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度互联网发展简史
截至2015年底，印度人口为12.93亿，仅次于中国，位居全球第二。国土面积329万平方公里，位居全球第7，国民生产总值（GDP Normal）2.38万亿美元，总量居全球第7，人均居全球第141位。[1]印度宪法规定，22种地方语言（不包括英语）均可作为官方语言，但实际上，印度语和英语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两种语言。其中，10%左右印度人会讲英语。
印度互联网起步早，发展慢，进入21世纪，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印度互联网发展开始提速。
1995年，印度首个互联网运营商VSNL（Videsh Sanchar Nigam Limited）投入运营。在6个月时间里，印度诞生了1万名互联网用户。[2]
1995年至2004年，印度互联网依赖窄带（56kbit/s）运行，发展受到制约。
1998年，印度实行新的电信政策，允许私营公司设立网络，经营电子商务、远程教育和其他信息服务，一些有实力的私营公司崛起[3]。
2004年起，印度政府开始推广宽带工程，分阶段投入资金，试图将城镇和村庄用国家宽带网络连接起来。
2010年，印度政府陆续推出3G和4G牌照。印度网民上网方式多种多样，既有2G手机拔号上网、也有xDSL, coaxial cable, Ethernet, FTTH,ISDN,3G,WiFi,WiMAX等上网方式。
2014年，印度手机用户达到9.07亿，其中2G网络用户2.74亿[4]，智能手机占15%，约1.36亿[5]，移动上网逐渐成为主流。
2015年，印度政府提出“数字印度”政策，重点发展九大领域，推动互联网及相关行业发展。
截止2015年底，印度互联网发展规模如下：[6]
表1：印度互联网用户数量
（二）印度互联网发展在全球所处位置
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15》网络就绪指数（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NRI），2015年印度网络空间综合就绪指数为3.7，在143个国家中排第89位，较2013年的68位和2014年的83位，排名有所下降。除“支付能力”外，其余各项指标均处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在143个付费上网国家中，印度每分钟移动和固定宽带费用非常低廉。但基础设施不足，依旧是印度互联网接入的最大障碍。[7]
国际电信联盟（ITU）《衡量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5》（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Report 2015）, 根据报告所采用的通信技术发展指数（ICT Development Index，IDI），印度通信技术发展综合指数为2.69，在167 个国家中排名第131 位（中国排名82 位）。在通信技术发展方面，印度除了资费较中国便宜外，在接入、应用和技能指数上，均远远落后于中国。[8]
根据互联网实时数据网站 internetlivestats.com[9]，2006-2016年印度人口增长与互联网用户数增长情况如下图：
图1：2006-2016年印度人口增长与互联网用户数增长情况
由上图可以看出，印度2009年以后互联网用户增幅加快，2014年，随着移动上网的普及，印度互联网用户大幅增加。根据Merry Meeker发布的2015年互联网趋势报告[10]，2014年印度互联网用户同比增长33%，智能手机用户同比增长55%。
新增网民中，农村网民增幅快速，截至2015年10月，印度农村网民数量达1.08亿，同比增长77%。预计到2016年，印度农村网民数量将增至1.47亿，年龄18-30岁网民占比达76%，农村智能手机上网比例达60%。[11]
将美国、中国、印度的互联网普及率进行比较，发现印度仍有较大差距，不过，差距呈缩小趋势，具体如下图：
图2：美国、中国、印度互联网普及率比较
（一）印度电信产业规划
根据印度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2-2017），印度电信产业发展规划如下：[12]
1，为12亿人口提供通信服务。
2，手机信号覆盖所有村庄，农村地区电话普及率达到70%。
3，宽带连接1.75亿人口。
4，完成国家光纤网络工程（NOFN）。
5，为国际移动通信增加300兆赫频率。
6，推进知识产权、产品研发和商业运营，将印度打造成通信设备制造中心。
7，为印度制造提供优先市场准入。
8，将电信网络国产化提高到60%，并增值45%。
9，在电信领域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推广节能环保。
（二）印度国家光纤网络（NOFN）
国家光纤网络（National Optical Fibre Network,简称NOFN）是印度2011年启动的国家工程，印度政府计划通过这项工程，将电子政务和应用延伸到广大农村地区。该工程由印度政府USOF基金（Universal Service Obligation Fund）出资30亿美元，目标是将宽带服务延伸到25万个村庄。
为完成该项目，印度通讯和信息技术部电信司（Department of Telecommunications,简称DoT）成立高级管理委员会，负责NOFN的网络框架、预算、技术架构以及其他相关事宜，并设立国营电信运营商Bharat Broadband Network Limited（BBNL），负责国家光纤网络的项目建设。
工程原订2013年竣工，但一再拖延，电信司为此饱受舆论指责。批评人士认为，只允许国有企业参与工程是导致延期的主要原因。印度政府于2016年引入私营公司，希望加快工程进度。
工程分三阶段完成，第一个阶段，2015年3月实现宽带连接覆盖5万个村庄；第二个阶段，2016年3月再覆盖10万个村庄；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预计2016年12月完成最后10万个村庄的宽带部署。
（三）“数字印度”（Digital India）
2015年7月，印度总理莫迪提出“数字印度”，作为国家战略予以推进。“数字印度”核心内容有三项：建立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让公民享有数字权、培养印度人民的数字素养。印度政府希望通过“数字印度”，改善印度的网络基础设施，提升网络水平，为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印度公民在全球范围争取更多的权益创造更好的条件。[13]
根据印度政府计划，“数字印度”重点发展九大领域：
1. 加速宽带建设
实现宽带网络在城市和乡村全覆盖，完成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让印度25万个乡村接入光纤网络，未来网络运营商将在城市发展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建立高速网络连接和云平台。
2.移动互联网建设
实现移动网络覆盖无盲区。印度约有5.56万个村庄没有覆盖移动网络，为实现这些村庄的移动网络覆盖，印度电信部门计划在4年内投资1600亿卢比（23.8亿美元），普及移动互联网。
3.公共网络接入计划
公共网络接入计划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公共服务中心（CSCs）和邮局综合服务中心。全国公共服务中心是用于传递政府和商业服务信息的多功能服务端点，每个村庄一个，共25万个。超过15万个邮局将被改造为综合服务中心，成为公共网络接入计划的一个关键节点。
4.推行电子政务改革 改革措施包括：简化形式、压缩信息、提供在线应用和在线信息追踪服务、建立网上信息资料库方便市民查找个人信息、整合服务和信息平台等。通过电子政务改革，所有数据库和公民信息将以电子形式自动呈现，实现政府工作流程自动化，便于政府信息公开。
5. 发展eKranti电子服务 大力推行国家电子政务计划（NEGP），让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政府网站、获得信息服务，使网络公共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电子政务计划共有44项具体项目，其中15项已经完成并可以提供服务、12项部分提供服务、3项正在实施、5项仍在设计和发展中、9项在调查阶段。这些项目涉及网络教育、电子医疗、农业科技、技术安全、技术公平、电子金融、网络安全等等。
6.推动全民信息计划 印度政府提供开放数据平台（http://data.gov.in），通过社交媒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与民众的信息沟通和互动中，推行在线信息服务，促进公民与政府双向沟通与互动。
7.发展电子制造业 改革税收，建立规模经济，加强技能培训、加大科技孵化、提高国家奖励、促进品牌建设、协同科技研发，争取2020年实现电子产品零进口目标。
8.增加IT就业岗位
共八项具体内容：在小村镇开设IT技能培训；五年内培训人员1000万；发展东北部地区IT产业；促进东北部地区IT外包产业以及通讯技术发展；为外包服务人员提供培训；培训30万IT咨询服务人员；为农村劳动力培训电信知识；为电信行业培训50万名农村劳工。
9.推行“早期收获”计划 短期内可执行项目，包括建立IT信息平台、政府网站“电子贺卡”问候、电子识别考勤制度、高校无线网络覆盖、政府内部邮件安全保障、规范政府电子邮件设计、公共Wi-Fi热点覆盖、校园书籍电子化、以短信形式发布气象信息和灾害警报、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儿童丢失认领信息等。
为推动“数字印度”发展，印度政府加大投入，2016-2017财年，政府为“数字印度”各计划提供资金577.8亿卢比（约合8.58亿美元是2015-2016财年预算的4倍多；海内外的印度商界精英们承诺为“数字印度”投资670亿美元，与此同时，硅谷也向印度抛出橄榄枝，Facebook宣布为印度农村地区提供WiFi热点，谷歌宣为印度500个火车站提供宽带服务；微软宣布为印度50万个村庄提供宽带连接，同时在印度数据中心增设云计算服务；高通公司宣布向印度创业公司投资1.5亿美元；甲骨文公司计划扩展20个电子支付和智能城市服务。[14]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2013-2014》，印度是全世界文盲人数最多的国家，达2.87亿，占印度人口的22%[15]，印度推广“数字印度”，仍有很大阻碍。
（一）电信产业
印度是世界上第二大电信市场，按照印度政府通讯与信息科技部的划分，电信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电话（固话和移动电话）、互联网、广播电视。
印度从1990年代开始逐渐放开市场管制，引入竞争，私营企业加入电信市场，促使电信市场快速发展。
印度现有十个海底光缆接口：孟买4个、钦奈3个、迪格哈1个、科钦1个、杜蒂戈林1个。印度国有电信运营商BSNL拥有两个接口，其余的都由私营公司拥有。世界最大的光纤网络运营商塔塔通信（Tata）和印度电信运营商巴帝电信
（Bharti Airtel）各拥有三个接口，超过80%为私营公司所有。[16]
2007年，印度政府通讯与信息科技部电信司（Department of Telecommunication,简称DoT）推出ISP牌照制度，牌照分两种，A类牌照（全国范围）需要缴付200万卢比（约合3万美元），B类牌照（大城市范围）100万卢比（约合1.5万美元），牌照为期15年。2010年，电信司修改规则，将牌照延长到20年，相应增加费用，A类牌照300万卢比（约合4.5万美元），B类牌照150万卢比（约合2.25万美元）。
根据印度电信监管局[17]（Telecom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India,简称TRAI）定期公布的数据，2015年，印度有129个ISP，排在前十位的服务商占据了98%的市场。巴帝电信占有最高市场额，约为25%，沃达丰占21%，BSNL、Idea和Reliance各占大约10%，其中私营企业占比高达90%，国有企业仅占10%[18]。对比2006年的数字，印度电信行业私营企业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不断缩小。以国有的BSNL为例，2006年市场份额约为40%，但到2015年，下降到10%。[19]
2015年，印度共有13个移动运营商，其中巴帝电信市场占有率最高，约为23%，其次是沃达丰（19%）、Idea（16%）、Reliance（11%）。截至2015年10月，印度移动用户规模占互联网用户整体规模的87%。[20]
印度移动与互联网协会2014-2015年报显示，截止2014年底，印度移动互联网使用人数达到1.73亿。随着使用移动互联网人数的增加，移动支出也随之增加。年报显示，2014年印度移动互联网支出较上一年增加36%。[21]
根据IDC报告，2015年3季度印度智能手机出货量为2830万，较去年同期增长21.4%。三星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占据最大份额，达到24%；其次是Micromax（16.7%），英特尔（10.8%），联想集团（9.5%，含联想和摩托罗拉）与Lava(4.7%)。苹果手机因价格较高在印度市场份额仅占0.9%。[22]
尼尔森印度公司的报告显示，印度人平均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小时45分钟，是全球玩手机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23]2015年4月，印度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Flipkart关闭网页版，只在手机App端开展业务。
（二）IT产业
在印度国家形象的塑造中，IT产业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使印度的国家形象由落后转为创新。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IT产业出口国。主要IT产业基地有班加罗尔、海德巴德、钦奈、孟买、德里、普奈，其中班加罗尔被誉为印度的硅谷。著名IT服务供应商有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Infosys、Cognizant、Wipro、以及HCL Technologies。
2012年，IT产业占印度GDP的7.5%。根据印度软件和服务业企业行业协会（NASSCOM）统计，2015年，印度IT产业收入高达1470亿美元，同比增长13%，其中出口为990亿美元，占67.3%，国内市场480亿美元，占32.7%。[24]
2002年，印度与欧盟建立双边科技合作关系，并在班加罗尔成立印欧软件教育和研发中心。根据印度商务部所属印度品牌管理基金（IBEF）报告，[25]截至2015年，78个国家在印度成立了640个离岸开发中心，印度外向型IT服务出口市场，美国占62%，英国占17%，欧洲（英国除外）占11%。印度IT产业细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信息技术服务（IT services）：2015年市场规模约680亿美元，其中80.88%来自出口市场，银行、金融、保险仍是信息技术服务主要垂直领域。
商业流程管理（BPM）市场规模约270亿美元，其中85.19%来自出口市场，提供350万个工作岗位，是最大的就业领域。
软件产品和工程服务（Software products and engineering services）市场规模约 150亿美元，其中83.33%来自出口市场。
（一）网站和移动应用排名
根据alexa.com统计，印度排名前20的网站，12个属于美国，8个属于印度，搜索引擎、博客、视频分享、社交媒体，均由美国互联网巨头所垄断，印度互联网企业在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以及网络服务供应等领域占有优势。[26]
表2：印度排名前20网站
根据Merry Meeker发布的2015年全球互联网趋势报告，印度最流行的安卓应用依次为：WhatsApp（美国）、Facebook（美国）、MX Video Player（视频播放）、Facebook Messenger（美国）、Truecaller（瑞典）。
在Merry Meeker报告中，根据上市公司市值排行，2015年全球互联网上市公司排名，前20位美国占11家（苹果、谷歌、Facebook、亚马逊、eBay、Priceline、Salesforce、Yahoo、Netflix、Likedln、Twitter），中国占6家（阿里巴巴、腾
讯、百度、京东、网易、唯品会）、日本2家，韩国1家。全球领先的六家社交媒体分别是美国的WhatsApp、Facebook、Snapchat、中国的微信、日本的Line，韩国的KakaoTalk。[27]
印度虽然互联网网民规模达到世界第二，但在网络应用方面，却没有全球领先的互联网公司，相反，印度是全球主要互联网服务的最大用户之一，2014年，印度是Facebook和LinkedIn的第二大用户，是WhatsApp的第一大用户，占YouTube用户的7%。[28]
（二）电子政务
印度全国电子政务计划（NeGP）于2006年启动，由27个项目构成。该计划旨在提高政府服务水平，让政府服务惠及每一个国民，确保政府务高效、透明、可信赖、低成本，满足公民的基本需求。该计划以1976年成立的印度国家信息中心（NIC）为基础，目前已连接印度所有中央政府部门和机构、35个邦，625个地方行政区。[29]
印度全国电子政务计划包括四种类型：政府对公民（G2C）、政府对政府（G2G）、政府对雇员（G2E）、以及政府对商业（G2B）。从实施过程看，重点在于再造管理流程，提高管理效率，加强政务服务效果，打通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居民、政府与商业之间的壁垒，加强沟通和服务，降低管理成本。计划包括政府电子采购系统(GePNIC)、办公管理软件(eOffice)、医院管理系统(eHospital)、政府财务会计信息系统(eLekha)、全国土地登记现代化项目(NLRMP)，运输和全国登记系统、财政系统电脑化，全国增值税改革，农村雇佣保障，印度门户（India-Portal），电子法庭（e-Courts），邮政寿险（Postal Life Insurance）等等。
除以上内容外，电子政务计划还包括以下几方面：
交通：巴士时刻表、邦际交流订票系统、交通改善计划；
缴费和交税：网上交易，缴付账单和税款、支付房贷；
公共服务：防疫信息、招投标信息、市场价格、婚姻注册信息，乡村电邮；
市政服务：物业税计算办法，土地和物业信息，死亡证明、物业登记和代理，账单；
道路交通：道路和桥梁网络、修路及道路维护、交通管理、安全意外和环境治理；
乡村电子政务：农业、土地、乡村服务、医疗服务、教育等。
印度电子政务在推行过程中仍面临很多问题，印度有22种官方语言，民主选举制度下，各邦有各自的执政党，与中央政府并不统一，除了语言和政治外，技术鸿沟仍然明显，农村和城市使用网络差别显著，一些农村地区网络发展落后，难以使用电子政务；另外安全方面也存有隐患，网络技术发展迅速，但政府反馈速度缓慢。[30]
根据联合国2014年电子政务调查报告，[31]在被调查的195个国家中，印度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排在第112位，中国则排在第38位。
