立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是中美合作的重要平台，2016年6月7日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共签署12项合作协议，达成涵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妇女及青年等领域共计158项成果。
综上所述，中美合作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而且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产业结构互补、经济互为促进是中美合作的基础，文化交流与民间往来是中美合作的润滑剂。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合作的基础坚实，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5]建立以来，战争来都是新兴国家与传统国家竞合的宿命。随着世纪中国的崛起，中美两大国之间能否打破修底德魔咒，这不仅考验着两国政治领袖的智慧而且也是衡量中西方文明优越性的标准。
（一）西方传统的文明观倾向冲突论
冲突论认为竞合的结果必然导致战争，战是政治的继续。主要包括如下三种类型的冲突。
首先，是经济利益的冲突。19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一句话，成为了英国外交的立国之本。他强调，国家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成为殖民与对外扩张的动力，把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是现代国家的特点之一。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等共同构成国家利益的有机整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全面的国家利益观。
其次，是意识形态的冲突。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反苏说，被称之为铁幕演说。丘吉尔在演说中公开攻击苏联，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呼吁对苏联的扩张不能采取“绥靖政策”，主张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起来。
再次，是文明的冲突。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6]一书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的基本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美苏冷战以来，决定世界格局的是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美文明，还有非洲文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决定世界的走势。
（二）中国传统的文明观倾向和平论
与西方冲突论截然相反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认同“自然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和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先哲们就阐述了和谐与和平的理念。《论语》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老子提倡“道法自然”，主张社会和谐。
董仲舒构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在此基础上成的治国理念，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从自然和谐到社会谐，到国家和平，再到世界大同”的发展史，“求存异，和平共处，和谐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治国理念的现代表达，这也构成了当代中国处国际事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内涵。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尊重文化多样性四项原则。[17]这四项原则分别是，一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二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三要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四要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习近平主席引用了“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形象地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论。综上可知，中西对于文明冲突的研判不同。
西方的冲突论与中国的和平论之间存在差异，中西文明碰撞过程也是文明交融的过程。尽管难以预期碰撞持续的时间，但是，可以断言，西方冲突论与中国和平论点碰撞的结果必然是人类理性占据上风，和平论取代冲突论成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普世价值与准则。
之所以得出如此肯定的结论，是因为西方精英阶层对于冷战的认识回归理性。1989年在苏联解体之前，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宣称并预言西方会在冷战中胜出，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最终形式和最高阶已经得到历史的确认。“历史的终结”不仅被随后的历史发展所应验，而且成为西方对冷战理论总结的共识。
对于福山“历史的总结”，在西方一直存在争议。法国政治学家多米尼克•莫瓦希（2011）[18]认为，历史终结论完全是一种傲慢和轻率的反映。郑永年（2015）[19]认为，历史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历史是终结不了的，普世价值是带有侵略性的政治口号，并在世界各地酿成灾难后无法收拾。
值得庆幸的是福山的思想也发展了翻转。近20多年以来西方经济连绵不断的危机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之间的强烈反差促使西方理性的学者反思。2012年福山用《历史的未来》修正了《历史的总结》的观点，他认为支撑自由民主的中产阶级正在衰落，西方在意识形态上走进死胡同，呼吁反思西方自由主义，批判所谓自由市场与小政府的理念，改革社会和政治体制。
从“历史的终结”到“历史的未来”也反映了西方知识阶层对西方民主的反思。这种反思不是对西方民主的否定，却能破除对西方民主的迷信，引导西方民主制度回归理性、包容发展的轨道，这种转变在国际关系领域必然推动冲突论向和平论靠拢。
世界因素、中美因素、文明因素共同确定了中美关系运行轨道。随着中美经贸合作、文化往来不断深化，中美关系升级版——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命题被提了出来。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20]2014年11月，在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再次从6个重点方向阐述了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原则。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代表着用新思维、新眼光、新角度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国际舞台是国家利益博弈的舞台。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也是中美双方博弈的过程。博弈的结果与策略的选择有关，策略的选择与对角色的定位有关。对于21世纪互联网时代中美两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博弈分析的结论是：
（一）中国对在中美关系的角色有着清晰的定位
“不冲突、不对抗”的核心是和平，“相互尊重”的本质是平等，“合作共赢”的要点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冀望新型大国关系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明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破修昔底德魔咒，抛弃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相互猜疑、对抗、冲突的宿命，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和平共赢的新路。
（二）美国对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定位存有模糊
与中国在中美关系上的清晰角色定位比较，有时显示出对中美关系的极端重视，有时又做出不利于中美长期稳定合作的事情，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态度暧昧，甚至不积极。美国官员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极少主动谈到“新型大国关系”，而且含义与中方所表达的似乎也有所不同。这种差异耐人寻味。[21]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认为，美国接不接受新型大国关系这种说法不重要。[22]
显然，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在政策上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国内对抗论有市场，单边主义色彩突出，未放弃拿意识形态分歧说事；在亚太事务中，鼓动菲、越在南海问题上纠缠不休，怂恿日本非法盘踞钓鱼岛，这些都表明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依然未放弃山姆大叔惯用的“胡萝卜”+“大棒”。“胡萝卜+大棒”政策针对小国或许有效，针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必然无效。
（三）互联网有助于防范中美擦枪走火
中美都是互联网大国。截至2015年，中国网民超过人口总数一半，美国网民接近人口总数85%，互联网将中美每个角落广泛的连接起来，汇集各方言论与智慧。虽然网络言论难免夹带民粹主义与极端倾向，但是网络的普及化利大于弊。中美贸易、投资、金融、文化、教育、旅游被网络更密切地连接在一起，形成维护中美合作共赢的正能量，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互联网一方面消除了因信息闭塞导致产生法西斯主义与专制集权的土壤，另一方面降低了因信息不对称引起大国冲突的概率。
当前，美国掌握着几乎所有互联网核心技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用户市场，中美两国在互联网领域合作具有非常广阔的空间。在互联网时代，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多层次、广泛的沟通交流渠道。虽然中美由于国情不同，两国在互联网安全等问题上存在认识分歧，但是，正如路易斯所表示，美国需要意识到现在的互联网是世界的互联网，需要新的全球管理，而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管理方式。在网络空间，彼此尊重对互联网治理模式的选择，这是中美网络合作的方向。
基于对中美在中美关系中角色定位的判断，尝试建立中美大国博弈模式。在此博弈模式中，用中美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代替博弈的策略。
表2：中美大国博弈三种模式
中美博弈存在三种模式，但选择何种模式是“既定”而非“随意”，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当前中美博弈选择的是中策博弈模式。这虽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不是双方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却是现实的选择。双方摩擦与分歧难免，却可控。在贸易、投资、金融、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能谋求共享式发展。
其次，中美博弈从中策博弈模式升级到上策博弈模式。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这种转变不仅需要政治家的智慧，需要扩大双方共同利益，需要加强沟通与协调，更需要调整好心态与推动文明的融合。没有时间句号的漫长过程其实佐证这种理想模式不过是国际关系中的乌托邦。尽管如此，理想总是一把标尺。如果美国也能像中国那样清晰定位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那么，双方一定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随着美国在中美关系中角色定位的日渐清晰，相信中美关系能更加平稳、更加健康。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关系依然长期看好，大有潜力可挖。
再次，中美博弈从中策博弈模式滑落到下策博弈模式。对于中美关系，中国的原则是“上不封顶、下要保底”。“上不封顶”就是说中美合作越多越好，“下要保底”就是说两国不能有冲突，不能打冷战，不能打热战，更不能打核战。加之，由五千年文明滋养起来的、致力于和平的中国，文化中没有侵略扩展的基因，中国清楚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与目标，就是想让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好一点、世界和平更多一点。对于美国而言，英国丢掉世界霸权的案例摆在面前，两强对抗必然两败俱伤。恰如两次世界大战，德国以战败告终，
利的一方英国也大伤元气，被迫将世界霸主拱让位美国。在战与和之间，理性选择是后者。此，中美关系断然不会滑落到下策博弈模式。
中国要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策略，对内注意防范民粹主义泛滥与激进思想横流，对外回避中美矛盾，也不激化中美矛盾，采用更加灵活多变的策略应对中美之间的竞合与博弈，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中美要建立管控分歧的机制。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与利益不尽相同，分歧存在难以避免。有分歧的中美关系，反而是真实的中美关系。有了分歧并不可怕，关键是中美应以负责任大国的理性态度看待分析，勿让小的分歧酿成大的冲突，以务实的态度建立中美对话沟通协调机制与管控机制，坚持求同存异，中美两国关系就能避免受到大的干扰。
第二，中美要倡导换位思考的文化。一方面美国应以客观的态度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勿对中国的人权、民主妄加指责与干涉；另一方面中国应冷静看待中美关系的不和谐杂音，美国国内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对于部分政客在中美关系中的极端言论，不仅没有必要针尖对麦芒，反而应以“有容乃大”的大国气度化干戈为玉帛。另外，也应给予美国在历史转折点上有更多的思考与准备时间；同时，要坚信推进中美合作与友谊的理性力量最终会成为主导中美关系的主流。
第三，中美要不断扩大双方共同利益。深化两国在气候变化、发展、反恐、防扩散、网络、反腐、维和、执法、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扩大中美对话机制，夯实中美合作民间基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双方共同利益必然要求减少对抗，加强合作。
第四，中美要加强在互联网空间治理的合作。在21世纪互联网时代，中美关系可以划分为现实空间下中美关系与互联网空间下中美关系两个层面。互联网的普及，一方面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让中美民间声音能通过网络抗衡个别政客的极端言论；同时，互联网+中美坚实的民间合作与互信基础也减少了中美发生冲突的风险，因此，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推动中美经济合作，以及稳定中美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扩展中美网络空间的合作领域。
第五，美国要扮演好“火车头”主角。虽然美国经济面临其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是领跑世界经济的“火车头”。首先，从GDP总量看，2011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9.98%，日本占8.36%，德国占5.18%，英国占3.54%，美国则占到21.51%。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虽然相对于2009年的24.6%有所下降，但仍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其次，从人均GDP看，全球70亿人，中国和印度总共25亿，消费不到6万亿美元(其中中国13亿人口，消费3万多亿美元)，而美国虽然只有3亿人，消费却达到了11万亿美元，美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再次，从技术创新看，未来世界的创新依然要依赖于美国，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一批伟大的互联网高科技公司正以永无止境的创新精神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步。
第六，中国要扮演好“稳压器”角色。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经济实力快速提升，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压器”。同时，中国在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致力于改革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致力于促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主动承担起与自身水平相称的国际经济责任：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参与20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建设等，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倡导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如上政策建议的形象表述就是，中国不谋求改变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是致力于同美国携手加强和完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实现中美国家利益、民众利益的最大化。缔造中美双赢的未来与全球共赢的未来是大概率事件，道路曲折，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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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et age Chinese American win-win future outlook
LAI Ming-ming HUANG Wei-ping
Abstract: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century, the Internet is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of china-us relations, pay more attention its direction.New worl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attern, economy and cultur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are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fusion of three major factors in the collision, laid the basic path of win-win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At the same time, analyzes the three modes of the game.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 to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sino-us relations is the main points of the clear their orientation, to play a role of "eng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will play a role of "stabilizer", the Internet for stabilit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us relation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nd constantly expand the cooperation areas of the network space,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to create a win-win futur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win-win future.