（三）电子商务
印度移动与互联网协会（IAMAI）发布的2015年印度互联网报告显示，在线交流、社交、娱乐是印度网民上网的主要活动，只有24%的城市网民和5%的农村网民会访问购物网站。
2014年，印度网络购物规模为125亿美元，预计2015年有望突破220亿美元。[32]这个规模距中国数以万亿美元的电商市场相距甚远。
据印度工业联合会报告预测，印度电商市场到2020年规模将超过1000亿美元，而美林银行更大胆预测该数值将在2025年达到2200亿美元。虽然印度电商市场才刚刚起步，但由于人口庞大，印度被认为将“成为继中国之后的又一电商巨擘”。[33]
2014年印度互联网企业风险投资额是2013年的10倍，800家互联网企业获得风险投资，而2012年只有200家获得风险投资。印度电商代表有Filpkart（融资总额25亿美元）、Snapdeal（融资总额11亿美元）、在线订餐网站Zomato（融资总额1.638亿美元）；以及在线旅游网站Makemytrip。[34]IAMAI主席、Google印度执行总裁Rajan Anandan乐观地认为，“印度互联网的春天已经到来”。[35]
（四）互联网金融
印度拥有开放透明的金融体系和国家征信体系。印度的P2P公司，只要经过个人授权，就可以从银行拿到借款人的银行记录和税务信息，覆盖80%的主要人群，印度的P2P企业几乎不需要线下布局。[36]
印度有类似支付宝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不依赖任何银行实体账户，允许消费者在第三方支付公司开设虚拟账户，去任何银行网点都可以为这个虚拟账户充值。[37]
为推动互联网金融，2015上8月，印度央行向在线支付平台Paytm，移动运营商Airtel和Vodafone、印度邮政等11家公司发放许可，批准他们运营支付银行，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不同于传统银行，这11家支付银行无权提供贷款及发行信用卡，但可以开展借记卡、储蓄账户、网银和转账等服务。[38]
据Merry Meeker互联网趋势报告，2015年Paytm拥有8000万用户，同比增长170%。Paytm用户通过智能手机可以完成支付、存款、转帐、查询、资金管理等操作。阿里巴巴及蚂蚁金服2015年1月向Paytm投资约5.75亿美元，11月份参与了Paytm第二轮融资，联手投资6.8亿美元。[39]
（一）主要法律
1、信息技术法（ITAct）
2000年6月，印度国会通过《信息技术法》（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IT Act），为联网应用、电子商务、网络安全等建立法律监框架。该法律分为4部13章94款，适用全国。
《信息技术法》承认电子记录和数字签名的有效性，对网络犯罪行为及其惩罚做出具体规定并授权政府成立网络仲裁处（Cyber Appellate Tribunal，简称CyAT），2006年，印度电信与信息技术部设立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网络仲裁处。[40]
2011年4月，出于国家安全和反恐需要，印度修订《信息技术法》，要求互联网企业接到当局通知后36小时内，删除含有诽谤、仇恨、少儿不宜、侵犯版权的内容。要求网吧按要求摆放电脑，确保所有电脑屏幕处在受监控范围，要求网吧为每位顾客拍照留底，网吧必须保留一年客户上网记录，并每个月将数据交给政府。[41]
2015年印度最高法院推翻了《信息技术法》第66A项条款。原条款规定，若有人通过网络发表冒犯性言论（明知错误并可能引发危险、伤害、侮辱等等），最高可判刑三年并处以罚款[42]，在2012-2015年期间，曾有数人因在网络上发表有关政治或社会敏感信息而遭逮捕。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表明，作为中介的互联网公司享有“避风港”原则保护。最高法院支持政府查封网络内容，但政府需要将查封过程透明化。
《信息技术法》规定了以下几种违法行为以及相应的处罚措施：
表3：印度《信息技术法》中规定的违法处罚措施
（二）内容监管
2008年以前，印度政府很少对互联网内容进行审查。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71死亡后，印度议会修订《信息技术法》，扩大政府监控网络的权力。修订案允许政府查封网站和过滤网络内容，对发表煽动性或冒犯性内容的网民进行刑事处理。
印度政府没有对互联网实施防火墙措施，2009年后，政府要求网络公司移除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存有危害的内容增多，政府要求网络公司设立专职人员，接收政府禁令，如果网络服务商、搜索引擎、网吧等违反政府禁令，责任人将可能会被判处刑罚，最高可达7年。
互联网用户因发布违法内容被检控的情况偶有所闻。印度司法部门要求，网络服务商有责任提交用户信息。2009年，印度最高法院判令，如发布诽谤性内容，博客和版主须承担诽谤责任，如发布其他违法内容，博客和版权可能面临刑事检控。
印度中央政府和地方各邦政府，有权发布网络拦截、监控、解码等指令，政府要求所有持牌网络服务商签署协议，允许政府获取用户数据。
2015年8月，印度电信部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政府要求网络服务商（ISPs）阻止了857个网站，主要是色情网站。在印度境内，如果要登陆这些网页，屏幕会显示：“接到印度电信部门指令，你所要登陆的链接已被阻止。”[43]2014年，Facebook收到印度政府10792次删除信息请求，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44]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之家（Freedomhouse.org）在2015年《网络自由报告》（The Freedom on the Net）中，将印度的网络自由状况评为“部分自由”，在被调查的65个国家中，位居第29位。
（三）网络安全
除立法外，为保证网络安全，印度政府2003年成立“计算机应急反应组织”（Indian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简称CERT-IN），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该组织根据内务部、法院、情报机关的要求，决定是否封禁某些网站。印度所有持牌网络服务商必须遵守CERT-IN做出的决定。
由于印度互联网应用主要依赖国外产品和服务，斯诺登事件后，印度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加强信息安全，2013年，政府要求50万官员使用印度国家信息中心提供的邮件地址和服务，禁止使用外国电子邮件服务。[45]
（四）网络中立原则
网络中立原则，即要求网络商平等对待每一个用户，不得歧视和区别对待。2014年12月，印度移动通讯公司Airtel宣布对通过其网络使用WhatsApp和Skype等通讯软件的用户加收附加费，此举引发争议。2015年2月，Facebook与印度运营商Reliance合作，让手机用户可以免流量使用Facebook基本功能，例如新闻、电商等等，让穷人能够免费享受到部分网络服务，但上述行动引发争议。
2015年3月，印度电信监管局（TRAI）发表咨询文件，一个月内收到上百万封反映意见的电邮，2016年2月，TRAI做出决定，要求电信商不得通过调整网络配置，使服务产生差别，服务商不得绕过中立原则，与任何个人或机构，通过协议或合约的方式，提供带有歧视性的数据服务，或者对用户区别对待，收取不同费用。
基于以上原则，监管部门否决了Airtel的附加收费计划和Facebook的免费服务计划。
据联合国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到2028年左右，印度人口将达到14.5亿，有望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0-25岁人口占全国人口一半。下一个15年内，印度的青年人口比例还将不断增加[46]。人口年轻化，有利于互联网新兴行业发展需要。
印度正在崛起的互联网市场，吸引了全资本逐鹿，世界互联网巨头和风险投资纷纷抢占印度市场。Google、Facebook和Twitter增加印度多种语言支持，为应对印度差强人意的网速，Google通过压缩网页减少80％的数据使用量，提升加载速度；Twitter收购了印度创业公司ZipDial，让没有智能手机的用户，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接收信息。亚马逊进入印度市场发展受挫，于是改变策略，向印度本土电商平台Snapdeal.com投资5亿美元。日本软银集团先后投资印度移动广告公司InMobi、打车应用Ola、电商平台Snapdeal及房地产搜索Housing.com。DST全球基金和老虎全球基金共同投资了印度最大电商公司Flipkart及打车应用Ola。[47]
中国投资者也不甘落伍，2012年，腾讯和南非传媒巨头Naspers成立合资公司Ibibo收购了印度在线车票公司redBus。2015年，阿里巴巴联合软银向印度第二大电商Snapdeal投资5亿美元，蚂蚁金服投资6.8亿美元收购印度电子支付平台Paytm 40%的股份，腾讯向印度医疗服务信息平台Practo投资9000万美元。猎豹移动向健身手环公司GOQii投资1200万美元；百度入股了印度最大的折扣购物网Mydala.com；乐视与印度视频直播商YuppTV、电影发行商EROS达成战略合作。
印度超过10%的人口能够说英语，1.3亿英语人口构成印度的中产和精英，英语是印度通向世界的桥梁。美国硅谷活跃着大批印度电脑工程师和高科技企业高管，部分印度科技人才将硅谷术带回印度创业，LinkedIn的一项调查显示，14年全球十大IT人才流入地，印度的班加罗尔、普奈、海德拉巴，金奈位居前四，其次才是国硅谷[48]。印度总理莫迪通过2015年一系列“互联网外交”行动使得世界对于印度互联网市场及发展潜力有更高的期待。
印度外向型IT行业与风险资本结合，为企业创新带来丰富想象。印度没有类似中国的BAT巨头把持市场，未来中小型企业仍有创新空间。印度市场开放，初创公司不仅要在本土与谷歌，Facebook等全球性企业竞争，同时也会放眼海外市场，积极参与全球竞争，虽然目前印度还没有领先全球的互联网企业，但印度在线车票公司redBus、健身手环公司GOQii、投融资数据分析平台Tracxn、医疗信息服务商Practo都显示出全球化扩张的雄心。
作为人口大国，印度既要面对全球化的问题，同时也要面对本土化的问题，要面对数亿不懂英语的人口。Google印度语言互联网联盟（Indian language Internet Alliance，ILIA）尝试多语言平台吸引3亿印度网民通过当地语言上网。有人担心Google此举将令印度本土互联网公司失去领导力。2014年12月，负责管理印度互联网域名分配的National Internet Exchange（NIXI）推出印度语域名，试图在未来努力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体，宗教、种姓、语言复杂多样，文盲率高达22%，政府决策效率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低，人均GDP仅为中国的五分之一，网上消费明显不足，电子商务与中国相比，存在巨大鸿沟；印度鲜有互联网上市公司，在互联网生态环境发展中处于劣势，印度要想赶上或超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责任编辑：左金玉）
注释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dia#Etymology，wiki 数据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查询时间：2016 年 7 月 2 日
[2]http://dxm.org/techonomist/news/vsnlnow.html 本文引用所有网页内容，查询时间均为 2016 年 7 月，以下不再特别说明。
[3]http://www.dot.gov.in/data-services/licensing-internet-services
[4]India Telecom Services Performance Indicator Report, 2015, TRAI, May 18th 2016
[5]Merry Meeker, 2015 年互联网趋势报告，http://www.yicai.com/news/4624423.html
[6]India Telecom Services Performance Indicator Report, 2015, TRAI, May 18th 2016
[7]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全球信息技术报告 2015》, The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 2015,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ITR2015.pdf，其中所引数字均为 2014 年数据。
[8] 统计数据为 2014 年的情况，数据有一定滞后性，印度互联网近两年发展较快， 与中国的差距在缩小。
[9]互联网实时数据网站 internetlivestats.com 公布的数据，与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有差距。本文借其数据反映印度互联网发展趋势和中美印三国比较。
[10]Merry Meeker, 2015 年互联网趋势报告，http:// www.yicai.com/news/4624423.html
[11]印度移动与互联网协会 (IAMAI) 以及市场调研公司 IMRB 联合发布的《2015 年印度互联网报告》http://www.techweb. com.cn/ucweb/news/id/2229392
[12]http://www.dot.gov.in/reports-statistics/12th-five-year-plan，查询时间：2016 年 7 月 2 日
[13]印度政府“数字印度”网站 http://digitalindia.gov.in/
[14]周恬，印度大幅提高“数字印度”战略预算重点支持电子政务和网络安全等领域，人民邮电报，2016 年 2 月 24 日
[15]联合国报告：印度文盲人口世界最多 http://www.guancha.cn/Education/2014_01_30_203395.shtml
[16]http://www.submarinenetworks.com/stations/asia/india, 查询时间：2016 年 7 月 4 日
[17]印度电信监管局（Telecom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India）成立于 1997 年，负责监管电信服务和电信收费。
[18]Telecom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India, The Indian Telecom Service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January – March 2015, http:// www.trai.gov.in/WriteReadData/PIRReport/Documents/Indicator-Reports-Mar12082015.pdf
[19]中国网，印度上网全民免费只是 " 美丽 " 承诺 http://www.china.com.cn/city/txt/2007-06/05/content_8346536.htm
[20]印度移动与互联网协会（IAMAI）2014-2015 年报 http://www.iamai.in/aboutus/annual-reports
[21]印度移动与互联网协会（IAMAI）2014-2015 年报 http://www.iamai.in/aboutus/annual-reports
[22]http://www.199it.com/archives/411259.html
[23]http://www.199it.com/archives/334931.html
[24]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formation_technology_in_India
[25]印度商业部品牌管理基金（IBEF）http://www.ibef.org
[26]alexa.com，查询时间：2016 年 6 月 20 日
[27]Merry Meeker, 2015 年互联网趋势报告http://mat1.gtimg.com/tech/2014/pdf/Internet_Trends_2015_cn.pdf
[28]Merry Meeker, 2015 年互联网趋势报告 http://mat1.gtimg.com/tech/2014/pdf/Internet_Trends_2015_cn.pdf
[29]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e-Governance_Plan
[30]Desh Kapoor, E-Governance and Modi Government’s Ambitious “Digital India” Program,March 22, 2015 http://www.patheos.com/blogs/drishtikone/2015/03/e-governance-and-modi-governments-ambitious-digital-india-program/
[31] 联合国 2014 年电子政务调查报告 www.echinagov.org/art/2014/8/12/art_572_1539.html
[32] 印度移动与互联网协会（IAMAI）2014-2015 年报 http://www.iamai.in/aboutus/annual-reports
[33]http://news.163.com/15/0128/14/AH271IML000 14AED.html
[34] 印度商业部品牌管理基金（IBEF）http://www.ibef.org
[35]印度移动与互联网协会（IAMAI）2014-2015 年报 http://www.iamai.in/aboutus/annual-reports
[36]郭宇航，印度互联网金融理念与基础赶超中国，http://finance.sina.com.cn/zl/bank/2016-05-04/zl-ifxrtztc3221402.shtml
[37]同上。
[38]徐安娜，企鹅智酷走访印度：最像中国之地的电商金融创投生态，2015-09-18 http://tech.qq.com/original/biznext/b0119.html
[39] 同上。
[40]http://catindia.gov.in/
[41]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house.com）2015 年互联网自由度调查报告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net/2015/india
[42]66A. Punishment for sending offensive messages through communication service, etc.
Any person who sends, by means of a computer resource or a communication device,—
(a) any information that is grossly offensive or has menacing character; or
(b) any information which he knows to be false, but for the purpose of causing annoyance, inconvenience, danger, obstruction, insult, injury, criminal intimidation, enmity, hatred or ill will, persistently by making use of such computer resource or a communication device,
(c) any electronic mail or electronic mail message for the purpose of causing annoyance or inconvenience or to deceive or to mislead the addressee or recipient about the origin of such messages,shall be punishable with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which may extend to three years and with fine.
[43]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house.com）2015 年互联网自由度调查报告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net/2015/ india
[44]纽 约 时 报 网 站 , India replaces China as Big Frontier for US companies http://www.nytimes.com/2015/09/28/technology/india-replaces-china-as-next-big-frontier-for-us-tech-companies.html
[45]印度政府将禁用美国电子邮件服务 http://tech.qq.com/a/20130901/005289
[46]新华网 , 印度人口 2028 年或将超越中国年轻人口增加成双刃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16/c_116161356.htm
[47]徐安娜， 企鹅智酷全球创投研究 - 印度篇：告诉你真实的本地创投生态，2015-09-12，http://tech.qq.com/original/biznext/a0143.html
[48]徐安娜，企鹅智酷全球创投研究 - 印度篇：告诉你真实的本地创投生态 http://tech.qq.com/original/biznext/a0143.html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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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联合国2014年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中文版）http://www.echinagov.org/col/col568/index.html
[4]MerryMeeker,2015年互联网趋势报告，http://mat1.gtimg.com/tech/2014/pdf/Internet_Trends_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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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印度通讯与信息科技部电信司（DoT）年度报告http://www.dot.gov.in/reports-statistics/annual-通讯与信息科技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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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印度移动与互联网协会（IAMAI）2014-2015年报http://www.iamai.in/aboutus/annual-reports
[9]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house.com）2015年互联网自由度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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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2013-2014》http://www.guancha.cn/Education/2014_01_30_203395.shtml
[11]互联网实时用户统计网站www.internetlivesta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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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companies/online-education-the-next-big-thing-in-india-115020600130_1.html
[37]Google’s internet education program for rural Indian women now live in 9 states,May24,2016，http://wwmedianama.com/2016/05/223-google-internet-saatindia/
[38] Outlook White Paper: Private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in India http://www.india50.com/isp.html
[39] India replaces China as Big Frontier for US company http://www.nytimes.com/2015/09/28/technoloindia-replaces-china-as-next-big-frontier-for-us-tecompanies.html
[40]曹月娟，《印度新媒体产业》，中国国际广播出社2012P7-8
Report on Internet Development of India in 2016
BAI Jing, ZHU Yan-sheng, XU Ji-han
Abstract: As the world's second most populous country, the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in India soared in recent years, ranking second in the world.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India's information industry infrastructure remained weak. The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is less than 30%. Private capital dominated Indi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Export-oriented IT industry developed and export market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60%. India is the main outsourcing market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ndia is highly dependent on foreign internet service, like Google, Facebook, Youtube WhatsApp, etc. India strengthens legislation to combat cyber-crime in recent years.
Key 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Internet; India
作者简介
白净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朱延生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5 级研究生。
徐济涵：浙江传媒学院 2015 级研究生。
1996年，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大陆出版。当时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处于萌芽期（全国上网人数不足2万人，赢海威公司刚刚成立，新浪、搜狐、网易在1997年成立，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分别在1998、1999、2000年成立），但各类媒体以这本书的出版和尼葛洛庞帝来华演讲为契机，对互联网技术和应用进行了大量想象性描述，尼葛洛庞帝理所当然被当作互联网的言人，他的书被当作想了解互联网的人的必读书。
20年过去了，这本书以20周年纪念版重新出版。仔细重读这本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承担了启蒙功能的书，我们会惊奇地发现20年前对它的推崇、追捧中包含着不少误会。我们不仅误读了它，而且几乎完全忽略了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和主张。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本思想相当超前的书，所以我们今天读来不仅不过时，而且对产业界、学术界当下的热点问题（如智能硬件、人工智能）颇具针对性、启发性和纠编性，倒是可以作为正经历从信息技术向智能技术转变的中国IT业界的思想启蒙读本。
《数字化生存》中有不少“20年后……”之类的话。在视频通话、直播已稀松平常的今天，读到这样的话我们觉得亲切：“20年后，当你从视窗中向外眺望时，你也许可以看到距离5000英里和6个时区以外的景象……阅读有关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材料时，你会体验到身临其境的感觉。你一边欣赏威廉巴克利的作品，一边可能和作者直接对话。”
但作者的预言并非都已成真。比如，他说“20年后，你可能对着桌上一群八英寸高的全息式助理说话，声音将会成为你和你的界面代理人之间最主要的沟通渠道。”语音识别在今天固然是热门话题，但这种技术成熟到成为主流的人机对话方式还有待时日。他还断言，“未来5年”（即2001年），“可穿戴设备可能会成为消费品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事实上，可穿戴设备最近两三年才成为引人注目的话题，而且雷声大雨点小。好技术、好产品、好市场之间的距离常常是似近还远，有时还会是“望山跑死马”，确定时间点的难度远大于预见大趋势的难度。一个初现端倪的市场在到达“奇点”之前，其进展的速度往往慢得让很多人丧失耐心和兴致，只有极少数在奇临近时痴心不改，并且幸运地熬过信心和耐心验的坚守者方能赢得“大爆炸”的市场机会。
从事软件开发的人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已经完成了项目的90%，接下来我们要完剩下的90%”。相对可控的微观层面也会出现日程滑坡，宏观层面的不确定性更是不言而喻了。葛洛庞帝是技术专家，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对技术产品和产业的预言都是从技术角度出发，而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常常是技术、商业生态、产业政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制约的结果。技术提供了可能性，但技术不能信马由缰，而且技术本身的发展也越来越呈现为非匀速、非确定性。在一个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时代，确定地预言未来的风险性越来越大。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放弃预见未来，抵制关于未来的预言。不管承认不承认，人在当下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对未来的某种预判，即使我们明知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只不过，这样的预判是需要快速迭代（短周期的、持续不断的微调）的。快速迭代是在不确定时代化解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战略短视症与战略远视症有效的工具。它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世界观，它让我们在VUCA（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Ambiguity，即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雾霾中感知未来，让我们保持预判的同时调校预判，又在随机应变中葆有确信。
从卜筮问天到大数据技术，人类对预见未来的渴求从未改变。然而“先知”的角色一直是尴尬的——既受到推崇和追捧，又受到冷落和排斥。特洛伊公主卡桑德拉被宙斯赋予预言未来的能力，同时又受到宙斯的诅咒——她所预言的都是真的，但她的预言都不被相信。预言是一种资源（而且常常是并不稀缺的资源），但相信预言是一种能力——如何相信、如何对待预言。平庸和懒惰让我们相信——进而唾骂——算命先生“铁嘴直断”的预言，困难的而且真正值得做的，是从预言中提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答案。这需要智慧、勇气和毅力。预言是一段包含各种颜色的光谱，一端是常人一听就懂的常识，另一端是让梦想家着迷的幻想，前者是廉价的，后者是危险的。在二者之间，隐藏着关于未来的、只对独具慧眼者显现的秘密。重要的不在于预言者说出了什么，而在于预言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什么信息，在于它提供了怎样的知识和体验的视角，以便我们构想我们自己的剧本。
尼葛洛庞帝
重要的是，尼葛洛庞帝在谈论“全息式助理”和“可穿戴设备”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这是我们二十年前读他的书最易忽略的。我们一直把他当作是所谓“互联网时代”或“信息时代”的预言家，而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尽管他花不少篇幅谈了比特与原子的区别，谈了环状结构的电视网与星状结构的互联网之间的不同，谈到了互联网对物理空间的消解导致社会、民族、国家形态和地位的巨变。但这本书并不是为当时刚刚兴起的网络大潮而写。这一点作者说得很明白：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清界面代理人的构想和目前大众对互联网络的狂热以及用Mosaic浏览互联网络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网络黑客可以在这种新媒体上冲浪、探索知识的海洋，沉溺于各种各样崭新的社交方式。这种环球同此凉热的互联网络发烧现象不会减轻或消退，但它只是行为的一种而已，更像在直接操纵，而不是授权代理。
简言之，相对于“直接操纵”的上网行为，作者更关心的是“界面代理人的构想”。
二者之间的差别何在？
兴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互联网，其基本功能是信息的转输和连接，互联网产业理所当然地被当作信息产业。而事实上，信息的互联互通只是互联网最直观的表象。当移动互联网逐渐将传统互联网（以PC为终端）边缘化的时候，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互联网与其说是信息的传输，不如说是人与人的连接。传输、搜寻、获取信息只是手段，比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用信息来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无需我们去做，有人（代理人）来帮我们去做。
比如说，我们在谷歌（搜索引擎）上输入一个地名时，马上会得到与这个词有关（包括许多我并不需要的信息）的各种信息，我必须调动智能来筛选、识别出我真正需要的信息。我搜索这个地名的直接目的是去那个地方，所以我还得把这些信息在我的头脑里还原为一幅地图。如果我是在地图（谷歌地图）上搜索，得到的信息就更直观了，更有助于我驾车到那个地方。但如果这不只是一幅地图，而是能一路上导引我驾驶的导航应用（谷歌导航）就更好了。这还不够。最理想的是，如果我完全不用开车，而只需告诉我的汽车（谷歌无人驾驶汽车）我要去那个地方，它就把我送到那个地方了。