Keywords: Sino-us relations ; Game, Win the future ; The new power relations
（责任编辑：李晓晖）
作者简介
赖明明：经济学博士,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媒经济学、互联网经济、网络空间治理。
黄卫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富布赖特高级学者，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中国早期接入互联网的时候，我是中国科协的副主席。当时计算机学会挂靠在计算所，而计算所的上级是科学院，我是主管这个领域的。当时的院长让我做计算机学会的理事长，说这个学会很重要，又挂靠在科学院，勉为其难你也得做。
1989年8月26日，经过国家计委组织的世界银行贷款“NCFC”[1]项目（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论证评标组的论证，中国科学院被确定为该项目的实施单位。同年11月组成了“NCFC”联合设计组，这是国内第一个示范网络。
在招标、评标的时候，我主管的学科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组织了很多的人，关起门来干了很长时间，他们很努力、很辛苦。我们的标书、答辩只比清华和北大多了0.7分。当时我很紧张，现在讲究关系，这0.7分很容易地就被人家抹掉了。我就赶紧去找计委的副主任张寿。[2]我说张寿同志，我们这个招标可是在计委正式的主持下进行的，这个招标分数算不算？张寿说你放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我要是讲人情什么的，我讲不过来，你们一个一个的都有人情、都有背景，我跟谁讲去。有了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我当时是NCFC项目管委会主持人。管委会的组成，是计委和科学院协商的。回想起来，我还要感谢当时教委的领导。我们牵头，清华、北大肯定是非常不服气的，我都看得出来，就差0.7分，凭什么你们科学院牵头？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是一定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千万不能打架。作为科学院，我们一定得承认他们的强大，承认他们的优秀，虽然科学院领先了，但是我对他们非常尊敬，一个一个的去拜访。在成立NCFC管委会之前，我拜访过教委主任朱开轩，[3]他对我说：“你放心，我们的学校没有中标，他们的心情确实不好，但我们会顾全大局，一定会尊重牵头单位。你们的责任很大，要对国家计委负责，要对世行这笔贷款负责，所以你放手干，管委会决定了就干，不必事事来教委汇报。”这个项目本来是跨部门的项目，是科学院和教委两个正部级单位之间的事情，要讨论NCFC的工作怎么做、钱怎么用等，如果要在两个部门之间扯皮太困难、效率太低。所以，朱开轩主任授权NCFC管委会来决定跟这个项目有关的事情，这对我们牵头单位是最大的支持。
然后，我又去拜访了两个大学的副校长，清华大学参加管委会的是梁尤能[4]副校长，他说，你不要有顾虑，虽然我们的技术队伍很不服气，但是我们一定会在管委会里团结合作，大家一定要把这任务搞好。梁校长这样的表态，我就放心了。所以后来NCFC工作一直非常顺利，大家团结合作，非常愉快，没有任何的矛盾、冲突、摩擦。很多事情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都能够摆在桌面上公开讨论，钱怎么用，都向大家报告。
NCFC项目如果是学校主导的话，我想我也会来做这件事，因为当时科技界对互联网要求确实非常迫切。像我们科学院的高能物理所，跟西欧核子研究中心（CERN）有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5]记录下来的数据是海量的，双边要交换这些数据，怎么传递呢？都用X.25[6]那个包交换，等于是一种打长途电话的费用，贵得不得了，给他们的那些科研经费，差不多都交了邮电部的电话费了。所以他们的要求非常迫切，一定要采用计算机直接联网。
1993年国家计委下达的国家示范网络任务基本上完成了，清华、北大校园网，还有科学院中关村地区的40几个所，这三个校园网都完成，主干网也连上了，就在等候验收了。
NCFC项目有420万美元世行贷款，是计委向世行借的钱，另外500万人民币是计委匹配的，加在一块有5000万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目。
那时计委接到很多的报告，包括科学院、清华、北大，还有很多学校，都提出要购买超级计算机。计委考虑都买不行啊，干脆我们出钱，跟世行借钱，买一个大机器，然后大家都联网，来共用这个机器，大家都联成网，连到一个计算中心。当时的任务书里并没有考虑接入互联网。
但是由于巴黎统筹会[7]不肯卖给我们高性能的计算机，而我们的技术队伍不能停下来等着做工程，怎么办呢，能不能用国际联网来解决？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院我是代表，还有一个局的代表，两个学校，总共6个方面的十来个人一起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应该国际联网。
可是任务书里没有涉及国际互联网，就得自己拿钱，因为任务经费是不能动的。科委的冀复生司长[8]说可以出，大概300万，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代表师昌绪[9]先生（后来换成了陈佳洱[10]先生），表示可以匹配，大约是200万。我就说，剩下不够的由科学院兜底。
接着就去跟邮电部商量，首先是国际互联网这条线要邮电部的卫星通信线提供，这条线是通过北京郊区的一个天线传到卫星上，再传到美国，那时还没有海底光缆。我找朱高峰[11]副部长谈了两次，说这个国际联网是国务院批准的，我们又不盈利，租用信道不能要那么多钱。朱高峰副部长还是很开明的，为我们破例开放了。
联网的事在美国遇到了障碍，我们找了很多人，包括美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我给他写了信要他帮忙。他说已经尽了很大努力。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下面管网络国际合作的斯蒂芬•戈德斯坦[12]来信也说，“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确实有一些技术以外的障碍，所以我们还在努力。”如果美国对我们很开放，让我们直接进入，也就不用报批，现在这事情卡在技术以外的障碍上，要是和美国官方交涉，没有政府做后盾不行，我就跟周光召[13]院长提出，科学院要赶紧给国务院起草了一个报告，强调互联网是科技进步和国际合作不可少的。
恰好就在我4月10号去美国之前，主管科技的宋健副总理的批文来了，邹家华也批了意见，还有其他一些领导。我要利用赴美开会以外的时间，去办这件事。先是找了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主任尼尔•莱恩，⑧他说这个事要找斯蒂芬•沃夫，⑨他是自然科学基金会管国际合作的，当时没有在华盛顿。后来找到了斯蒂芬•戈德斯坦，他管网络国际合作，当时尼尔•莱恩也在场。我向他介绍了我们这个NCFC，就是两个大学还有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的科研项目，我们有许多国际合作，需要互联网。尼尔•莱恩回答说可以啊，我问需要不需要签署一个什么文件，他说不需要。
至于尼尔•莱恩为什么爽快地同意，我想可能跟当时美国互联正处于商业化前夜有关。美国互联网的三个阶段分别由国防部、NSF和DOC——商务部来管，1994年尼尔•莱恩一定知道，自然科学基金委管这个互联网已经管不了多久了，马上要交商务部，等到商业化后，科学院总会进来的，还不如先让科技界的进来。很快，我们团队的技术带头人钱华林[14]就告诉我：通了！这一天是1994年4月20日。
1994年引进来以后，接着面临的问题就是.cn设在什么地方。当然不是理所当然放在科学院，但我跟科学院的人说，要好好争取，认真研究这个域名怎么管理，做好技术方面的准备。
钱华林对国际上这些组织比较熟悉。有个APNIC，[15]是管亚太区分配IP地址的，他就出主意，把他们一个直接跟我们沟通的、管IP地址的人请来。我知道，.cn服务器到底设在哪儿，最后要报告APNIC，APNIC才能把根服务器上面中国的.cn的服务器的地址、IP地址确定下来。来的人叫戴维，他说，条件是在中国没有人提出异议，没人跟你抢才行。当时的互联网管理就是这样，非常民主，不是看有无政府批文，而是看你有没有技术条件。
我觉得科学院那个队伍确实不错，我们有条件。所以我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把科学院的一个计算中心给重组了，使之变成一个以网络服务为核心的所。大家商量，也都同意把这个计算中心改组，建立中国科学院的网络信息中心[16]CNNIC，科学院党组也同意这个意见。改组工作，在1994年到1997年之间就完成了，组建了一支很年轻的队伍。我跟他们讲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不是科学院一个随随便便的所，你们这个所不是以研究为核心的，而是以服务为核心，你们服务的对象就是这个网络，是互联网。
这个队伍为.cn管理做了很多准备，还必须要得到中国的权威们的认可。接下来，我把中国科学院网络信息中心的准备情况，人员队伍，为.cn服务器所做的技术上的准备等等，打了报告，报告给新成立的电子部中国国民经济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吕新奎，[17]提出要为国家来管中国的顶级域名.cn服务器。吕新奎亲自来看了看，觉得可以，加上对科学院的信任，批复同意科学院意见。
我还考虑到CNNIC来管.cn,一定会有很多行政上的事情得协调，我提出要建立一个工作委员会，邀请一些企业、科技界、学者、政府主管部门等参加，企业主要是电信，有何德全、曲成义等学者，政府部门就请邮电部来当委员会的副主任，我担任主任。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一是沟通，二是协调关系。CNNIC这帮年轻人很能折腾，带头人毛伟很有开创性，他邀请了一些法官，做了域名仲裁委员会，这是一个创举。他没有先去找司法部，而是先从愿意为互联网做些事情的人开始，邀请了一个年轻的法官来参加，又找了一个年轻的法学家，然后逐步扩充，发生域名纠纷的时候，就开这个仲裁委员会。如果有纠纷，仲裁委员会一判，两边就不用上法院了，省了钱，也省了时间。我非常鼓励他们干这类的事情。如果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和障碍，工作委员会可以赶紧向邮电部报告来协调解决。后来邮电部变成信息产业部的时候，还是派人担任CNNIC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那个时候国信办还没成立。
后来，中国的域名成为一个产业，大概有几万人就业。我现在还觉得由科学院来管，对中国比较好，得益的是中国，这跟国际上的做法是一致的。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电信超前发展的政策，给互联网的普及扩展提供了先决条件，政府对互联网的政策在经济领域还是很宽松的，所以能够让那么多民营企业就起来了。所以说到这20年，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政府给了这样一个宽松的环境，这很重要；然后有这些创业的年轻人，他们是我最喜欢的、最敬佩的一群人。我们毕竟只是一个铺垫，真正来舞台上唱戏的是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在舞台上演这么精彩的戏，你这个舞台搭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啊，能够把互联网在中国搞得这样火的，不就是这些企业家吗？
再往后，信息产业部调整以后成了CNNIC的领导部门。我就对毛伟说，我说你一定要主动跟他们汇报工作，不必通过科学院。后来他们就搞得很好，毛伟直接跟信息产业部汇报，他们派人来看，还提出具体意见，比如这个跟安全攸关的事情机房的安全措施还不够，供电没有两路供电，没有什么紧急应急措施，需要改造。他们关系一直很融洽，这是我感到最快乐的。