从搜索引擎到无人驾驶汽车，这是一个信息（Information）的功能份额递减，而智能（Intelligence）的功能份额递增的过程。换言之，这是一个从“直接操纵”到“授权代理”过程。二十年后再来读《数字化生存》，我终于明白了尼葛洛庞帝在书中特别强调，而让读者觉得突兀甚至大惑不解的概念——“后信息时代”。记得当年尼葛洛庞帝在北京演讲时，有一个听众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中国今天刚刚说要迈进信息时代，你却在讲什么后信息时代，你的理论对中国有指导意义吗？你的后信息时代到底是指什么？”由于我当时与提问者有相同的质疑和不认可，所以对尼葛洛庞帝的回答完全没听懂，所以现在一句也记不起来。到了今天，我可以大致想象当时说了些什么话，因为在《数字化生存》中，对于人类（当时）正在进入的是后信息时代而不是信息时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大家都热衷于讨论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的转变，一直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进入了后信息时代。”在他看来，在后信息时代里，人们并非不再需要信息，相反，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更加迫切，只不过，他们需要的不是数量巨大但相当粗放、个人针对性甚微的信息。比如说，人们还会需要看新闻，但既非在电视上、报纸看新闻，也不是“上网”去看新闻，而是通过私家编辑（智能传输端）或私人秘书（智能接收端来获取新闻。前者“就好比《纽约时报》根据你的兴趣为你度身订制报纸”。后者是一种智筛选系统，好像是对你个人兴趣（包括隐秘的好）了然于胸的私人秘书，“根据你的兴趣、习惯或当天的计划，从中撷取你想要的部分”。
在这里，最重要的（当然也是最难的）不是信息，而是智能——对个人需求的深度认知，并基于这种认知进而对信息进行的精准识别：
在后信息时代中，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只是单独一人。所有商品都可以订购，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当传媒掌握了我的地址、婚姻状况、年龄、收入、驾驶的汽车品牌、购物习惯、饮酒嗜好和纳税状况时，它也就掌握了“我”……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而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
说得更直接些，在信息、产品、服务变得“极端个人化”的后信息时代，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拥有极度善解人意的“代理人”。“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这回我们谈的不只是要选什么汉堡佐料那么简单，在后信息时代里机器与人就好比人与人之间因经年累月而熟识一样：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相上下，它甚至连你的一些怪僻（比如总是穿蓝色条纹的衬衫）以及生命中的偶发事件，都能了如指掌。”
如果是这样，那么所谓“信息产业”的主要任务就不再是生产和传输信息，而更像是“裁缝业务”，以信息为原材料，量身定制各种产品和服务。“下一个10年的挑战将远远不止是为人们提供更大的屏幕、更好的音质和更易使用的图形输入装置；这一挑战将是，让电脑认识你，懂得你的需求、了解你的言词、表情和肢体语言。”设计问题将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但这种设计远不同于通常的工业设计，而是围绕设备如何善解人意而展开的界面设计。“无论你把电脑应用在什么地方，都必须把丰富的感应能力和机器的智能两者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最有效的界面设计。”
二十年前读《数字化生存》，颇为不解的是者如此关注界面这样一个“面子”（边缘）问题而不是像电脑的算法、性能等“里子”（核心）问题，现在明白了：界面决非一种外在装饰和表现，唯有“慧于中”的内核方能呈现为“秀于外”的界面，要实现真正的人性化界面，电脑必须拥有灵敏的感应能力和强大的智能。
但我们尴尬地发现，今天的电脑（包括手机）与二十年前的电脑并没有太大的改善。所谓“智能终端”的智能程度低得可以忽略不计。它们仍然是需要我们费劲地操作才能执行命令的工具，而不是主动感应、识别我们的意图、不动声色地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机器仆人”、“电子秘书”。正如尼葛洛庞帝说的，从某个角度看，电脑的智能化程度甚至比不上“装了传感器的现代盥洗室”——当我们夜里走近盥洗室的门的时候，里面柔和的灯光就自动亮起来。而电脑（包括今天的智能手机）远没有这样贴心，这样“有眼力劲儿”，它们仍然需要我们用键盘、鼠标、手势来费劲地下达命令，我们与它们朝夕相处，但它们对我们了解和体贴微乎其微。换言之，它们仍然是冷冰冰的机器，而不是有温度的“代理人”。
“我对界面的梦想是，电脑将变得更像人。”电脑将具有对人的识别能力。每个人的脸其实是他的“显示设备”，其他人能够从你的“显示设备”快速地解读出你的需求和意图，并随之做出反应。所谓电脑变得更像人，就是让电脑与人通过彼此的“脸”（“界面”的本义即“交互的脸”，Interface）进行顺畅的沟通和交流，使“人与电脑的对话就像人与人之间的谈话一样容易”。
尼葛洛庞帝把他想象中的真正具有人性化界面的智能设备比作“老练的英国管家”。这样的管家能替你“接电话，识别来话人，在适当的时候才来打扰你，甚至能替你编造善意的谎言。这位代理人在掌握时间上是一把好手，善于把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且懂得尊重你的癖好。”应该说，这样的管家不是一个具体的代理人，而是一个“代理人系统”。你今天早晨要坐的航班晚点了，这个代理人系统能够在第一时间获知这个信息，并自动改变你的闹钟设置，根据实时的路况确定你出发到机场的时间并约好车准时接你，你坐上车时代理人系统已经悄悄地帮你办好了值机。它是你的管家，也是你的私人秘书，在各种场景下卓有成效地代表你去完成你授权给它的种种事务。这样的秘书的智能性不仅仅在于它有高智商，而在于你与它之间有深度的共识，它能时刻“为你的最佳利益着想”，它拥有的一种“爱因斯坦也比不了”的高智能。
高智能与高智商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呢？说得通俗点，二者的不同相当于情商与智商的差别。我们在选择管家和秘书的时候，真正看重的是其情商而不是智商，因为你在与他相处时的体验的优劣，取决于你与他之间的默契——无需明示的、无缝的沟通和协同。信息传输的硬条件是信息量（比特数）和带宽，二者决定了信息传输的效率，但比效率（Efficiency）更重要的是效果(Effectiveness)。
尼葛洛庞帝讲到了一个假设的场景。他和妻子与另外四个人一起吃饭，大家谈到了某个人，谈得好不热闹，说到某件事的时候，他向坐在对面的妻子眨了眨眼，她的妻子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有一个人注意到了，饭后就问他当时眨眼提示妻子什么事情。尼氏告诉他，他们夫妇俩正好头一天晚上与他们谈到的这个人吃饭，了解到这个人的很多事，所以他们之间的沟通只需要一个眼神。他想说的是，“传输者（我）和接收者（我太太）有共同的知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采用简略的方式沟通。……当你问我，我和她交流了什么时，我不得不把所有的10万比特全部传送给你。”人性化界面要解决的，是如何用1比特的带宽占用传递10万比特的内容，如何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实现沟通的高效能。
由此可见，沟通的核心不是信息（information），而是智能（intelligence）。尼葛洛庞帝所说的“后信息时代”，其实就是“智能时代”：
当我谈到界面代理人时，经常有人问我：“你指的是人工智能吗？”答案是“没错”。但是这个问题中夹杂着些微的怀疑，主要是因为过去人工智能给人们许多虚无的希望和过高的承诺。此外，很多人对机器能够拥有智慧这样的观念，仍然深感不安。
计算机科学在发展中、不知不觉中剑走偏锋了——沉溺于计算和信息处理，而将智能置之脑后。图灵首创了“机器智能”的概念，在他的设想中，计算机器要完成的任务是“智能”，而不仅仅是信息处理。衡量计算能力的标准，不是计算机如何高效率地生产和处理信息，而是实现智能。后来，明斯基等人工智能的先驱关心的仍然是认知和识别，如何识别文本，了解情绪，欣赏幽默，以及从一组隐喻推出另一组隐喻。也就是说，如何让计算机具有“人情味”，具备人的常识。一个能以高速运行的计算机能够高效地处理信息，但却分辨不出猫与狗这两种动物，而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尽管不知道猫和狗的定义，不了解猫狗差别的关键数据，但他具有计算机不具备的能力——直觉，仅凭直觉（而不是计算和推理），他就能做出判断。
与机算机相比，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还有巨大的优势：他是通过“并行信道”（手势、眼神、脸色、说话语气等多种“语言”）来与他人进行沟通的——说不清楚时可以“比划”清楚，听不明白可以看明白。事实上，成人之间最有效、最默契的沟通也是通过“并行信道”（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来实现的。
尼葛洛庞帝说，假如你只会讲一点点意大利语，和意大利人通电话将会非常辛苦。但当你住进一家意大利旅馆，发现房间里没有香皂时，你连说带比划，就能让服务生把香皂给你。他是在提醒我们，以高性能的计算能力、高带宽的传输能力为目标的信息技术并不能为我们带来高便利的服务。论单纯的计算能力，智商最高的人也比不过一个普通的计算器，但若论包括常识、直觉、并行信道沟通、模仿式学习，最先进的计算机还是学龄前儿童，所以，替代信息时代而起的，一定是智能时代。
从1776年瓦特发明蒸汽机至今，人类一直用技术在再造我们的世界。物质、能量和信息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蒸汽机解决了物质在物理空间的自由移动，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典型技术，就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我们可以称之为“古典IT”（Industry Tech，工业技术）。电气（发电和电子传输）技术解了能量的自由移动，也部分地解决了信息的自移动（如电报、电话、广播电视），这是第二工业革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彻底解决了息的自由移动，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这类技可以称为“传统IT”（Information Tech，即信技术）。无论是“古典IT”还是“传统IT”，都是在消除物理空间距离，即解决因“身无彩凤双飞翼”而导致的空间阻隔问题，这些技术是对人的体力、感官能力（如听力、视力）的延伸，也部分地解决了人的脑力的延伸（通过计算机）。现在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早期，在物理的距离消除之后，人类开始试图消除人与机器的心理距离——赋予死板、冰冷的机器以智能（而不是单纯的计算能力）和“温度”，让人与机器在整体智能层面上进行平等、无障碍的沟通，这种技术可以称之为“新IT”（Inteligence Technology，即智能技术)，在人与机器之间实现“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就是尼葛洛庞帝所预言的、我们已经进入的“后信息时代”。这本二十年前写的书，就是关于“新IT时代”即智能时代的宣言。（责任编辑：李晓晖）
作者简介
吴伯凡：湖北荆州人，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21世纪报系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事观察员、节目主持人。
1992年，时任机电部副部长胡启立要我参与打破邮电垄断，搞国家信息化工作，他要找一个挂帅的人。这两点我是赞成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做这两件事难度很大，作为领头人往往功业未成，就可能身败名裂了。他锲而不舍地一次又一次找我谈，说好多人都推荐你，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当时国务院已任命胡启立为电子工业部部长，吴基传为邮电部部长。我对胡启立说，你要打破邮电垄断，最好先与吴基传沟通一下。胡启立立即率电子部所有副部长加办公厅主任拜访邮电部，要我同行。胡启立、吴基传的第一次沟通气氛很好。
1993年的时候国内一颗电视卫星快要到期，有单位向时任副总理反映能否租用美国的一颗废星8号星作为备用，为此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3月12日，胡启立部长带我参加这个会议，加会议的还有国家经贸委、广电部、邮电部、人民银行等部门人员。副总理十分重视信息化建设，随后就提出，能否考虑建设一个国家公用经济息通信网。当时邮电部的朱高峰得知我在协助写会议纪要，就对我说最好写成建设“国家公用经济信息网”，不要“通信”二字。我说我无权删节副总理的讲话，是保留还是删节“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的说法最终应由副总理来审定。
后来我们把1993年开始建设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称为“金桥工程”，应该说启动“金桥工程”是国家信息化的起步。根据后来报国家计委批准的金桥工程的立项报告，金桥通信网的内涵是数据通信网，也包括互联网，而金桥互联网提供两类互联网服务：一是接入服务，二是信息（contents）服务，包括电子邮件、远程文件传输、远程登录、信息浏览、环球信息及网络新闻服务。
图1：1992年胡启立、吴基传和陆首群一起合影
图2：1996年1月17日朱镕基副总理、李铁映国务委员视察金桥工程机房
1993年初，我们正在抓金桥工程建设，这时胡启立与我们研究中国信息化要回答的两个问题，一是现在时机是否成熟，二是怎么样才能抓好信息化。这一年，胡启立在中央党校学习，邀请了党校的几位同学、地方官员召开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参会的有上海市委书记、广东、福建、海南等省等。他们都认为中国现在抓信息化正是时候，时不我待，再晚就要丧失机遇。上海市委书记提出抓全国信息化靠哪一个部委都不行，必须由中央、国务院出面来抓，成立跨部门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
1993年年底，根据上述座谈会提出的建议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向国务院提议成立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由邹家华副总理任联席会议主席，胡启立任联席会议副主席。
图 3、图 4：胡启立召开座谈会，征求对抓信息化的意见
我向他们二位建议成立信息化专家组（随后，扩大为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并建议首批专家由各部委推荐，经联席会议主席审批后由国务院任命。鉴于叶培大院士德高望重，且是邮电部系统内部率先起来反垄断的专家，我建议由国务院直接聘任他为专家组组长，邮电部其他专家可由邮电部推荐。当时胡启立和我一起到邮电部与常务副部长朱高峰商谈。
1993年6月1日，总书记视察中国人民银行沙河卫星站，李贵鲜行长、陈元副行长接待，胡启立带着我也参加了。总书记提出能否搞全民信用卡，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金卡工程”。
1993年8月24日，李岚清副总理说，经济信息通信网你们搞得挺好的，现在国家外贸是一块，包括海关、外经贸部、税务、银行、工商、外汇管理局及其他与外贸有关的单位，过去搞了一部分信息化，就是无纸贸易EDI，现在看起来要把外贸信息用网络联起来，叫“外贸联网”，这就是我们后来叫的“金关工程”。
1994年2月1日，国务院针对当时增值税偷税漏税的严重问题要求提出解决方案，副总理找胡启立谈，后来还找航天部刘纪原谈。航天部动作很快，迅速推出了“七联单发票”解决方案，并开了小型展览会。胡启立给我打电话询问，我说国际上好像有使用网络交叉稽核的，效果要比航天部手工做法的解决方案好得多。胡启立听了很高兴，希望我来抓一下，以吉通为核心把电子部有关人员组织进来，立即提出增值税网络交叉稽核解决方案，并向副总理报告，这就是早期的“金税工程”。
图5、图6：邹家华副总理出席1994年9月12日金桥工程在全国二十四省市启动的签字仪式
在金桥工程（即国家经济信息通信网）展开时，国家信息中心主任高新民他们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国家信息中心正在率领各省市建设全国信息系统，能否与金桥工程合作？在征询了我们的意见后，邹家华同志随即作出批复。
吉通搞三金工程、搞信息化，联通打破邮电垄断，运营新的电信网络效果明显。联通董事长赵维臣多次找我谈，希望与吉通合起来干。他又找胡启立，想通过电子部推动联通、吉通一体化，1993年11月18日，电子部、联通的领导班子到吉通亚运村的会议室商谈合并事宜。对此我是不同意的，我跟他们说，吉通和联通搞的事业都有很大风险，如果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旦砸了就全砸了。开了几次联席会议，后来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再往后，电子部军工总监王金城通过胡启立找我谈，介绍长虹老总倪润峰来找我谈向吉通投资做无线通信，我考虑这样做不但铺大摊子而且增加风险。后来胡启立另外组织了一个搞无线通信运营业务的华通公司。
创建中国互联网这个事情，一些人都说自己是“创始人”。其实，在中国创建早期互联网，必须突破三道关口：一是要打破邮电部对电信物理载体的垄断。因为互联网是建立在电信物理体（光纤、卫星或无线）之上的，而电信物理载体当时是被邮电垄断的，如果不能打破邮电部电信物理载体的垄断，互联网是建不起来的。二是创建互联网并使之运作起来要取得国际互联当局授权与分配资源（域名、地址等），而当的中国政府（授权由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公室统一对外和管理）正在与国际及亚太的互联网当局洽谈对中国互联网资源分配以及申请、审批、授权的合作事宜，国内任何个人、企业或单位都不可能绕过这条渠道而把互联网创建并运行起来。三是中国早期互联网起步时无法可依，而运行“牌照”要由邮电部来颁发，如果不打破邮电部垄断，及时立法，互联网是创办不起来的。而且创建中国互联网是要建一批，不是一个；要体现互联互通、开放、自由、共享、协同等互联网特征，互联网运行当然要讲究安全，开放和安全要做好平衡。当时一些人对此没有思想准备，幻想建立一个垄断封闭的网络，那是不行的。
所以创建中国互联网的过程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过程、反对封闭垄断的过程、重视安全并做好开放与安全平衡的过程。
1993年10月，我们到美国去考察，IBM给我们演示了互联网。
早期互联网始于1969年的美国，其实我们早在1990年7月也就在北京搭建“互联网”。那时我任北京电子振兴办公室主任，和周宏仁合作（他原来是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一起合作的还有北京电信管理局总工程师高星忠。那时邮电部从法国引进了X.25分组交换网，我们想把各有关部委、地方的信息平台用数据网络联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就相当于互联网。当时我们搞了一个“北京信息通信活动周”，由国家信息中心、北京市政府、外经贸部、中国科学院、北京电信管理局、国家旅游局等单位合作，进行信息共享和交换。活动周请来了邹家华副总理、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蒋民宽、机电部副部长唐仲文、邮电部常务副部长朱高峰，还有北京市的两个副市长陆宇澄和吴仪，科学院副院长胡启恒等等，举行了一个仪式。
1994年4月20日，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第二次会议召开。科学院周光召院长携专家王刚（NCFC园区网设计组负责人）与会，为中美自然科学基金会商定以电子邮件进行业务联系事宜，需租用邮电部64KBPS国际联络信道，而邮电部一直未予同意，这次周光召的与会请求得联席会议主席邹家华副总理支持。在会议开始前，邹家华找朱高峰要求帮助解决，朱表示会后回去就办。
图7：邹家华副总理出席1990年“北京信息通信活动周”开幕式
需要补充的是国内早期在探索建立互联网过程中，一般是利用国外在华延伸设置的IP地址、国外（也有国内）提供的国际专线、以点对点的通信和专项业务合作方式，以及利用国外接入国际互联网的便利条件，在不完整条件下在国内进行试运行，事例如下：
1、1986年五机部钱天白研究员所在的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与德国卡斯鲁厄大学合作以国际专线联网，1987年9月14日从中国向德国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揭开国内使用互联网电子邮件的序幕。
2、1988年12月清华大学校园网胡道元教授从加拿大UBC大学引进采用X.400协议的电子邮件软件包,开通了清华与UBC之间电子邮件应用。
3、1988年中科院高能所许榕生研究员采用X.25协议使该单位DECent成为西欧中心DECent的延伸，实现计算机国际远程联网，及国内与欧美电子邮件通信。1991年中科院高能所与美国斯坦福（线性加速中心SLAC）开通电子邮件。
4、1989年5月中国研究网（CRN，由电子部15所马如山研究员负责，包括30所、交大、复旦、东南大学等单位）与德国研究网（DFN）联接发送电子邮件，进行文件传送和目录服务。
5、1994年4月20日由中科院、清华、北大合作建设的园区网（NCFC）通过租用64KBPS邮电部的国际专线，并经sprint网接入国际互联网，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联接（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中方代表胡启恒副院长提出双方通过接入互联网沟通信息获美方响应）。NCFC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全功能联接。
6、1994年6月28日北京化工大学与日本东京理科大学开通与互联网联接的64KBPS试运行专线。
7、1994年7月吉通公司与香港盈科公司合作开通256KBPS卫星专线，在金桥网上试运行互联网业务。（邹家华副总理在首信网络中心观看传送电子邮件业务和香港维多利亚港视频实时通信）。
8、1994年9月中国邮电部与美国商务部签订协议开通通过Sprint公司两条64KBPS专线（北京、上海各一条），开展互联网业务试运行。
大概在1994年六七月份，我在北京会见了国际互联网当局负责人，他主要谈了三点意见。第一，从现在开始，互联网开始了商业化运行，可以预见互联网上运作的商业信息将有可能超过教育科技信息，互联网将更加通俗化，更加普及。第二，中国现在还没有启动互联网，而来互联网总部谈建设互联网的中国人很多，他们好像都说是代表中国的，我们不知道谁是真正代表中国的。第三，国际互联网希望和中国合作，我们支持你们把中国的互联网建设起来。
我们对此进行了整理汇总并结合国情调查，向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进行汇报。
1994年12月30日，邹家华主持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会上决定要筹建中国互联网，并指示由联席办组织成立一个跨部门的筹备小组；会议重申要改变互联网多头对外、杂乱无效的状况，由联席办负责统筹规划统一管理。统一申办、分配互联网域名、地址资源及牵头与国际互联网当局洽谈合作事宜。
大约1995年6月下旬，在美国夏威夷召开全球互联网大会，本来是由我组团去的，因为“三金工程”正在起步离不开，我就派钱天白当组长率团去了，行前我向邹家华副总理请示并交待钱天白，对国际互联网当局称他是代表中国去的。结果钱天白铩羽而归，据说邮电部也派了一个代表团，也说是代表中国的。后来发现他们的依据是国务院领导的一个批示，这个批示是1995年6月12日在中宣部41期简报上作出的，责成邮电部来建设、管理互联网，并由邮电部起草一个暂行管理办法，该法规可由邮电部来颁发。
当时业内大多未获知这个信息。胡启立得知后感到问题严重，晚上打电话给我，我说有必要向总理汇报清楚此事，我可为你起草给总理的报告。我起草的这份报告胡启立一直压着不发，后来我才得知他曾给国务院领导写过几封信，要求把整个数据通信网络运营从编制上由邮电部归口管理划到电子部，遭到国务院几位主要领导的否决，所以他不好意思单为互联网反垄断的事再给领导写信了。几天后我又接到胡启立来电，说近几天内邮电部将对外宣布建立互联网并颁布管理办法。事态紧急！此时此刻不容迟疑，我在7月6日给国务院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信，提出互联网建设及管理办法不应交给邮电部独家来办，大家担心邮电部可能借此机会由电信垄断跨越到信息交换进行垄断性经营；我还说电信垄断现在正在打破，如果把互联网交给他们再形成垄断，将会窒息互联网，并影响其他部门、地方和单位的利益和积极性，这样也不利于国民经济信息化的进展和民族工业的发展。我要表达的有反垄断的意思，也有去中心化的意思。
国务院领导的民主作风很好，在收到信后立即把原来的批示收回，新批示是在收回的原批示上修改的，新批示请邹家华等两位副总理组织各方有关人士来研究中国互联网的建设和管理问题。
1995年7月18日，两位副总理商议后召会议，贯彻批示意见，研究中国互联网建设和理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邮电部、子部、中宣部、外宣办、联席办等有关负责人。
邹家华副总理说：邮电部做了很多工作，联席办也做了很多工作，各自都提出了管理办法。下面由联席办牵头，组织各个部委（电子部、邮电部、安全部、中宣部、国家教委、中科院等）研究中国互联网如何建立及国际联网问题，提出互联网管理办法，（要吸收邮电部的管理办法里面有益的东西），最后报国务院批准颁发。邹家华还说，联席办可不是电子部，它是联席会议的日常办事机构，向联席会议负责。在互联网建立之前的过渡时期，由联席办统一和国际互联网当局进行联系和安排。
1995年7月23日，由国务院组建中国互联网及国际联网管理规定起草小组（即中国互联网筹备组），其成员有：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陆首群（负责人），邮电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彩、电政司处长徐木土，电子部计算中心主任和骆鸿德博士，中国科学院宁玉田局长、钱华林研究员，国家教委吴建平教授、李星教授，五机部钱天白研究员，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安全部、公安部等部委有关人员。
1995年7月28到29日，筹备组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互联网）及国际联网管理规定（暂行）》；提出了创建四个中国互联网，即电信网（CHINANET）、金桥网（CHINAGBN）、教育网（CERNET）、科技网（CSTNET），并提出创建中国互联网信息管理中心（CNNIC）。必须指出，筹备组在进行内部讨论时争议是很激烈的，最后创建四个互联网的建议是由邮电部代表刘彩（在请示吴基传后）提出的，刘彩还强调电信网和金桥网是可以向社会开放进行商业运行的互联网，而教育网和科技网只能运行内部科教资源的互联网（不能对外进行商业运行）。
1995年8月15到16日，由联席办主持召开国际互联网研讨会（中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及国际联网研讨会），1995年8月16日，联席办与国际互联网当局及亚太互联网管理中心就互联网资源（域名、地址）分配、授权以及中国互联网与国际互联网合作问题进行会晤，并签署MOU。国际互联网当局代表有常务理事村井纯（Jun Murai）、亚太互联网管理中心（APNIC）席戴维•康纳特（David Conrad），中方（联席办）由陆首群牵头。
在会上国际互联网当局决定给中方赠送一条2兆bps的国际联线，从中国到日本，再到美国。
1995年8月19日，根据国家信息化联席会议的指示，由联席办向26个部委、企事业43位专家、主管汇报互联网及国际联网管理规定草案，以及拟建设四个互联网和CNNIC情况，扩大讨论，征求意见。在跨部门座谈会上绝大多数部委的专家、主管明确表示，不赞成把互联网纳入一个部门管理的垄断模式中，赞成草案中由国家联席会议主持、联席办主管的拟建多个互联网的模式。
图8：1995年8月15日由联席办主持召开中国计算机信息网络（互联网）及国际联网研讨会
图9：1995年8月16日联席办与国际互联网当局洽谈互联网合作事宜并签MOU
1995年11月7日，由邹家华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审查互联网及国际联网管理规定，拟建的四个互联网和CNNIC，中方与国际互联当局签署的MOU，对起草工作给以肯定，决定将其以国务院法制局名义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科委、国家教委等部门认为，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审查通过由筹备组提出的这个草案，对于打破邮电垄断，建设发展互联网，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1996年1月15日，李鹏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及国际联网管理规定（暂行）》（即中国互联网管理规定），以及批准建立四个中国互联网和中国互联网信息管理中心，并签字后交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告。（责任编辑：左金玉）
作者简介
陆首群原吉通公司董事长，曾任国务院信息化联席会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担任创建中国第一批互联网和起草中国第一部互联网法规的筹备组负责人。
在理解网络治理之前，我们必须理解网络间是一个并没出现多久的新事物。“网络是一可操作的领域，其特性是利用电子技术……通相互联结的系统以及它们相互关联的基础设施来获取信息”（Kuehl 2009）。1969年美国国防部发起组建了一个简单的网络，仅由几台计算机连接而成，叫做ARPANET（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而万维网（World Wide Web）概念则于1989年才形成。至于各类网站数量开始迅速增长，以及企业界开始使用这项新的科技以便在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中进行采购和转移生产，这些都仅仅是15年前才发生的事情。1992年，互联网用户只有100万（Starr,2009，第52页）；到了今天，则将近有30亿用户，而且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substrate）了。这种增长的态势到今天仍在持续。分析家们现在正试图理解这种“无处无时不在的（信息）流动性”、“所有事物的互联网（Internet of everything）”以及“大数据”的存储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在过去15年中，技术进步远远超过了各种治理机制所能做出反应的能力，也远远超越了我们对治理的思考的限度。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科学家就已经开始通过机制理论（regime theory）的视角对各种全球性议题的国际治理进程进行考察(Keohane和Nye,1977;Ruggie,1982)。本文则尝试利用这一理论对网络治理进行描述。机制（regimes）是“国际事务中用以治理各议题领域的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但是这种概念在这个新的网络领域已经很少见到了（Krasner,1983）。在网络治理研究的早期，关于网络治理的思考还是比较初步的。意识形态上的自由主义者宣称“信息要求自由”，从而将互联网描述为政府控制的终结。然而，政府和地理区域的管理者们从一开始就在网络治理中扮演者主要角色(Goldsmith和Wu，2006)。
网络空间是物理和虚拟属性的特殊结合[1]。网络空间的物理基础设施层次大多遵循资源对立和边际成本递增的经济规律，以及主权政府管理与控制的政治规律。网络空间的虚拟层次或者信息层次在经济上具有规模递增的网络特征，在政治实践上则具有使政府难以管辖控制的特征[2]。从信息领域发起的攻击虽然成本很低，但可以针对物理领域，而物理领域的资源却是稀缺的和昂贵的。相反，通过物理层面实现对信息层面控制则既可以是领土范围内的也可以是超越领土范围的。
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在网络空间这个复杂的舞台上为了权力开展合作与竞争。我们可以将网络权力定义为包括基础设施、网络、软件和人类技能在内的一系列资源，这些资源能够影响以电子设备和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将这些信息的创立、控制和通信相互联结起来。这包括由计算机网络串联而成的互联网，但也包括局域网，网格网，蜂窝技术，电缆和太空通讯系统等。网络权力既可以在网络空间内发挥作用，并得到想要的结果，也可以通过网络工具的运用，在网络空间以外的领域产生想要的结果。尽管互联网本身由数以千计的独立并各有归属的网络所组成，但互联网也只是网络空间的一部分。网络攻击可以通过若干方式发起，例如可以通过人类或硬件供应链发起，也可以通过病毒软件的网络传播发起。互联网治理是政府、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对塑造了互联网的演变和使用的原则、规范、规则、程序和项目的应用(互联网治理工作小组（WGIG,2005）命名和网址确定（naming and numbering）只是互联网治理的一小部分，而互联网治理尽管是网络空间的核心，但它也仅仅只是网络治理的一个子领域而已。
由于进入门槛低，攻击成本也比防御成本低，网络空间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安全性。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网络空间有时候也被比作美国拓荒时期无政府、法治的西部荒野。然而，在实践中，事实上有很多私人和公共治理领域的存在。一些和互联网协议相关联的特定技术标准是由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简称IETF），万维网联盟（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简称W3C）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工程师们的共识所确定的。他们的这种非正式程序避免了投票，有时候被总结为“大致共识和实用代码（rough consensus and running code）”。这些标准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用通常依赖于私人公司是否决定将这些标准应用于它们的商业产品。在不同层次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s）中间，私人部门合同采用边界网关协议（Border Gateway Protocol, BGP）以及海底电缆连接众多网络，以形成互联网。在美国法律框架下，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简称ICANN）已经获得了非盈利公司的法律地位，尽管它的运作程序已经逐渐演变到包含政府的观点（但没有投票程序）。不管怎样，它的使命仍局限在域名和顶级数字网络地址的分配上，无法涵盖网络治理的所有方面。各国政府控制着版权和知识产权法，尽管它们有时候会受到诸如世界知识产权织（WIPO）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和讼的制约。在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框架里政府也决定着各国内部的网络资源分配。