我还想说一下我们是一个团队，各人干好各人的事，我干的主要是上层关系协调，像保证NCFC合作单位和平共处、什么时候到美国交涉，这是该我考虑的。后来有人对我说，你做得真不错。我说我不过是在其位谋其政，该我做的事我都好好做了，没有因为我的糊涂而丧失时机，我该推的时候往前推了一把。这些人是互联网进入中国的第一批见证人，亲身的参与者。
后来有人说起1987年王运丰[18]的第一封电子邮件，那是当时兵器部的计算所自己需要，找到了德国Karlsruhe大学[19]的措恩[20]教授来帮助，发了“跨越长城、走向世界”那封邮件。可是科学院高能所的吴为民[21]在1986年已经发了第一封电子邮件，主要是跟CERN在讨论怎么交换数据。2003年我参加WSIS[22]会议，德国一个叫Zorn[23]的教授做的报告题目就是“互联网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也提到“跨越长城”的邮件，这些和我们后来做的事没有一点关联。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国际上已经组织起来了很多的互联网组织了，首先就是ICANN，[24]每年开那样规模的大会。我们总感到在国际场合，要去说话很单薄，需要一个全国的协会代表中国互联网企业界、科技界去说话。
我记得跟清华的吴建平[25]商量，是不是也该成立一个这样的协会？他说胡院长，你来牵头。作为科协[26]的副主席，我就跟科协讲了这个事，科协说我们主管的是学会，不是企业协会，企业协会必须是产业部门来抓的事。后来我写了一个报告，找了几个工程院院士，他们都表示支持。我们写了一封信给科协，科协同意了。我们接着跟信息产业部沟通，说科协愿意跟你们联合发起成立中国互联网协会。那个时候，信息产业部也有这个想法，主管领导来找我，说协会请你做理事长。我说还是找一个企业家吧，我们是科技界，不懂这个。可是人家很坚持，谈了好几次。我问院长周光召，他说，要是他们主管部委真的让你干，你就干了吧。当时科协的党组书记张玉台[27]也说，启恒，你就应该干，你干比企业家好，人家会认为企业家不公正。我一想，也是啊。这理事长一做就做了12年。2001年的时候，有一次在国外开会，外国朋友提出说希望ICANN大会在中国开一次，我马上就接受了，我说我们很愿意做一次东道主。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个会不属于科学院的范畴，它归口信息产业部，而信息产业部要开这么大的国际会议，必须部党组讨论，还得报外交部等才能开，这跟科学院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黄澄清[28]立了大功，为了开成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他和当时的信息产业部主管领导都出了很大的力，才把这个会开成了，规模很大，超过千人参加。
图１： ２００７年王旭东部长，胡启恒院士，谭铁牛副秘书长一行莅临ＣＮＮＩＣ视察指导工作
图２： ２０１３年度的“互联网名人堂”入选嘉宾合影
我觉得我很幸运，一路上碰到这些人都特别友好，特别支持我，所以很顺利，眼看着互联网长大。开始时互联网名声并不好，被称为洪水猛兽，电视上老是骂互联网，而且是专家，说家长们啊，你们可要注意，让你们的孩子远离网络。如果真让我们的孩子都远离网络，中国就会跟世界拉开更大的距离，肯定会落后。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完全转变了。
（本文根据访谈整理，文字有删减，完整版已经口述者确认。感谢赵婕、刘伟、冉晓燕、胡冰、黄恬、孙雪、杜运洪等人为本文所做贡献。欲了解完整版，请关注即将出版的《互联网口述历史》系列丛书。）(责任编辑：李晓晖)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The National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Facility of China。
[2]张寿，生于1930年，江苏常熟人。曾任上海交通大学第一副校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家信息中心主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等。逝于2001年10月1日。
[3]朱开轩，1932年11月生，上海金山人。高级工程师。曾任中纪委驻国家教委纪检组组长，国家教委主任等。
[4]梁尤能，1935年4月出生，四川达县人。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
[5]北京谱仪（BES），是一台大型通用探测器，安放在BEPC储存环南端的对撞区，正、负电子束流在谱仪中心发生对撞。是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大型粒子物理实验装置，由多种子探测器组合而成。
[6] X.25，是一个使用电话或者ISDN设备作为网络硬件设备来架构广域网的ITU-T网络协议，是第一个面向连接的网络，也是第一个公共数据网络。
[7]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国际组织。正式名称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
[8]冀复生，科技专家。曾任《信息技术快报》执行主编，中国驻前联合国的科技参赞，科技部（科委）高技术司司长。
[9]师昌绪，1920年11月生于河北省徐水县，材料科学家。曾任金属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等。逝于2014年11月10日。
[10]陈佳洱，1934年10月出生，上海市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教育家，加速器物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等。
[11]周光召，1929年5月生，湖南宁乡人，著名科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副会长，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等。
[12]尼尔•莱恩（NealLane）
[13]斯蒂芬•沃夫（StephenWolff）。
[14]钱华林，1940年12月生，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员。早期从事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和整机的研制。是中国互联网重要的开创者之一。
[15]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Asia-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APNIC）。
[16]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简称网络中心，CNIC），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科研事业单位。主要从事中国科学院信息化建设、运行与支撑服务，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和科学工程计算的研究与开发。
[17]吕新奎，1940年9月生，江苏无锡人。曾任中国电子总公司副总经理，电子部副部长兼国家信息化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信息产业部前副部长，CETC（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主要创始人。
[18]王运丰，著名的武器专家。曾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华洪堡学者协会会长。中国互联网的先行者。逝于1997年4月29日。
[19]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Universitaet Karlsruhe）。
[20]维纳•措恩（Werner Zorn）。1987年9月20日，他帮助中国从北京向海外发出的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电子邮件的内容为“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21]吴为民，1943年生，华裔物理学家，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ALEPH组组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研究室副主任等。
[22]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orld Summit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简称WSIS），是一次各国领导人最高级别的会议，与会的领导人致力于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数字革命的潜能造福人类。
[23]维纳•措恩（Werner Zorn）。
[24] ICANN（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成立于1998年10月。
[25]吴建平，生于1953年10月。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专家委员会主任、网络中心主任。
[26]中国科学技术协会（CAST），是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组织，由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和地方科协组成，组织系统横向跨越绝大部分自然科学学科和大部分产业部门，是一个具有较大覆盖面的网络型组织体系。
[27]张玉台，1945年9月生，山东郯城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兼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等。②黄澄清，曾任邮电部办公厅副处级秘书，中国工程院办公厅处长，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处长等。
[28]胡启恒：模式识别专家。历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模式识别及机器智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从事模式识别研究工作。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个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1]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要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用。”[2]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互联网，因此更要加强对互联网企业的支持力度。”[3]这些都体现了中央和国家及高层领导人对互联网创新的重视和其发展价值的高瞻远瞩。互联网创新对我国网络安全、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都具有现实作用，因此客观、科学、有效评估互联网创新以反映我国互联网的创新现状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对推进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发展和“双创”工作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关于互联网行业创新指数的研究综述