就各国政府管理安全和间谍问题，《合国宪章》（UN Charter）、《武装冲突法》（LOAC）以及各种区域性组织提供了一个总的框架。2014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欧洲网络犯罪公约理事会（The Council of Europe’s Convention on Cybercrime）提供了一个关于网络犯罪的法律框架，并得到了42个国家的批准。紧急事件反应小组，包括计算机应急反应小组（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s, CERTs）和计算机安全事故应急小组（Computer Security Incident Response Teams, CSIRTs），在地区和全球层面进行合作，分享关于突发事件的信息。双边谈判、二轨对话、经常性的论坛和独立委员会们都努力追求形成相关规范和信任建立措施（CBMs）。大部分的治理努力发生在各国法律框架内部，尽管网络领域的技术波动性意味着以网络为监管目标的法律总是要追寻一个动态的目标。
网络领域经常被描述为一个公共产品或者一个全球公域，但是这些术语并非完全符合。一个公共产品是指所有人都可以从之获益，且没有人能够被排除从之获益的产品。尽管公共产品这个术语可以描述互联网信息协议的部分特征，但是它不能体现出互联网物理基础设施的特征。互联网物理基础设施是一个稀缺的有产权的资源，位于主权国家边界之内，从而更像“俱乐部产品”，即可以供部分对象消费，但不是全部。网络空间也不像远海那样所具有的公地性，因为它仍然部分地受主权控制。所以，充其量网络空间只是一个“非完全的公地”或者一个各方共有又缺乏完善规则治理的领域（pers. Somm. With James A. Lewis）[3]。另外，由于不同机制的规则和协议，网络空间的共享资源在很多程度上具有使用排他性，因此它也被称为俱乐部产品（Raymond,2013）。
正如Elinor Ostrom所言，网络空间也可以被分类为“公共资源池”。在这个池子中，想排除任何人使用都比较困难，但一方过度使用也会损害其他方的价值[4]。政府不是解决诸如类似公共资源池问题的唯一方案。Ostram展示了另外一种情景，即在一定条件下，自我组织的共同体也能应对上述问题。然而，她所说的那些成功进自我治理的前提条件在网络领域的很多部分都是非常弱的，因为资源规模过大，用户人数过多，对于网络体系是如何（在其他体系中间）演变理解又非常贫乏。
在发展早期，互联网有点像相互认识的用户形成的小村庄。在这里，代码的认证不需要，规范的形成在互信的气氛里也比较简单。所有的这一切都随着互联网规模的增长和商业运用而发生改变。尽管网络空间作为通信媒介的开放性和可及性而极大地惠及到所有人，犯罪、供给和威胁等形式的搭便车行为仍然造成了关于网络空间的不安全感。结果，保护就成为需要，而这又导致了碎片化，“被藩篱隔绝的花园”以及私人网络，后者有些类似于十七世纪那些用于解决当时“公地悲剧”的封领地（Ostram,2009,第421页；Hurwitz,2009）。互联网专家担心“巴尔干化”或碎片化。在一定程度而言，这些已经发生了，尽管大多数国家不希望碎片化最后发展成“防弹网”，从而限制了经济好处。
提供安全保护是政府的一项经典功能。一些观察家相信，不断增长的网络不安全感会导致政府在网络空间中作用的增加。很多国家都希望将它们的主权延伸到网络空间，并寻求技术手段加以实现。正如Diebert和Rphozinski（2010）所言，“保护网络空间毫无疑问已经使得‘政府回归’，但并不表明这是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主权范式的回归”。另外，尽管网络战的记录被夸大了，网络间谍却非常猖獗。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世界上已经有30多个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发出了使用网络武器的进攻手段，并制定了相应的指导理论。（Rid,2013）。美国网络司令部已经宣布了在2016年之前雇佣6000名专业人员的计划（Garamone,2014）。自从2009和2010年Stuxn病毒被用于打断伊朗的核离心机计划以来，使用网络武器对于各国政府来说就成为了非常真实的假设（Demchak和Dombrowski2010，第32页）。
无论是要攻击政府网络，还是保护它，都牵涉到另外一个因素：非国家行为体对网络武器的使用。网络刑事攻击的数字在不断上升。根据估计，全球因此受到的损失每年大概在800-4000亿美元（Lewis和Baker2013，第5页）。然而，公司和私人行为体也能够帮助保护互联网，这经常伴随着责任和权威的下移（Deibert和Rohozinski2010，第30页）[5]。例如，银行和金融公司已经开发出它们自己精细的安全和惩罚系统。它们通过网络的互联性，对那些反复攻击者取消其交易权利，对那些可疑攻击行为相关的网络地址采取降低网络速度和提高交易成本的惩罚。非正式的联合体，例如Conflicker Working Group，已经开始应对一些特别的问题。一些黑客组织，例如Anonymous，已经对那些它们不喜欢的企业和政府进行惩罚。
政府希望保护互联网，以便让社会能够持续从中获益。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保护社会不要因为互联网的某些东西而受到损害。例如，中国就开发了一套防火墙，以便在它受到网络攻击时能够减少对互联网的连接（Clarke和Knake,2012，第146页）。但是，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寻求从相互连通中获得经济收益。保护互联网和保护社会两者之间形成了紧张，结果导致了不完美的妥协（参阅Zittrain,2008）。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方国家讨论的是“网络安全”，而诸如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所指的确是“信息安全”，这包括对网络内容的审查，而这在民主国家是受到宪法保护的，因此各国想就网络安全治理的规范达成共识是非常复杂的。这些分歧于2012年12月在迪拜由国际电信联盟召集的国际电信世界大会（WCIT）上得到了戏剧化的体现。尽管这个会议表面上是关于提升电信监管的，但其潜在议题则是国际电信联盟究竟在互联网治理中扮演多大的角色。中国、俄罗斯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认为它们的安全和发展可以从联合国的集团政治中获益，而这也是国际电信联盟的特点。另外，它们不喜欢这样的事实，即ICANN是一个在美国注册的非政府机构，而且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商务部的制约。另一方面，西方政府担心国际电信联盟中集团政治的特点将削弱包括政府、私人和非政府部门均可参加的“多利益攸关方”进程。尽管对“多利益攸关方主义”（multi-stakerholderism）有不同解读，这一概念可以回溯至2003年和2005年由联合国分别在日内瓦和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Maurer,2011）。在迪拜会议上投票结果是，89比55，西方国家政府（包括日本和印度）受到了反对。作为国际电信世界大会的余波，有几篇文章讨论了互联网治理的危机以及对一个新冷战的担忧（参阅Klimburg，2013；Mueller，2012）。不过，如果通过制度理论来看网络治理，就会发现很多这样的担心都被夸大了。
机制（Regimes）是规范的一个子集，根据这些规范可以对某些行为的结果存在共同的预期。规范可以是描述性的，也可以是指定性的，或者两者皆是。它们也可以被（或不被）不同程度的机制化。一个机制的各种规范之间存在具有等级性的内在一致性。一个机制复合体（Regime Complexes）就是由若干机制松散配对而成的。从正式机制化的光谱来看，一个机制复合体的一端是单一的法律工具，而另一端则是碎片化的各种安排。尽管网络空间治理不存在单一的机制，但的确有一套松散配对而成的规范和机制，它们介乎于一体化的机制和高度碎片化的实践和机制之间，前者可以通过等级性规则施加监管，后者则没有可以识别的内核，也不存在相互间联系。图1中关于网络治理活动的椭圆形概览图混合了规范、机制和程序，其中有的很大，有的则相对较小，有的相当正式，有的则非常不正式。这些标签通常是比较主观的[6]。
图1 网络治理活动概览
这个椭圆形概览图并不是用于涵盖网络空间所有的活动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因此它的不完整也是有意为之。和所有的探索式方法一样，它在简化了现象的同时也扭曲了现实。不管怎样，对于探究网络治理时通常采用的“联合国VS多利益攸关方”二分法，这是一种纠正，而且它将互联网治理放在了更大的网络治理的框架之中。第一，它指出了在网络空间中与治理相关的行为体和活动的广度和程度；第二，它对发挥连通性的技术功能的问题和更加广义的议题进行了区分，前者诸如域名地址（DNS）和技术标注，后者则组成了大的机制复合体。第三，它鼓励我们对网络治的层次和领域进行更广阔的思考，而不仅仅局于域名（DNS）和ICANN。DNS和ICANN发挥特定有限的功能，与很多更大的议题，例安全，人权和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正如Laura DeNardis（2014，第226页）所写：“一个诸如‘谁应该控制互联网，联合国或者什么其他的组织’的问题没多大意义。合适的问题应该触及到在每个特定的背景下，什么是最有效的治理方式。”
当我们观察网络治理的整个议题范围时会发现，类似世界通信大会中阵营排列的两极化特征已经开始减弱。自由主义不是仅有的分隔。例如，有些曾投票反对过西方的国家并不是威权主义的，而是后殖民主义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它们关注的是主权议题。一些用于发展它们的网络能力或保护它们国家电信公司利益的程序软件又可能对它们的主权造成影响。同样，在自由民主集团中也存在重要分歧，美国和欧洲就在隐私保护议题上各持己见，尤其是在爱德华•斯诺登关于情报监控泄密事件之后更是如此。这些议题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然后再类似TTIP这样的贸易协定中得到解决。如果将所有这些维度的问题都压缩到只是一个就内容控制所进行的自由对抗威权的两极争议，那就是过于简单化地理解网络治理的政治了。
这个机制复合体的概览图也指出了网络与网络议题之外的规范和机制结构之间联系的重性。在这个椭圆形概览图边缘的各类行为体位于网络议题之外，具有独立的权力和机制结构，是仍然在网络治理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换话说，网络治理大多和一些特定的行为体和机制有关，而且这些行为体和机制却并不只是纯粹集中于网络议题的。另外，这些机制在一个“相互争夺的多边主义”进程中进行竞争并被加以使用，各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也都寻求对治理这个概览图中的活动的规范加以塑造（Morse和Keohane）。
最后，这种方法有助于缓解一些对于极端巴尔干化的担心。对域名和标准的核心机制的干扰和抵触可能会使得互联网的功能碎片化，因此在仅限于这个领域的范围内考虑制订一个特别条约是有意义的（Sofaer，Clark和Diffie，2010）。然而，试图就整个宽泛的网络空间领域制订一个条约将会起到反作用。目前在各个议题之前存在的宽松的配对联结有其意义，一方面得以让它们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同时又能让它们在其他一些领域保持分歧。例如，中国和美国都可以用互联网作为经济合作的工具，即使它们在人权和内容控制上存在分歧。各国可以在网络犯罪方面进行合作，即使它们在战争法或者间谍法方面存在分歧。
机制复合体缺乏一致性，但这也恰恰是它们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之所在。特别是在一个具有极度技术变化波动性的领域，这样的特点有助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适应不确定性。另外，它们也可以允许各种俱乐部或者较小性的理念类似国家集团的形成，后者可以引领规范的发展，并进而在某个后续时点延伸到更大的集团范围。正如Keohane和Victor（2011,7）在讨论气候变化时所提到的，“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最具约束力的国际承诺往往是相互依赖的，然而提出这些承诺的各国政府却在落实这些承诺的兴趣和能力上存在广泛的差异……在这种背景下，适应性和灵活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那些影响机制复合体的各种子议题的规范可以按照多种维度进行比较，例如有效性，坚韧度，自治性等（Hasenclever，Mayer和Rittberger，1997）。在比较网络议题时，采用下面的四种维度更加有用：深度，宽度，组合体（fabric）和履约度（compliance）。
深度是指一套规则或规范的等级性的一致程度；是否存在一套总体规则，可以相互兼容并相互加强（即使它们并不一定被所有行为体所坚持或履行）？例如，在域名和标准议题上，规范、规则以及程序就具有一致性和深度；然而，在（网络）间谍议题上，就少有一致性和深度的规范、规则或程序。
宽度是指接受一套规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它们是完全履行或者不履行）的数量的多少。例如，在（网络）犯罪议题上，已经有42个国家批准了《布达佩斯公约》（BudapestConvention）。
“组合体（fabric）”是指在一个议题领域中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混合体。在网络领域这尤其有趣，因为进入门槛很低，这意味着很多资源和大部分行动都由非政府行为体控制。国家高度控制的议题往往是“紧实的组合体（tight fabric）”；而那些非国家行为体作用比较大的议题领域则相对比较松散。安全议题，例如网络中的战争法，就是受到主权控制的较紧实的组合体，而非国家行为体发挥主导作用的DNS议题上则是较为松散的组合体。一个松散的组合体并不等于浅显或者缺乏连贯性。
第四个比较维度是履约度：在多大程度上（行为体的）行为能和整套规范保持一致？例如，在域名和标准子议题上，履约度是比较高的；在隐私保护子议题上，履约度则优劣参半；在人权子议题上，履约度就较低。针对网络机制复合体中的一些主要子议题，本文按照上述维度进行了比较，参见表1（这个列表并不试图做到非常完整，其他诸如贸易、知识产权和发展问题可以比较容易地加入到这个表格中来）。
在标准和域名与数字分配领域有些处于核心地位的机制，如域名解析根区服务器等。这类机制之所以处于核心地位，部分是因为连接性上的强大共同利益，部分是因为路径依赖，因为互联网的基本标准是在美国建立的。当有人对ICANN的地位提出反对意见时，美国政府暗示其计划将来要把IANA的功能移交给ICANN。直到目前为止，所有国家都还是觉得顺从ICANN的统治对自己更有好处。先进标准的发展主要是由非国家行为体，如IETF,W3C,和IEEE以及其他组织来处理，国家和投票的作用甚小。多利益攸关方主义的概念在这一领域内最为盛行。
犯罪可能是下一个对类似机制构成产生怀疑的子问题。这个问题的组织很松散，垃圾邮件发送者、罪犯和其他搭便车者对国家和私营部门增加了大量的成本。《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公约》在深度上提供了一个紧密的结构，但是在宽度上受限于它起源于欧洲。很多后殖民国家和威权国家认为欧洲国家制定的规范是对它们主权的侵犯。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加入没有什么好处，本国的企业不会从中获益，并且担心成为签约国以后高昂的执行成本。不仅如此，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一些私营公司更倾向于隐藏他们的受害程度，并简单的作为商业成本消化掉，而不是增加名声和管理上的损失。许多国家也认为，网络犯罪导致的4000亿美元的损失还不足以使之采取有力的行动，因为这只占据了全球GDP的0.05%。因此，保险市场很难发展，合规远远没有满足。未来如果网络犯罪成本增加，考虑到复杂程度和范围，上述现象可能发生改变。尽管在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关于信息活动的犯罪存在争议，合作依旧可以在引渡法之下开展，相关行动属于双重罪犯，在两个国家都是非法的。
战争有一个首要的规范性结构源自《联合国宪章》和《武装冲突法》（LOAC）。这个问题的紧密结构来自于战争的本质是国家的主权行动。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UNGGE），在2013年7月结束的第三次会议上同意上述的法律原则适用于网络领域。当面临着巨大的技术不确定性时，意味着这在实际中更具挑战性。当一群北约法律学者制定塔林手册（Tallinn Manual）——试图将关于武装冲突法中比例、区分和连带伤害控制等总体原则应用于网络领域—这些原则的接受程度最初是有限的。虽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网络战，但是网络破坏，如震网和俄罗斯在入侵格鲁吉亚时使用的拒绝服务攻击（DDos）等网络工具。另一方面，媒体报道美国政府不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其他地方使用网络辅助手段是考虑到对于平民和连带伤害的不确性。因此，用这些规范来评价合规是复杂的。
根据媒体报道，有大量不同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使用网络间谍。间谍是一个古老的实践并不违反国际法，但他经常违反主权国家的国内法。传统上（如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的竞争），大概的“路线图”在外交使命中形成了一个通过相互驱逐和减少间谍作为一种管理间谍导致争端的方法。因此，从事网络窃密很容易，并且相对安全，还没有一个“路线图”形成。美国抱怨中国的网络间谍窃取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并且在2013年6月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然而，美国在间谍行为中区分获取商业利益间谍行为的努力在斯诺登揭秘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大规模监控的“噪音”中失败了。此外，这个问题的结构松散也对规范性的努力造成了影响。尽管2013年曼迪昂特揭露的中国间谍证明了政府的联系，然而，更多其他的案例则是无法明确是由政府还是其他行为体所为。
隐私作为一个子问题的重要性随着计算能力和存储的增加而增长，这通常被总结为“大数据时代”。对于公司、罪犯和政府存储和滥用个人数据有广泛的关切。同时，在社交媒体时代，很多社会在公共和私人属性上的合理的界限问题上生了代际态度的改变。隐私服务条款协议通常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难懂、不透明的。个人身份信息一旦发布到网上就会出现在很多地方，导致在最初发布信息的网站上去除信息的无效。同时，欧洲人在法律上执行“遗忘权”的努力，引起了民权分子的关注。隐私的概念的定义和理解是非常初步的，而且美国与欧洲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法律结构，更不要说威权国家。因此，当在规范上出现了冲突并不需要惊奇在子议题上的规范性结构缺乏宽度、深度和合规性。
内容控制是另外一个有着冲突性的规范但缺乏深度和广度的子议题。对于威权国家来说，跨越国境的信息以任何方式影响到了政权的稳定就是威胁。因此，上海合作组织表达了对信息安全的关切，俄罗斯和中国还为此推动了一项联合国的决议。实际上，威权国家过滤了这些有威胁的信息，希望有一个规范性的结构来鼓励其他国家遵守。但是美国并不能违反美国宪法的言论自由条款。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强调网络安全，并反对对互联网内容的控制。
同时，民主国家自己也控制一些内容。大多数是要阻止儿童色情，但在仇恨演讲等方面有所不同，很多互联网企业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冲突的国家法律系统面前陷入困境。此外，这个子议题有一个松散的网织结构，不同的私人组织根据他们认定的违反了不同规范的人制定了黑色和灰色名单。在很多案例里面，义务警察们能够从政府那里借来权威。版权是另外一个涉及到内容控制的重要领域。例如，美国国会发起的《停止在线侵权条例》要求网页的服务商、搜索引擎和内容服务商停止向侵犯版权的网站和用户提供服务。这项法律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并且将会继续在国内和跨国政治中存在争议。因此，在内容控制的规范性结构上没有深度、广度和广泛的合规性。
人权是另外一个与内容控制一样有着很多冲突性价值问题的网络子议题。但《人权宣言》是一个高于一切的法律结构。此外，2012年6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确认人们在线下享有的人权，在线上也应当被保护。然而，在宣言中，第19条款（自由表达）与第29条款（公共秩序与总体利益）之间有潜在的冲突。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对于《宣言》有不同的解读，威权国家认为自由言论和集会是威胁，认为互联网也不是例外。美国政府宣布了互联网自由议程，但没有解释外国人的隐私权是否包括。斯诺登揭秘让这项议程更加复杂。2011年荷兰组织了一场会议发起了在线自由联盟，现在已经有22个国家承诺保护在线人权，但在行为上的不一致导致了这个子议题的规范性结构缺乏深度、宽度和合规性。然而，这个议题松散的结构让非国家行为体有大量的集会对网络空间中的人权施加压力。例如，公民社会组织，全球网络倡议，要求私营公司签署有关提高透明和尊重人权原则的条款。
鉴于这个议题还很新和且面临技术的变化，网络规范的演进有很多潜在的路径。机制理论家发展出三个不同又相互补充的因果模式。
首先，现实主义者强调机制是由强国创造且维持的。这些霸权国有动机去提供公共产品和教训搭便车者是因为他们从中获利的比例较大。但是，当霸权衰落时，机制的维持就变得困难。从这点而言，美国对互联网控制的下降意味着未来的分裂。
第二个方法，是制度自由主义者强调国家作为理性的自利者在集体行动问题上寻求合作解决方案。机制和制度帮助国家通过提供信息和降低交易成本获利。它们减少合同成本、提供焦点、增加透明度和公信力、监督守约，以及为制裁离经叛道者提供基础。这个方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域名解析服务（DNS）上由于合作利益的认知高而存在机制，而在另一个子议题网络间谍上由于利益高度分散而不存在机制。
建构主义者的一组理论强调认同因素，如选区（constituency）、群体和社会运动会随时间改变而改变组织的认知和利益。国家根据国家利益行事已无需多言，问题是这些利益是如何被认知以及应用的。这在网络领域是尤其重要的，因为技术是新的，国家还在努力理解和定义他们的利益。按照时间顺序来类比的话，国家学习在网络领域的利益与1960年新的核武器和核能源技术相等。一直到1963年第一个军控条约才被批准—禁止大气层实验，1968防扩散条约签署。网络的形式更加复杂，更广范围的私营部门和非盈利行为体在对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响应上有更加重要的角色。有共同理念和愿景的跨国认知共同体如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和互联网任务工程组（IETF）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网络认知共同体的范围和利益随着时间而增长。认同理论有助于解释规范的演进，以及为什么在因素、内容控制和人权等子议题的规范性结构上存在着众多的分裂。
乐观主义者在网络治理机制复合体（the Cyber Regime Complex）的规范发展上看到了最近进展的证据。例如，2014年巴西圣保罗Netmundial会议上主权主义者和多利益攸关方的分歧似乎没有2012年在迪拜的国际电信世界大会上那么突出。此外，联合国信息安全专家组在早期的会议上难以达成共识，但在最近一次的会议上在一些观点上达成一致，包括国际战争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不仅如此，加入了欧洲委员会的网络犯罪公约的国家数量在增长，国际刑警组织在新加坡建立了一个打击网络犯罪中心。41个国家同意《瓦森纳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公约》，并停止向威权国家销售间谍软件。计算机应急响应组织之间的国际和国合作在增加。在最近乌克兰问题上产生分歧前，美国和俄罗斯同意将热线机制扩展到网络件中。美国和中国在2013年建立了网络工作组难以计数的二轨对话和民间会议、委员会继续作，发展规范。工业组织继续在从海底光缆保到金融服务的标准领域加强工作。非营利机构公司和政府施加压力，加强保护隐私和人权。
相反，悲观主义者从网络机制规范性改变指向了在这个领域极为重要的信任的总体下降。一些观察者将信任的缺失归为网络空间的军事化，包括以下特征：俄罗斯2007年入侵爱沙尼亚和2008年分裂格鲁吉亚时，同时使用了拒绝服务攻击；2009年美国建立网络司令部；2010年发现震网病毒。另外一些指向了2013年的斯诺登揭秘，不仅揭示了国家安全局从事间谍行动，而且破坏了加密标准和开源软件。一些技术专家认为信任可以从新的软件技术和硬件供应链的监督程序等自下而上的过程来重建。其他人认为低信任度将会是持续的条件，并且将会加剧分裂的趋势，让主权国家的控制力加强。
一些采取现实主义理论的分析家因为美国对于互联网的霸权控制下降而强调了悲观的趋势。在早期，互联网主要是美国的。但今天，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是美国的两倍。曾经互联网只使用罗马字符，超文本链接标签主要基于英文单词的缩写。现在，有了中文、阿拉伯文和斯拉夫脚本的通用顶级域名，并且更多字母马上会出现在将来。2014年，美国宣布将会取消商务部对于ICANN和IANA功能的监管。一些专家担心这将会让威权国家控制根区服务器系统和对反对者使用审查敞开大门。
这种恐惧夸大了技术支撑和它的重要前提。不仅这些审查本身很难实现，如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指出的那样，自我利益基础会让国家避免互联网的分裂。此外，对于美国在网络机制中权力的下降言过其实了。美国不仅是保持了互联网用户数量上的第二，而且拥有全球最大的十家全球网络公司。此外，当观察资源的多利益攸关方社群，如IETF的组成，会发现由于路径依赖和专业技术的原因，美国人参与的数量遥遥领先。从个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的观点出发，美国ICANN影响力的下降可以被视为战略性增加制度的能力和加强美国多利益攸关方哲学，而不是衰落的标志。
观察其他机制中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下降非常有趣。例如，在关贸总协定1947年创立的时候，美国是最大的贸易国。作为一个冷战战略，美国接受了欧洲和日本的贸易歧视政策。当这些国家复苏以后，他们加入了美国在关贸总协定内的理念相同国家俱乐部。在上世纪90年代，当其他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上升，美国支持从关贸总协定扩张成世界贸易组织，俱乐部模式被抛弃了。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家。当全球贸易谈判越来越难以达成，不同的自由贸易协定扩散，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继续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最惠国地位和互动创造了一个结构，特定俱乐部成员的协议可以推广到更大数量国家。此外，新加入者如中国，发现即使是遵守不利于它的争端解决程序，也是符合自己利益的。
和防扩散机制相似，当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获得了核垄断地位之后，它向联合国提出了巴鲁克计划（The Baruch Plan），但是苏联为了获得自己的核武器而对此加以拒绝。到上世纪50年代，随着核技术扩散，美国又提出了“原子能为和平服务计划”（the Atoms for Peace），并与新的国际核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的检查一起，试图将原子能的和平使用目的从武器使用目的中分离出来。到上世纪60年代，五大核武器国家谈判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承诺对那些接受非核武器国家地位的国家予以和平援助。到上世纪70年代，在印度爆炸了一个核装置之后以及裂变材料的提炼和再处理技术的扩散，美国和其他持有相似想法的国家创立了核供应集团组织同意在敏感技术的出口上“予以克制”，另外还成立了国际核燃料循环评估计划（International National Nuclear Fuel Cycle Evaluation），对关于钚燃料使用的乐观预测提出了疑问。然而，这些机制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今天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仍然存在，这些规范性的结构的效果在于减缓了核武器国家数量增加的速度，从1960年代预期的25个降低到今天的9个（Nye，1981）。在2003年，美国发起了防扩散安全倡议，这是一个架构较为松散的国家组织，它们相互分享信息，并在阻止贩运核扩散相关材料的努力方面进行协调。
简而言之，基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上的预测从根本上忽视了变化了的具体指标（Nye2011b，第六章）。即使在对一个新技术的垄断减弱之后，就某一个议题领域建立规范性框架也是可能的。
要对今后用于治理网络中的不同议题的规范性框架进行预测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技术持续推陈出新和发生波动，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快速改变，社会和代际认知也在不断演变，它们都影响着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如何理解和定义其利益。尽管解释具有补充作用，但是在理解那些变化方面，自由制度主义者和认知机制理论看上去能够比霸权转移的过于简单化的理论提供更好的工具。
有一个预测是很清楚的，即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太可能会出现某个关于网络空间的单一的总体性机制。当前，碎片化的情况大量存在，而且很可能会继续存在。当前的网络治理机制复合体介乎于一个单一且一致性的法律框架以及一个完全碎片化的规范性框架之间，更为可能的是，它将继续发生演变。不同的子议题领域可能以不同的速度发展，有些会进步，有些会退步，或者是在深度方面，也或者是在宽度和履约度方面。在某一些各国具有共同应对第三方搭便车者的领域（例如网络犯罪），似乎已经到了各国达成政府间协议的成熟时机，尽管可能只是一个开展法律和犯罪证据确定方面的合作协议（Tikk，2011）。其他议题，例如隐私保护，或许可以在贸易谈判的框架中达成妥协，这很明显和网络领域没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些领域，例如战争，也许不会直接受到正式武器控制协议的影响，但也可能会看到声明政策（declaratory policy）、信心建立措施（CBMs）和大致交通规则（rules of road）的演变。与追求全球性协议相反，理念相似的国家可能会一起采取行动，避免破坏稳定的行为，并在之后通过正式谈判或者发展援助等各种手段将这种做法推广到更广范围的行为体中去。无论结果如何，对那些有兴趣就网络空间治理建立规范性框架的分析家来说，都应该避免过于简单地将该框架描述为ITU和ICANN之间的“战争”的二分法分析方法。相反，他们应该运用机制理论（regime theories）和机制复合体（regime complex）的概念更好地审视处于整个复杂体系中的各种相关问题。（责任编辑：钟宇欢）
作者简介
约瑟夫•奈1964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后重回哈佛，曾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现为该院教授。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而闻名海内外。
参考文献
[1]Martin Libicki（2009，第12页）对网络空间的三个层次进行了区分：物理层次（physical），语法层次（syntactic）和语义层次（semantic）。然而，随着各种应用的相互叠加，互联网可以被认为具有更多层次。参阅Blumenthal和Clark（2009，第206页）的四层次模型。NazliChoucri（2012）也提出了多层次概念。
[2]Jonathan Zittrain指出，随着公共应用（例如电子邮件）逐渐向企业专有应用（例如Facebook或Twitter）转化，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pers.Comm.）
[3]参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2008
[4]参阅Ostrametal.（1999，第278页），对Garrett Hardin“公地悲剧”的说法进行了挑战
[5]参阅Demchak和Dombrowski 2011
[6]作者对Alexander Klimburg为这些标签提供的帮助示感谢。
分析我国的互联网媒体，有两条主线，一是术主线，即每一次互联网媒体的演化和迭代背都是互联网新技术；二是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每一次都对传统媒体带来更大的冲击。基于上两个主线，我国互联网媒体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Web1.0时代，以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门户网站为典型代表，主要特征是海量的内容突破了传统媒体的版面限制，大大丰富了内容和信息，给传统媒体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二是Web2.0时代，以博客自媒体、新浪微博、腾讯微信等为代表，其主要特征是互动、及时，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影响；三是Web3.0时代，以今日头条等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数据化、智能化，将给传统媒体带来颠覆性影响。
1、门户类网站为主体
门户类网站除了新浪、网易、搜狐和腾讯等四大商业网站之外，也包括传统媒体兴办的人民网、新华网、凤凰新媒体、东方网等各级所谓的新闻门户网站。
在商业网站方面，1996年，新浪网的前身四通利方公司成立，1997年网易公司成立，1998年新浪网正式成立，搜狐、腾讯也分别于1998年成立，至此四大门户网站的格局基本成立。到了2000年，搜索类网站百度创立于北京中关村。
在四大门户网站创立的同时期内，传统媒体也纷纷创立自己的电子版以及网站：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人民网创建于1997年，新华社旗下的新华网的前身——新华社网站也于同年成立，并于2000年改为新华网，凤凰卫视旗下的凤凰新媒体于1998年创立，东方网成立于2000年。
2、互联网媒体的独特优势、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
互联网媒体从诞生之日起，就彻底颠覆了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形成的分众传播优势，且用户量巨大。互联网媒体采取的是“多点对多点、病毒式、全立体”的传播方式，这也和传统媒体的“一点对多点”的传播方式存在本质区别。