1、互联网行业的创新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众多学者纷纷从互联网产业对经济发展影响、外资对中国互联网产业影响、互联网产业组织状况、移动互联网产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如侯合银等（2000）从统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互联网产业对整个国民经的调味品作用；阳洁（2002）从经济学分析了联网产业风险投资的利弊；刘茂红（2011）围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分类、组织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王有为（2011）从技术、商业模式、市场和社会信息化背景等多个维度，分析中日两国移动信息服务业的异同，总结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成功要素。
而具体到以产业创新系统视角研究互联网的学者则较少。目前主要有，我国中科院卢涛等人和华南理工大学陈彩虹等人分别利用产业创新系统和技术创新系统理论对物联网产业和移动物联网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
移动互联网创新系统研究。陈彩虹等（2012）利用技术创新系统的功能动态性分析框架从数据业务前景，终端、基础网络和应用的发展，操作系统应用平台和应用销售平台，中国市场潜力和特殊性，产业资本和风险资本的投入等5个诱导机制，中国产业链不完善，网络带宽、资费，知识产权等创新环境，手机安全等市场监管，人才缺乏等多个障碍机制对知识的创造和扩散、影响发展的方向、创业行为、市场形成、合法化、资源流动、正向外部效应等多个功能的影响等方面实证分析了我国移动互联网创新系统功能的动态性变化，为技术创新系统的功能动态性分析框架提供实证依据，同时为我国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分析提供理论参考。[4]
综上所述，互联网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其创新发展的要素和机制也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当前研究多将互联网视为一个整体，侧重研究其作为技术因素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或侧重研究互联网产品、业务或市场行为，而对互联网产业创新理论仍处于初级阶段，理论体系尚不完善，对创新机理和创新模式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当前随着互联网在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趋重要，科学化评估互联网创新能力的研究需求日益紧迫。
2、关于创新指数研究的综述
国内外对创新能力指数的研究颇多，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指数成果。宏观层面有国家间的创新能力研究和对比，如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以国别创新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5]、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以中国创新发展能力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创新指数研究》[6]等。这些国家级的创新指数在指标选择上也具有相对的宏观性、整体性，细分化特征不明显，但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可借鉴意义。中观层面的有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创新发展指数，也有以具体行业为研究对象的创新发展指数，如广东省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创新指数》[7]以及国家海洋局发布的《国家海洋创新指数》[8]等。相比于国家级的创新指数，城市间或行业间的创新指数的指标体系更具象化。微观与中观的界限有时并不很明确，但相对于中观其指标体现更加细化、范围更加具体，如中小企业创新指数、[9]高校创新指数[10]等。
3、互联网行业创新指数的创新
文献研究表明，国内针对互联网行业创新指数的可引用研究成果几乎没有。综合以上各类创新指数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宏观还是中观和微观，对于创新指标体系的建立都遵循创新环境、投入、产出和绩效的经典布局。[11]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指标体系研究也会遵循这样的思路，但是互联网行业有更加鲜明的行业属性。如互联网创新的草根性更强，传统形式的教育投入不能直接代表互联网创新能力；互联网创新的方式很多，技术、商业模式等，论文不是重要的考量方式；互联网创新的受众很广泛，几乎是所有网民用户和企业。正是因为互联网行业创新具有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所以构建的指标体系需要有别于传统的创新体系，又要能够反映互联网行业创新，且能够获得数据。这是本次互联网创新指数具有创新的地方，也是具有挑战的突破。
互联网行业是当前全球最热门的领域，互联网被赋予了很多的创新角色，其自身具有创新性，且依靠互联网行业也可以带来创新。即互联网行业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互联网行业是指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基础，利用网络平台提供服务并以此获得收入的行业，狭义的是指利用互联网进行各种商业活动、基于互联网平台提供信息和服务而获得收入的行业。本论文研究的是狭义概念下的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情况。这主要是基于互联网本身具有的基础性和重要性特征，它的创新发展对支撑“互联网+”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指数的内涵不仅仅在于对行业数据进行统计测算，我们希望通过最终数据来反映互联网行业各创新层面的发展现状，以数据的增长或降低来寻找其背后的原因或问题，为以后的创新调整提供参考。同时，我们还希望在这套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不断进行修正或创新，能够构建出更多的指标体系，以此辅助各种层面的监测和研究，对未来的发展形成周期性的成果，为各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指数是反映研究对象发展的参考值，作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可以为不同领域的用户比较直观和清楚了解某一领域的发展提供帮助，具有发展晴雨表的作用，但不具有完全指导公共政策制定或修改的功效。
对于互联网创新的理解和定义是构建互联网行业创新指标体系的前提和基础。
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想法、概念，到策划产品，再到用户需求和市场回报，还包括很多他的外围因素。互联网行业创新是指根据外部境和发展条件的变化，互联网行业将自身及相产业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并引入产业内部，以术创新为基础，组织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等创新行为为主要内容，使互联网行业竞争力断增强的过程。由此可认为，所谓互联网行业新系统就是指，以互联网市场需求为动力，以互联网企业为主导，以相关知识和技术共享为核心，通过产业内部及相关产业的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并引入互联网行业体系，推动互联网行业不断创新发展，从而使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的有机系统。
本文基于创新链这条主线，结合周围的生态进行了一级指标的选择，最终确定了6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创新动力基础、创新社会环境、创新经济价值、创新资本动态、创新活跃领域和创新成果效益。其中，创新动力基础是考虑互联网创新依赖用户和企业，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创新的成果需要用户体验；创新社会环境是互联网创新的客观外在条件；创新经济价值表明企业的创新成果被社会认可的程度，是创新经济利益的体现；创新资本动态反映了社会资本对互联网创新的关注和参与热度；创新活跃领域反映了当下互联网行业具有创新活力的细分领域，代表了互联网的热点；创新成果效益体现了互联网创新活动对社会和经济产生的效果影响。
鉴于选取指标的覆盖性、代表性和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了18个二级指标，构成互联网行业创新指数的评价体系。通过对这些指标数据的测算，希望可以反映互联网行业的创新现状、质量和能力及问题。指标架构体系如表1：
表1：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指标体系权重
1、确定指标评价权重
权重的合理分配是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科学评价的关键，因为各个指标不同的权重会导致不同的评价结果。目前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12]主观赋权法的各指标主要有专家根据经验和主观判断得到，如德尔菲法、功效系数法等，其缺点是忽视了评价指标数字特征本身所蕴含的信息以及易受专家的知识、经验、偏好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客观赋权法的各指标权重是由各指标在被评价对象中的实际数据决定的，如变异系数法、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其缺点是仅仅以数据说话，忽视了专家的知识和经验，有时会出现权重系数不合理的现象。本文的权重初始分值是以问卷的方式征询了近20位业内专业人士获得，包括互联网企业管理者（创业者）、互联网发展研究人员、互联网法律专家以及政府互联网管理人员等。后利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权重进行了反复修改和调整，最后形成了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指标体系。
2、综合评价模型与评估算法
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指数评估采用标杆分析法。此方法是国际上采用比较广泛的一类评估方法，原理是：给被评估对象确立基准值，并以此标准衡量所有被评估对象，从而发现不同时间段的差距。
（1） 原始数据采集路径方式
本互联网创新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18个二级指标，其原始数据主要有以下来源：政府官方机构、互联网领域行业机构、互联网企业财务报告、业内专业研究机构等。该18项三级指标都是硬数据，需要逐一采集，没有单纯依靠专家打分评估的指标数据。
（2） 数学模型和评估推算演示[13]
评价模型是评价指标与评价目标之间逻辑关系的数学表达式，某项指标数值越大，同等情况下对创新指数的贡献率也越大，即评价目标与评价指标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
通常指标的增速或发展速度是以基期年份指标值作为基准进行比较的。在某一指标体系中，如果按照通常方法计算各指标的增速后进行加权平均，由于可能存在某些指标增速过高（或过低）的情况，这样就会造成指标增速之间不可比（即增速过高或过低的一些指标的作用掩盖了其他指标的作用），从而造成整个指标体系失真的现象。因此，必须采用对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增速的范围进行控制的方法。一种较好的方法是将指标增速的基准值设定为该指标的两年平均值，这样计算出来的各指标增速的范围可以控制在[-200，200]的区间内。本指标中，18个指标都是正指标。
（2-1）各指标相邻年份的增长速度计算方法为：
，其中i为指标序号，t为年份，t≥2014。
（由于），
而｜Xit-Xit-1｜≤｜Xit｜+｜Xit-1｜,对于Xit的＞0和
Xit-1＞0，有｜Vit｜≤200）。
合成各级指数和总指数的算法
（2-2）指数合成方法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计算二级指标的加权增速
，其中Wi为各指标对所属领域的权重，k为该领域内指标的个数为年份，t≥2015。
第二，计算定基累计发展一级指标指数
，其中t为年份，t≥2014，E2014=100。
在计算指标体系中的某一个指标的定基发展速度时，如采用这一方法，其结果与通常方法一致，即指标当年的定基发展速度等于该指标上年的定基发展速度与当年发展速度的乘积除以100，当年的定基发展速度等于指标当年值乘以100与定基值之比。这是由于：
第三，计算定基累计发展总指数
，其中t为年份，ai为各项一级指标对总指数的权重。
表2：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指数测算结果（2014-2015年）
根据以上提出的互联网行业创新指数的体系指标数值和评价模型，我们测算出201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指数为156.2，2014年创新基数为100。
1、创新动力基础指数解读
201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动力基础指数为123.1，增长平稳。用户是创新的动力基础，随着我国网民用户数规模增长进入瓶颈期，国内市场增量变小，互联网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行业创新的新课题。进入全球TOP10的互联网企业又增加了1个，TOP20的数量达到了12个。这些互联网企业是国内创新的代表，也是走出去发展的典型，它们的成长能够为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创新提供可参考的标杆和动力。
2、创新社会环境指数解读
201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社会环境指数为203.2，增速极快。近两年，我国相继提出了“互联网+”战略、“双创”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行动，专项会议和配套的政策文件为整个互联网行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极优的政策环境。政府的支持态度传递到民间表现在与互联网创新相关的会议数量明显增多，全国各个地方都在积极部署互联网创新工作。政府和民间联动达到了“1+1＞2”的效果，为互联网创新提供了好的氛围，值得肯定。
3、创新企业价值指数解读
201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企业价值指数为174.9，增速显著。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它们创新的成果体现在其经营效益指标增长和投资者或机构对其成长能力的认可评价。2015年互联网上市企业的经营指标整体表现出色，企业销售额和利润均有较高的增长。排名前十的互联网上市企业市值多比2014年有明显增长，证明市场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保持认可和有信心。
4、创新资本动态指数解读
201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资本动态指数为167.3，增速明显。资本具有逐利性，看重创新能够给它带来的高收益，它们的表现是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的重要表征。指数表明，2015年我国社会资本在互联网领域的活跃度很高，投资了很多初创型或成长型具有创新模式的企业。虽然有一些企业最终会在市场的竞争中消失，但是资本愿意为企业的创新试错也表现出了市场对创新的容忍度提升，这本身就是有利于创新的表现。社会资本的活跃也与政府创新政策的支持有关。
5、创新活跃领域指数解读
201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活跃领域指数为208.3，增速极快。此次选取的跨境电商、移动游戏和互联网信贷三个领域分别属于电子商务、网络游戏和互联网金融领域更加具有创新特征的代表。网贷在2014年兴起，2015年集中爆发，增长速度远高于成熟度较高的跨境电商和移动游戏。由于跨境电商正面临这新的管理措施，会对它们的创新发展带来新的影响。网络信贷在创新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不良案例，出现了诈骗集资等恶劣行为，估计管理层会对这一创新领域进行规范，创新发展的速度会回归到理性范围。
6、创新成果效益指数解读
201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成果效益指数为104.3，增速较慢。创新的成果效益最被大家关注，从专家的权重打分中可以看出它被赋予的权重最高。但是，尽管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创新政策和资本的助推下表现异常热闹，在事关具成果效益的指标方面表现相对冷清。创新成果益中四个指标的指数值中有一个小于100，说2015年我国互联网行业新增上市企业数量已比2014年少。但新增互联网企业的指数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表明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创新到了新的问题，创新的主体不能被更广泛的资市场接受。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共享经济在我国的发展仍可圈可点。
本文从六个方面构建了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指数，运用标杆法测算了2015年的创新指数。结果显示，将2014年中国互联网创新能力指数设定为基数100，2015年的创新指数为156.2，增速明显。表明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创新能力保持着积极上升的良好态势。根据一级指标的指数可以看出，创新社会环境和创新活跃领域指数的增长热度偏高，创新企业价值和创新资本动态指数的增长适度，而创新动力基础和创新成果效益指数的增速缓慢。说明我国互联网行业当前的创新能力生态仍不均衡，政策刺激程度比较高，一些新出现的创新领域在监管政策不明确的条件下短时间内过于火热，一些利用创新进行非法行为的现象和伪创新情况仍集中存在。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创新也面临着企业创新不但要坚守国内市场，也需要走出去做大全球化市场的现状。企业自身需要走出去，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高的认可、在产品市场上获得更多的国外用户。创新成果的提升仍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我们认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创新能力发展会保持良好的上升态势，但要避免陷入对政策的过分依赖和政府利用资源主导，而应由政府引导并在提供好的公共服务措施前提下同步做好监管预案，让社会资源积极主动和简便高效参与到互联网的创新进程中。
论文对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指数的提出是一次创新，一些细节仍值得探讨。如关于创新活跃领域指数的设计，该指标是体现创新的重要参考，但是由于每年的活跃领域都会发生变化，对指标的连续性带来挑战。我们也初步提出了解决方式：第一，在后期的指标采集过程中可以继续加入新的活跃领域，保留原有的创新指标，但通过降低权重的方式减小其对新指标的干扰；第二，设定一个具体标准值，当新的创新领域指标值符合要求时引入，同样当原有的创新领域指标值不符合条件时删除。
作者简介
黄澄清:硕士，北京大学EMBA毕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兼任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通信学会互联网应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化部进口游戏审查委员会委员。
张静硕士，北京化工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互联网治理，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中国特色的网络治理演进历程和治网之道——中国网络治理史纲要和中国路径模式的选择》、《即时网络时代的传播机制与网络治理》、《基于网络舆论场的微信与微博传播力评价对比研究》等。
谢程利（通讯作者）博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部主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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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development index of China's Internet industry
HUANG Cheng-qing ZHANG Jing XIE Cheng-li
Abstrac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is a major opportunity for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t is bound to profoundly affect and reshape the patter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ative principle,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innovation ability index system of China Internet industry, from the foundation,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nnovation of economic value, innovation capital dynamic and active innovation field and innovation benefit .
This paper uses AHP method to evaluation the index.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net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n China w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some new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 value and innovation capital enhanced one another's ability; innovation power base and innovation benefits developed bothsteady.
Key Words: Innovation of the Internet; innovation ability; index system
( 责任编辑：钟宇欢 )
G20国家包括19个独立国家和1个国家组织，分别是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土耳其、俄罗斯、南非、沙特阿拉伯和欧盟。
图1：G20国家分布图
G20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到全球总人口的64%，国土面积之和占到全球各国总面积的60%，网民数量占全球网民总量的70%，GDP之和占全球总和的86%，贸易总额占全球总和的80%。可以看出G20国家无论是在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以及经济发展和全球贸易方面都已经可以代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是全球发展的缩影。所以，通过了解G20互联网的发展，可以对全球互联网动态有初步认识。
1、欧美国家互联网普及率高，中国仍具有增长潜力
根据Internet Live Stats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7月1日，G20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均值达到69%，与阿根廷国家69.2%的互联网普及率相持平。其中欧洲的英国互联网普及率最高，92.6%；其次为日本的91.1%。从整体上看，发达国家的普及率已经到达天花板，上升空间有限；发展中国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也面临着受人口文化水平限制带来的普及难点。对比美国和欧盟国家，都拥有较高的互联网普及率，但是美国在互联网产业方面发展比欧盟国家更加具有突破性和发展性，双方之间的发展分化越来越明显。中国作为新兴互联网大国，有网民人口优势，也积累了一定的产业优势，但是走出去发展的势头和基础仍不是很充分，需要继续坚持走出去的战略，不能仅走依靠国内人口红利支撑企业发展的道路。
图2：G20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对比图
2、印度成网民增速最快市场，未来潜力巨大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G20国家网民增速除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土耳其之外，其他国家的增速均低于6%，多为1%-4%之间，表明全球互联网用户规模发展已经处于缓慢阶段。中国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增长后，正在面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局面，网民增长速度出现瓶颈。
印度以51.9%的增速高居榜首，显示了印度网民增长速度快，同时也有印度网民基数小的缘由，与几年前的中国发展有很强的相似性。当下印度政府正在推动互联网基础建设，会让同样具有人口优势的印度在未来几年发掘出巨大的市场潜力。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新生代网民形成的主要力量。
图3:2015年G20各国网民数量增速对比图
3、30亿互联网用户上半场结束，下半场30亿开始
截至2015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已经超过30亿，占到全球总人口的40%；其中G20国家网民用户数量达到22.4亿，普及率为50.2%，高于世界平均值。中国网民数量已经突破7亿，为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普及率已经超过人口总数的一半，达51.7%。纵观全球互联网用户发展的历程，从1990年互联网民用化开始到达到第一个10亿网民用了16年的时间，达到第二个10亿网民用了6年，
达到第三个10亿网民用了4年。至此，全球30亿网民的上半场已经结束，未来30亿的下半场开始。
随着用户接入互联网方式的不断变化和未上网人群的客观因素制约，第四个10亿网民的成长速度到底是会被再次缩短还是会被拉长仍未可知。
4、支持60%非上网用户发展，缩小数字鸿沟
从下图的走势情况可以看出，G20国家网民数量的增长主要有两个明显的波动，第一次是在2000年到2002年，正是互联网固网快速普及的阶段，第二次是在2009年到2011年，正是移动互联网兴起并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是从总的走势图看，G20国家网民占总网民数量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未来网民的增长重点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需要支持剩下的60%未上网的潜在用户，关注他们的需求，为减小数字鸿沟作出共同的努力。
图4：G20国家网民数量占全球网民总数比例波动图
1、网络社交差异化明显，中国面临突破阻力
根据We are social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G20国家网络社交的平均水平为48%，高于31%的全球平均水平。其中，韩国的网络社交水平位居第一，达到了76%，其拥有全球最快的平均网速为网民使用社交网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印度虽然作为Facebook、Whatsapp等全球社交媒体的重要市场，但其本土社交平台的应用市场较小。中国网络社交水平高于全球但略低于G20平均水平，社交普及率已接近互联网普及率，需要突破上升阻力。
图5：G20国家网络社交渗透率对比图
2、社交平台TOP3对比，Facebook成赢家
对照G20各国社交平台的前三名，可以发现Facebook和Facebook Messenger以及Whatsapp出现的频率最高，说明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工具已经获得G20的市场优势。但其中也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现象存在，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的本土社交工具在本国占有优势地位，虽然Facebook也进入了相关市场，但并没有能够突破本土品牌的市场优势。中国社交市场的TOP3产品均为本土品牌，说明在中国市场国内品牌可以免于国外品牌的竞争，但是在国外市场的竞争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甚至中国品牌还没有走出国门。
图6：G20各国前三名社交平台的占比
3、电商发展美国领先，中日竞争显著
美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以绝对优势领跑G20国家，B2B和B2C市场的交易总额达到了65830亿美元，中国和日本分别达到了27010亿美元和24940亿美元。其中，美国和日本的B2B发展明显优于中国，而中国的B2C发展则明显优于它们。
从整体上看，受各国网民用户数量、消费习惯等多因素影响，G20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分化明显；印尼、阿根廷以及沙特等国家发展水平较低，与网民消费习惯转变和对电子商务缺乏安全感有关。
4、中美在全球零售电商市场已处于两强并列
根据Internet Retailer推出的《全球1000强：全球零售电商的革新》报告，2015年全球零售电商易总额达到了1.74万亿美元，并在过去三年平均保持每年20%的增速；中美日三国的电商企业占据全球十强，总交易额达到全球的54.8%，超过一半，其中美国有5强、中国有4强、日本有1强。阿里巴巴、亚马逊和eBay的交易总额超过TOP10总额的80%，阿里巴巴领先亚马逊优势明显。
图7：2015年全球电商交易额占比排名图
5、G20互联网经济对比，中国超发达国家均线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统计数据，2016年G20国家发达市场的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为5.5%，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4.9%。其中英国的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重优势最为明显，以12.4%位列第一，说明其已是一个数字商业化国家；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占GDP比重为6.9%，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互联网经济GDP占比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1、除中国外，互联网服务依赖于美国企业进口
G20各国互联网流量TOP10中，仅中美两国完全由本土企业供应服务；德国和加拿大，全部依赖于美国互联网公司，没有本土进入TOP10；韩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的本土与美国互联网企业各占据半壁江山，本土企业提供博客、新闻门户服务；除巴西新闻门户基于地缘位置辐射阿根廷与墨西哥外，G20的TOP10互联网服务几乎均依赖于美国互联网企业进口，语言对互联网应用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图8：四种类型的企业在G20国家中的比重
2、G20的“BAT”：集中于美国和亚洲
从统计数据看，美国互联网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公司数量明显，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领头羊形成了追赶之势；日本、俄罗斯和韩国分别紧随其后，作为第二阵营；印度和巴西作为第三阵营，具有影响力的上市企业仅各有一家。
表1：主要互联网企业国别量
3、美中互联网巨头企业市值差距正在拉大
全球TOP20互联网市值企业中，美中企业市值总和差距由2014年的2倍上升至2016年的3.4倍，中国与美国互联网巨头企业之间的市场差距明显拉大。这其中除了有中美资本市场的客观环境差异外，更体现出的是中美互联网企业在发展中确立的发展战略和方向差异已经十分明显，投资人对企业未来成长的信心已经通过股价获得了反馈。
图9：中国和美国企业在2014年和2016年的市值
4、中美互联网应用创新依然是最活跃区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给互联网带来了新的增长活力。许多依靠和建立在移动端发展的企业逐渐成为独角兽，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这些企业也被赋予了高估值，尤其是中国移动端市场的优势让企业的服务被看好，现在的估值总和远领先于美国。
根据中国艾瑞公司和美国Pitchbook公司对估值十亿美元以上创新公司TOP10总估值统计，美国公司的总估值超过680亿美元，中国公司的总估值超过1533亿美元，领先美国两倍之多。
图10：新兴国家互联网产业
5、移动互联网正牵引新兴国家互联网创新动能
新兴国家不仅仅是网络大国的目标市场，更会成为全球网络经济蓬勃发展的主动脉之一。
1、G20数字战略演进图
G20国家数字战略演进基本遵循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互联网发展与安全战略——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深度融合的未来工业战略的路线图。
图11：美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
2、英国—释放政府大数据红利的标杆
前面已经提到，英国的互联网经济对GDP的贡献率最大，这与英国政府力推的数据开放也有密切联系。在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互联网领域的数字开放与共享正在被发掘出新的经济价值。
图12：英国互联网释放政府大数据红利
3、韩国—以战略推动信息安全产业全球化构筑护城河
韩国对互联网的信息安全管理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具有鲜明的韩国特色。韩国人口数量不多，但是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一直领先全球。基于ICT发展的已有优势，韩国欲谋求在全球信息化安全领域新的发展地位。
图13：韩国ICT2020战略
1、G20各国网络安全策略部署与配置
纵观G20国家在维护网络安全建设方面的举措，多具有相似性。根据各国的具体措施，我们总结了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
表2：网络安全十大举措
2、G20网络安全企业，美国绝对领头羊
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成就离不开数量众多的安全企业。从安全企业绝对数量上就可以看出美国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国家。更深层次的是美国通过一些机制实现了政府与安全企业的合作，让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地位越来越具有优势。
图14：G20网络安全企业数量
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与网络空间的错综复杂结合在一起，引发全球网络空间出现新的安全挑战。从国家发展程度角度划分，可以分为G20国家即全球国家都面对的挑战、G20中发达国家面临的挑以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图15：G20国家网络空间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历届G20会议中，多有涉及到互联网方面的议题。说明互联网自身的影响力和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
表3：提到互联网发展的G20会议
以上就是对G20互联网发展的简要总结。希望读者能够从中了解互联网发展的态势，并发现一些趋势，欢迎与我们沟通。（责任编辑：钟宇欢）
G20 Interne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port
--Comprehensive paper
Project general manager: FANG Xing-dong,
Project lead unit: Shantou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ternet
Abstract : G20 National Confere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ction which discusses a number of issues, including the growth of the world's economy. G20 Summit will be held on September 4, 2016 in Hangzhou, China. In recent years, issues about the internet always be mentioned on various types of G20 conferences. Previous G20 conferences also launched a number of documents about the stages of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es. This year, China as the host country, having the largest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of the world, focus on Network Power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r Cyberspace is bound to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of this conference and series of forums. Under such background, G20 National Internet Development research Report, which was led by Shantou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ternet and written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is the comprehensive one. Reader can study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status quo and the trends of the Internet of G20 nations.
Key words: G20; Internet; Cyberspace
当今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义盛行，网络安全问题丛生。何进行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及建公平正义的国际规则，各界一直存在颇多争议，实质上反映了国家、国民和国际三大网络空间行为体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各行为体从自身利益发，从而形成了目前各执一词、难以调和的局面。网络空间新秩序的建立需要从三大行为体的视角审视全貌。“三视角”理论是从国家、国际、国民“三点”出发，引出三个边界条件，在稳定的三角形共视区内将网络空间分成“三层”——基础层、应用层、核心层。不同层面区别对待，求同存异，从而跳出单点迷思和二元对立，站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维度，以俯瞰的视角，科学把握排他性与让渡性的对立统一。
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挑战，正在上升为主权国家第一层级的安全威胁。世界各国针对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展开热议，网络主权不可回避地成为争议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得到“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的较大认同，但在国际社会，仍对网络主权存在深层分歧和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将网络主权与互联网精神对立起来。有观点认为主权的排他性有悖于互联网精神的互联互通，认为强调网络主权会人为制造新的问题，导致互联网碎片化。例如，电子前线基金会（ElectronicFrontierFoundation）发起人巴洛（JohnPerryBarlow）发表《网络空间独立宣言》认为，网络空间生来自由，民间力量自会明辨是非，形成网络空间新的社会契约，解决冲突和争议，认为中、美、俄、法、德等各国政府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均不拥有网络空间的主权。
二是将网络主权与人权对立起来。有观点认为互联网应该支持言论自由，主权的介入阻碍了信息自由流动，这一舆论矛头集中在中国设立防火墙上。例如，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AmnestyInternational）认为，中国的网络主权主张侵害了言论自由，并以此为由号召苹果、谷歌、脸书、领英等科技公司抵制中国。
三是将网络主权与多利益攸关方对立起来。有观点认为，网络主权引发互联网治理模式之争，政府主导的多边治理可能会挑战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例如，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施特里克林（LawrenceStrickling）表示对中国的立场感到困惑，认为中国一方面表示支持多利益攸关方，另一方面却在乌镇峰会提倡网络主权。
由此可见，网络主权问题在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成为诸多问题树的树根，其他问题由此衍生。在这一问题上理清分歧、达成共识，才有国际合作的基础。“大道至简”，再复杂的问题回归到最简单的“道”上，道通则理明。如何才能让传统主权这个概念在网络空间全球化时代以更加科学的内涵和表达获得最大公约数和认同度？借助在“中美”、“中俄”、“中欧”国际二轨对话交流中得到的一些启发，本文尝试构建一个理论框架，阐释一种整体的、互动的、分层的网络主权观，以便更客观、更辩证的理清问题、解决矛盾。
深入剖析上述三个主要矛盾，实质上反映的是国家、国民和国际三大网络空间行为体之间的利益诉求。这三大行为体各自从自身视角出发，对另外两大行为体普遍忽视，从而形成了目前各执一词，难以调和的局面。
网络主权和互联网精神这对矛盾，其背后行为体是国家与国际；网络主权和人权这对矛盾，其背后行为体是国家与国民；而网络主权与多利益攸关方这一对矛盾，其背后又涉及国家、国际和国民三个行为体。
二元对立的零和博弈，或为僵局，或是一方胜利，但皆付出巨大代价。如今国际社会的舆论质疑，大多出自单一视角、单向思维、单边逻辑。站在一个点看问题，对另外两点普遍忽视，要么绝对，要么过激，结论是无解的，需要跳出单点迷思和二元对立，站在更高的全息维度，引入三个视角。
认清网络空间的三大行为体，如同混沌空间点亮的三盏灯，一盏灯只能看到一个点，两盏灯能看到一个面，而三盏灯可以让我们看清一个整体。从三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真实的网络空间，其中各行为体的角色与诉求，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影响，形成多元矛盾的对立统一。
数学当中解多元方程总要设边界条件，（n>x>0），在一个定义域里求解，变量既不是无穷大，也不是无穷小。三视角的意义就在于，由这三个行为体的视角出发，就能画出三个边界条件，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和共视区，可以进行有效对话，求同存异，更具包容性，避免单点思维。
传统的、实体空间的国家主权，存在天然的排他性。对内强调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对外强调不可侵犯的独立性。当人类进入了网络社会，由于开放性、全球性特点，使另外两个行为体的体量增长，作用凸显。这个时候谈国家主权，一定要拓展国际和国民两个视角。
国民视角：国民社群（网民及公民、国民）追求自由，具有更多的横向拓展的特征。当今全球网民达32亿，中国网民高达7.1亿，这是了不起的数字。网民就是公民、国民。国民社群内部具有家族、邻里、语言等方面的相似性，栖身于同一社会与文化语境当中，受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但同时，在网络时代，国民社群更多地走出血缘和物理社区的绑定，实现横向水平拓展，以价值观认同为基础，追求温和渐进的社会变革。各国都市化人群的生活方式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并且因女权、人权、环保、反战、反全球化等共同价值观走到一起。1999年民间团体作为反全球化的力量在反WTO示威中崛起，并在新世纪作一个崭新的利益攸关方成为络空间政策的参与者。
国民社群虽然有追求自的天性，也存在紊乱、松散甚至产生冲突；既拥有美好价值观，也可能诉诸极端主理念和民粹主义。例如：ISIS等伊斯兰极端组织通过网络招募战士，世界各地竟有年轻人趋之若鹜。在无序的环境下，完全靠网民治网，自律效果并不好，自由也无法得到保障。要维护每一个网民的自由，就必须要有秩序来平衡，这就注定网络不能是法外之地。秩序的建立和形成需要外力，需要国家、政府层面制定规则，依法治网，保障网民的合法权益。技术不是万能的，技术本身不会提供秩序和安全，需要主权来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
国家视角：国家追求安全与发展，具有更多的纵向垂直的特征。国家拥有征税的权力，还拥有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按照等级鲜明的命令体系运作，这是17世纪中叶以后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的特征。讨论网络空间的国家视角，需要将国家分成两类：发达的、强势的上游国家和发展中的、弱势的中下游国家。网络主权对于后一类国家具有特殊意义。
对于发达国家、强势国家来说，它们既可能利用自身所处的上游地位，引领建设和平美好创新的网络空间，也可能诉诸单边主义，肆无忌惮地利用自身技术优势监控全世界，至将网络空间军事化、政治化。在这些国家，最坏的趋势是网络空间对外政策上的好战主义。在国家和国民这条双边系上，挪威和平学者加尔通（JohanGaltung）研究的结论西方发达国家越民主越好战。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认为，在人类千万年的历史中，最珍贵的是驯服了统治者，将他们关进了笼子里，并号称自己站在笼子里向人们讲话。殊不知，在美国，可能真正做到了将统治者关进了笼子，但是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们仍然站在笼子以外。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最要紧的事情是建立隔离带，不要将传统空间对外政策方面的好战主义延伸到网络空间。
对于发展中国家、弱势国家来说，国家既可能以主权为国际法中唯一认可的法律武器来抵制霸权主义和好战主义，也可能滥用网络主权概念来隔绝自己国民的信息渠道。这些国家既要保安全又要谋发展，既要管网也要用网，利用网络空间建设符合自身国情的民主体系，避免失去与国民的联系和共鸣。国家与国民这条双边关系应是相互依赖和依存的关系。习近平主席在“4•19”重要讲话中指出：“网络以人民为中心。”要让互联网更好的造福人民。在网上倾听民声，了解民意，集中民智，引导民主，更能体现执政党的智慧。这样互联网的自由活力也会给国家发展带来繁荣生机。
国际视角：国际社会追求开放与包容。国际互联网代表技术创新的主流，人类文明生活的大势。国际社会要追求开放与包容，因为这里既有大国关系的角逐，又有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还需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平衡。国际社会的最大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以及反经济全球化力量的全球化。按照德赫尔兰（MajidTehranian）的观点，中国、印度以及一些东盟国家属于“北京全球化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中国是最典型的国家。中国经历了长达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和消费，拥有五千万海外华人的联系，因而成为全球化过程的重要受益者。与此相反，伊朗、朝鲜、古巴以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大部分国家，则游离于全球化体系之外。
“达沃斯全球化模式”属于另一种经济全球化的模式，向全球扩张的资本主义，既普及了创新和技术，也造就了消费主义的泛滥。世界经济论坛是该模式的代表，该论坛每年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代表几千家全球公司及其政治盟友的利益。与此相反，反对达沃斯模式的劳工、人权以及环保力量也实现了全球化，试图纠正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上是国民、国家以及国际三个视角的特征、逻辑、以及优缺点。从国家视角看，国家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正确看待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可以将互联网为我所用，趋利避害。国家主权通过一定的让渡，融入国际体系，可以让国际间的开放互通为国家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促进文化交流、经济合作以及安全上携手应对。国家与国际之间有相互依赖、包容、让渡的关系，达成对立统一。习近平主席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
国际视角看，互联网在技术上实现了全球互联互通，但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无视国界和国家主权。要防止过度追求开放，越过底线，网络强国更应主动协助填平数字鸿沟，积极让渡和共享网络资源和治理经验，克制使用不对称手段谋取短期利益的冲动。在全球一网的基础上，创造更多的利益契合点，让世界各国都能够取得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安全保障，这才与“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互联网精神本质相契合。最近，中国《反恐法》删除了原本草案中规定的数据本地存储、提供接口等国际社会反映强烈的条款。这说明中国在开放与安全之间正在做出必要的让渡。
国家追求安全与发展时，需要向国际开放；国民在追求自由时，需要国家提供秩序保障；国际追求开放时，需要包容不同国家的多元文化。这些多边关系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看似矛盾，却相互依存。每个行为体不能总是一味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绝对化，而是需要一定的相互“让渡”，在三边所限定的共视区内达成最佳的平衡，也就是要在网络空间的地球村、一条船上，寻求守望相助。
综上所述，发展与安全、自由与秩序、开放与包容之间都是一组动与静的统一，阴和阳的平衡。其实这三个行为体本身的诉求并不是绝对冲突和对立，只不过放到不同范畴，而表现出一定对立关系，但最终我们追求的是大格局下的整体平衡，有让有合，对立统一。很多时候，通过观念的转变，视角的转化，就可将一些矛盾化解。
虽然传统主权天然排他，但在全球化时代的网络主权需要考虑合理让渡。具体什么时候排，什么时候让，让到什么份儿上，要有度。基于三视角模型，再进一步分析和把握这个度。
过去习惯把网络主权的争论焦点放在网络空间到底应不应该有主权，也就是放在主权的“演进性”或“延伸性”上，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无须争论的事实。认为网络空间没有边界，认为网络空间不适用国家主权，这种观点已被现实所否定。网络空间早就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疆域，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讲话中早就把它视为一个作战域，并组建了133支网络战部队。
各国不管在网络主权的提法上如何各执己见，在实践层面却无一例外对本国网络加以管治，防止受到外部干涉和侵害。这些都是对承认网络主权的实践明证。分歧并不在于是否认同网络主权，而在于主权覆盖哪些区域，通俗的说，就是“脖子”以上还是以下的部分。这个问题反映了不同国家对网络安全的痛点是不一样的。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和理解各国的不同关切。
因此，我们认为研究的关键，要用分层的方法来具体分析网络主权的可分性，进而找到主权“排他性”与“让渡性”的适用域。
底层：物理层，包含网络基础设施。这一层的关键是追求标准化，全球一网、互联互通。互联网，是继粮食、水以及电之后，成为各国发展的必备基础设施和先决条件。这一层里，需要各国做出集体让渡，强势方更要向弱势方主动让渡，发达国家把成果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以填平数字鸿沟。在2005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成立了全球数字团结基金，致力于弥补全球数字鸿沟，就属于这个范畴的事情。
中层：应用层，包含了互联网平台在现实中的广泛应用。互联网载体融入了人类在科技、文化、经济、贸易及日常等方面的各种活动。新的世纪，技术的崛起延续了工业时代的势头，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大英百科全书相对于维基百科，新华书店相对于亚马逊，中国移动相对于Skype，中国工商银行相对于余额宝，希尔顿酒店相对于民宿Airbnb，百货大楼相对于阿里巴巴，传统的出租车相对于滴滴优步。后者都具一个相同的特点，建立在网或移动应用平台之上，更容跨越主权国家的范畴。
网络主权在这一层次的响应该因地制宜，动态平衡多边与多方共治，自由与秩平衡。在ICANN所管辖的名体系中，各国都认可“.cn”（中国）、“.de”（德国）、“.ru”（俄罗斯）、“.jp”（日本）等国家代码顶级域的主权属性。同时，顶级域名的注册已经向省份和城市开放，“.Helsinki”（赫尔辛基）、“.London”（伦敦）、“.NYC”（纽约）等城市名称也都成为顶级域名，获得跟“.fi”（芬兰）、“.uk”（英国）、“.us”（美国）等国家级域名同样的待遇。它们都属于各国行政区划内的城市，完整携带主权属性。
同时，关于WHOIS域名注册信息查询，也可以较大程度上包容各国隐私法的差异。WHOIS是“Whois”（谁是）这两个单词的合并形式。“谁是这个域名的负责人？”WHOIS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通过使用WHOIS数据库（https://whois.icann.org/en），任何人都可以查询某个网站的注册信息，涉及包括域名所有人、注册商、注册地、创建和更新日期、联系电话、传真、邮箱等将近60行标准格式的信息。但是具体到各个国家层面，所公布的内容亦可根据本国隐私法的内容决定公开内容的完整程度。所以，从ICANN机制本身来看，虽然奉行的是多方原则，但是从更广的实践层面来看，ICANN却是多边和多方融合绽放的万花筒。
顶层：核心层，包含政权、法律、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涉及执政根基，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容挑战。因各国的国情、宗教、文化背景差异，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的生存常态，不能用一种文化强行格式化这个世界的所有文化，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对于一个国家，你可以不认同它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是必须尊重它的存在，包容它的差异，理解它的国情。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土壤即是各国所处的历史、文化、文明语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认为“尊重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希望“在承认文化多样性、认识到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和发展文化间交流的基础上，开展更广泛的团结互助”，认为“尽管受到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积极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文化多样性是一种挑战，但也为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进行新的对话创造了条件”。
网络空间应该避免重复各国在传统空间所走的弯路，不应以网络安全为借口复制传统空间中格格不入的敌我势力划分，做到各文明、文化、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中阐述了中国对文明、文化、以及宗教的基本观点，恰能回应当下全球网络空间领域存在的核心分歧。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的最大障碍。”
可见，在三角形的中层和底层，网络主权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合理让渡，让更多的利益攸关方能够参与治理，形成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而顶层重在体现政府的主导作用，“互联网的公共政策制定权是一国的主权，每个国家对境内信息基础设施承载的信息拥有天然的管辖权”，这是联合国专家组已经达成的共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和网络治理模式，是让各国政府承担国家责任、开展国际合作的基本前提。
综合这三个分层，可以进一步厘清多边与多方的分歧。两种模式其实并不冲突，而是在网络空间的不同区域、不同层级有不同的适用性。涉及意识形态、政策、法律、制度和政权安全问题肯定要充分发挥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体现多边治理的优势。
图1：三视角下的网络主权三层特征
基于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回答前文提出的对网络主权的三个质疑：
第一，关于网络主权违背互联网精神的质疑。坚持网络主权绝不排斥互联网精神。“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网络”，不容置疑。承认“网络主权”是基础，是为了各国能够平等参与互联网的全球治理，不仅实现互联互通，而且还要共享共治。
第二，关于网络主权与网络自由的分歧。以防火墙为例，防火墙对中国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面对网络空间日益恶化的安全态势、“颜色革命”的严峻挑战、上游强势资本的冲刷，网络对抗能力还不够强大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对政权和国家的安危无动于衷。就像让一个整日面对恐怖袭击威胁的国家，放下反恐的戒备，解散反恐的武装，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反对网络强国动用国力支持穿越他国防火墙的行为。但是随着安全的好转，互信的加深，民主的成熟和技术的发展，我们也会更加精准、高效地封堵有害信息，将防火墙收窄。顶层所覆盖的范围实际上是面积很小的，过度扩大顶层区域的面积，不利于各方在网络主权上达成共识，这也是中国一直在努力研究、不断改进的内容。
第三，关于多边与多方对立的疑虑。提倡网络主权并非要取代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各国政府也是多利益攸关方的一员，既要发挥政府在多方中的作用，同时也应当尊重、鼓励企业、社群、专家、智库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参与治理。但要防止以多利益攸关方排斥政府的参与和关键问题的主导。在核心层和应用层，涉及意识形态、政策、法律、制度和金融安全问题，必然要充分发挥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体现多边治理的优势。
例如，美国和欧洲今年发布《欧美隐私盾协议》，最终取代了此前由于斯诺登泄密事件而废止的《安全港协议》。新协议较为妥善地协调了国民、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由于欧盟是跨大西洋数据流通中相对弱势的一方，新的框架协议明确规定美国安全部门不可以大规模、毫无鉴别地搜集欧洲用户的信息。欧洲公民在自身隐私受到侵害的时候，既可以向本国政府部门申诉，也可以越过本国政府直接向美国公司申诉。新协议从实质上体现了网络空间的主权含义，也是政府主导下维护网络主权的法律实践，值得研究借鉴。政府在国际和国内重大事件当中是举足轻重的定盘星，这是不争的事实。关键时刻，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当放则放，当管必管，不容回避，也必须担当。
通过上述分析，三视角下看网络主权的对立统一，可概括为：在全球化向深度发展的网络时代，网络主权具有可分性。第一，核心层具有不可侵犯的排他性；第二，物理层、应用层具有开放共享的让渡性。既不允许滥用互联网的联通性来挑战主权国家的核心利益，也不能以传统主权的排他性动摇全球一网的基础平台。让渡与排他的比重具有弹性，因其网络主权能否得到国际规则的尊重而互动。
第一，网络主权植根于现代国际法，是国家权利和责任的综合体现。任何一个负责任、有良知的国家政府都不会漠视新空间的发展与安全，也不应排斥、阻挠其他国家的主权申张和全球共治的合理诉求。尊重“网络主权”是开展国际作的前提，是构建良好秩序基础。
第二，网络时代和全球背景下的“网络主权观”，要突破实体空间的局限和二对立的误区，站在网络空间运共同体的维度，以俯瞰全的视角，科学把握排他性与让渡性的对立统一。中国坚持网络主权，也在合理让渡主权，中国重视国家安全，也在推进国际合作与开放发展。
第三，中国从不反对多方治理模式，但必须防止以此排斥政府在重大问题上的作用和责任。多边与多方是互补而不是互斥。政府和多利益攸关方可以在网络空间的不同层面发挥不同主导作用。
第四，在网络时代，丛林法则应让渡于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画地为牢应让渡于开放共享；唯我独尊应让渡于共生共荣；以价值观划线应让渡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交流互鉴。（责任编辑：钟宇欢）
作者简介
郝叶力：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ISC“观潮”洲际论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