不同于传统媒体的“二次销售”的商业模式，互联网媒体的商业模式是“免费+收费”，即通过免费的新闻来吸引大量的用户，再通过增值服务或第三方买单来实现自身的商业价值。正是这种商业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互联网媒体的本质是准公共信息平台，在普及知识和开发民智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互联网媒体在盈利模式方面，出现了不同的道路选择，新浪、凤凰新媒体、搜狐等主要依靠广告收入，而腾讯、网易等则主要靠游戏等收入，百度依靠的是网络营销收入。2015年，新浪净营收8.807亿美元，广告营收7.432亿美元，其中广告营收占比为84.39%；搜狐总营收为19亿美元，广告营收为11.69亿美元，广告营收占比为61.53%。而腾讯、网易、搜狐等3家上市的网络游戏公司的收入为780.16亿元，同比增长34.32%；腾讯的游戏收入为87.14亿美元，占比为55.01%，网易游戏收入为26.73亿美元，占比75.94%，搜狐的游戏收入为6.37亿美元，占比33.53%。具体见表1。
互联网媒体虽然给用户带来的是海量新闻，且传播方式和传统媒体有根本区别，但在新闻推荐方式上和传统媒体一样采取的都是媒体推荐的方式，即由媒体的编辑们来选择和确定什么样的新闻为重要新闻以及如何推荐给受众和用户。
3、互联网媒体开始对传统媒体带来冲击
互联网媒体采取的是技术驱动、公司化、市场化、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高举高打的运作模式，这种模式也一直被传统媒体讥笑为“烧钱无底洞”而被抛弃。传统媒体创办的互联网媒体，多采取的是“内容+”的方式，只是简单地把自身的内容从传统媒体搬运到互联网上，而不是以获取用户为目的，虽然投入小，但是很难有大的发展前景。互联网媒体经过初创期的大投入，市场逐步成熟，到了2008年新浪的广告收入就超过了当时广告收入最高的报纸——广州日报，从此之后，互联网媒体就一骑绝尘，开始了高速发展期。
互联网媒体的海量空间在吸引更多受众成为网民的同时，既给传统媒体带来一定挑战，也给用户带来了信息过载的严重后果，亟需采取新技术来解决此问题。
1、社交媒体为主体
随着移动技术和社交技术的出现，手机网民大幅度增长，具体见表2，具有更强互动性和时性的社交媒体成为互联网Web2.0时代的主体。
2002年，博客中国由方兴东在北京创立。2007年，类twitter的饭否成立；2009年，新微博正式启动；2011年，腾讯推出微信。互联媒体正式进入Web2.0时代，给传统媒体带来革命性影响。
2、社交媒体带来革命性变革
首先，社交媒体大大扩大了内容提供者范围。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内容的提供主要由传统媒体负责，社交媒体基于移动互联技术和社交技术，可以充分地利用用户个人的认知盈余，一方面使得用户成为“产销合一者”，自己既通过社交媒体消费信息同时又生产信息，另一方面使得优秀的内容提供者可以实现有效的商业价值变现，这也使得提供内容的人员范围大大扩大。
其次，社交媒体的用户量巨大。基于移动互联的社交媒体不仅能够更好地利用用户的碎片化时间，也能够给用户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进而成为用户量数以亿计的巨型平台，目前在移动互联新媒体平台方面，已经形成两微一端（即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和今日头条客户端）主导的新局面，这也导致了传统媒体的受众加剧流失，影响力进一步下滑。
第三，社交媒体是挖角传统媒体的利器。在社交媒体场景下，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可以是自媒体，有实力的内容创业者依靠社交媒体平台迎来了春天，在内容创业者被“解放”的同时，统媒体则陷入了更为严重的人才困境。在社交体出现之前，新闻采编人员只能依附于传统媒体才能从事新闻业务，而社交媒体平台则为有能力的人才提供了更好的平台、更大的舞台，同时能够更好地实现商业价值变现，这样大量有能力的人就离开传统媒体进行内容创业。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内容创业毫无疑问是互联网媒体向传统媒体挖角的利器。第四，媒体成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奇虎360和小米等互联网巨头正在大力打造属于自身的生态系统，阿里巴巴重点围绕“人与交易”、腾讯重点围绕“人与交流”、百度重点围绕“人与信息”，并都力图延伸到人与服务。对于互联网巨头来说，一是互联网媒体是朝阳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二是能够帮助互联网巨头引流；三是能够提升互联网巨头的用户体验，对于互联网巨头完善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互联网巨头斥巨资收购互联网媒体，BAT互联网三巨头都已经收购了一大批媒体，媒体已经成为互联网巨头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需要强调的是，在互联网巨头的生态系统中，媒体所起的盈利功能就比自己独立运作时弱化很多。
第五，社交媒体采取的是社交推荐方式来解决信息过载难题。为了有效地解决信息过载难题，社交媒体一改之前的媒体推荐，采取的是社交关系推荐的方式，即通过处于网络节点中的关键人物进行筛选、过滤和推荐，这种相对分布化的推荐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过载难题。
3、互联网媒体彻底颠覆传统媒体
互联网媒体分流了传统媒体的受众、广告和人才，其结果是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大幅度下滑，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主流媒体，并在进一步彻底颠覆传统媒体。
首先，互联网媒体大幅度分流传统媒体的受众。根据CNNIC的发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首次过半；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有90.1%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其中只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1.27亿人，占整体网民规模的18.5%。而与此对应的则是传统媒体受众的大量流失，表现为传统媒体的印刷量和发行量大幅度下降，收视率严重下滑。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用户体验为王”的背景下，传统媒体只有受众而并没有真正的用户。
其次，互联网广告收入超过传统媒体广告收入。一是我国互联网广告市场规模超过2000亿元。根据艾瑞咨询的数据，2015年我国互联网广告市场规模超过2000亿元，达到2096.7亿元，同比增长36.1%，是2010年的325.5亿元的6.44倍，具体见表3。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互联网市场基数的快速增加，互联网增速也有所放缓，首次低于40%，但是依然保持35%以上的高速发展。
二是互联网市场规模超过传统媒体。由于国家工商总局2015年的广告业数据尚未公布，我们这里以国家工商总局2014年的广告数据为基数，采取央视市场研究（CTR）发布的《2015中国广告市场回顾》发布的增长率计算出传统媒体2015年的广告数据。根据CTR的数据显示，2015年电视广告下跌4.6%，报纸广告跌35.4%，杂志广告跌19.8%，电台下跌0.4%，进而可以计算出2015年广电、报刊四大传统媒体行业的广告之和为1743.53亿元，远远低于互联网广告市场规模。这充分证明2015年我国传媒业市场发生了本质性的革命性变化，互联网媒体的广告收入首次超过电视、报纸、广播和杂志四家传统媒体广告收入之和，从市场规模上，互联网媒体成为真正的主导，而传统媒体则更加式微，具体见表4。从个体来看，传统媒体的龙头老大央视的广告收入也正面临断崖式下滑，2015年以来，其广告收入同比呈现两位数以上的下滑速度，而且从目前来看，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
4、移动化能力强的互联网媒体高速增长
在互联网媒体给传统媒体带来颠覆性影响的同时，互联网媒体自身也在进化和迭代，基于移动互联技术的社交媒体颠覆了之前的PC互联网，有人甚至把PC互联网媒体称之为传统媒体，主要表现是移动化能力强、互动性强的互联网媒体高速增长，反之则增长速度较低甚至负增长。
随着手机网民的快速成长，我们已经进入移动互联时代，2015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乐视网和猎豹移动等移动能力强的互联网媒体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并且带动整个互联网媒体广告市场高歌猛进。根据已经披露的财报，2015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搜狐、新浪、网易、搜房网、乐视网等11家互联网上市公司的销售收入为3321.16亿元；净利润为1400.17亿元，同比增长93.59%；广告收入为1641.12亿元，同比增长45.37%；市值为4979.73亿美元，具体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阿里巴巴的净利润超600亿元，有较大部分来自于财务投资等收益，百度的净利润也在300亿元以上，腾讯的净利也近300亿元；在广告方面，百度的收入最高为640.37亿元；阿里巴巴次之，为541亿元广告收入增长率最高的是猎豹移动，同比增145.3%，腾讯同比增长110%。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社交媒体一方面能够利用社交关系推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过载难题，但另一方面又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信息，使我们进入大数据时代，必须发展新的技术才能解决信息过载难题。
2012年，今日头条在中关村创立，其基于移动互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个性化推荐把我们带入互联网的Web3.0时代，到了2015年其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市场影响力巨大，已经成为智能媒体的典型代表，引领着Web3.0互联网媒体的新潮流。
1、代表着最新的传播方式——智能传播
在技术的推动下，传播也经历了传统传播、互联网传播和智能传播三个阶段。我们可以从信息丰富程度、传播模式、信息公开度、及时性、商业模式等方面对智能传播时Web3.0的互联网媒体的根本特征进行比较分析。
首先，在信息丰富程度方面。传统传播适应的时代为信息稀缺时代，在该时代信息相对稀缺，无论是报纸、杂志，广播还是电视，只要内容做得好，就能够吸引用户；互联网传播适应的时代为信息丰裕时代，在该时代信息相对丰富，以门户网站为代表的PC互联网媒体，单纯依靠内容已经难以赚取真金白银；智能传播适应的是信息过载时代，在该时代信息过多过滥，过载的信息带来极大的信息噪音，单纯的内容已经难以吸引到用户，这就需要提供针对每个用户的个性化、定制化的信息。
其次，在传播模式方面。传统传播是大众式的传播，即一点对多点、标准化的传播；互联网传播则是多点对多点、全立体的、链式的、病毒式的传播方式；智能传播则是多点对一点式的传播方式，即多个信息源来对应一个用户。
第三，在信息公开度方面。传统传播的信息公开度较低，是精英式的传播；互联网传播则信息公开度较高，实现了信息的高度公开和透明，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信息的不对称性；智能传播则实现了传播者和用户两端的高度公开，实现了信息的对称和透明。
第四，在及时性和互动性方面。传统传播一般滞后于信息，及时性不够，互动性更为缺乏；互联网传播较好地解决了及时性，互动性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智能传播则在信息和用户两端都实现了及时性和互动性。
第五，在商业模式方面。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为“两次销售”，即第一次通过发行把传媒产品售卖给用户，进而获得传播功能，第二次再把传播功能售卖给广告主；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为“免费+收费”的商业模式，即先通过免费的信息和服务来吸引巨量的用户，然后再通过增值业务向某些用户或者第三方收费，正可谓“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狗来买单”；智能传播的商业模式则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上，进一步实现智能信息直接收费。具体见表6。
2、智能媒体及其本质
所谓智能媒体，是指立足于共享经济，充分发挥个人的认知盈余，基于移动互联、大数据、虚拟现实、人机交互等新技术的自强化的生态系统，形成了多元化、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实现信息与用户需求的智能匹配的媒体形态。智能媒体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智慧，即具有高尚的价值观。媒体作为社会的良心和真相的记录者、传播者，应具有优秀的价值观，避免作恶。具有智慧的媒体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来甄别假新闻和为用户提供更多、更优质的信息，而避免为了达到给自己赚取利益的目的而利用技术手段欺骗用户。
其次，智能，即能够实现信息智能匹配。在信息过载的时代，用户需要个性化、定制化、精准化的信息，而智媒体能够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第三，智力，即智媒体本身能够不断自我演化和发展。智媒体基于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具备较高程度的智力，这种智力能够帮助媒体自身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3、智能媒体的特点
首先，智媒体以互联网为主导。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体的此消彼长的时代大背景下，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传媒业的主导和主流，而传统媒体的地位则越来越边缘化。因此，智能媒体一定是基于互联网的，而传统媒体则是属于过去的，属于被淘汰的范围。
其次，智能媒体是技术媒体。纵观人类发展史，到目前我们经历了文字发明、古登堡印刷术、电报和互联网技术四次传播革命，每一次传播革命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媒体形态。1989年万维网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互联网媒体，而1994年互联网技术传入我国，给我们带来了互联网媒体，短短的20多年的发展，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主流，正可谓技术决定媒体变革。那么，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技术的变革尚未平息，各类技术仍将日新月异，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新技术呢？可以预测的是，大数据技术、移动互联技术、VR、AR技术、人工交互等新技术将进入用和普及期，推动着媒体发生新一轮变革，给们带来智能媒体。
第三，智能媒体能够更好地建立用户连接任何媒介的作用都是连接，唯有与用户建立起效的连接，才能成为用户获取信息的入口，才更好地实现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传统媒体出困境的根源在于与用户连接失效或者说只有受而没有用户，进而导致广告主流失、骨干流失和话语权丧失，进而进入快速衰落通道。而互联网媒体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更好地与更多的用户建立起连接。在未来，谁能帮助媒体与用户建立起更好的连接，谁能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谁才能成为智能媒体。
第四，智能媒体是生态系统。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之间的竞争已经从之前的内容、产品、平台竞争上升到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单纯的内容不可能打造成熟的生态系统，更难以赢得未来。成熟的生态系统能够实现正反馈和自强化，供应商、用户、平台的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共同良性发展。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内容提供商，有分发商、有营销服务商，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因此，在未来，智能媒体能够打造正反馈的生态系统，能够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第五，智能媒体实现了盈利模式多元化。当前，很多媒体高度依赖于广告这一单一的盈利模式，必然造成风险高企，而随着大数据等技术的日渐成熟，人们消费的升级，未来媒体的盈利模式一定会更加多元化。从单一的广告向信息收费、广告、电商服务、多元服务等综合性盈利模式转变，智媒体的盈利模式会更加健康，也会更加可持续。
4、智能媒体的构成
首先，在信息发布上，充分发挥个人的认知盈余，既有专业的媒体机构，有自媒体和自媒体组织，也有基于个人的用户自生产内容，更有信息机器人等提供的内容。
其次，在信息服务的层次上，既有免费的浅层次信息服务，也有收费的针对个人的深层次信息服务，更有高收费的针对组织的专业的信息服务。
第三，在信息的内容上，在为用户提供更为丰富信息的基础上，也充分利用各种技术手段甄和分析虚假信息，以提升信息服务的质量。
第四，在信息服务的方式上，实现了智能信匹配服务。在信息过载的情况下，要真正满足户个性化、定制化和精准化的信息需求，必须分利用各种技术，实现信息和用户需求的智能配，在大大节省用户时间的基础上为用户提供质量的信息服务。
第五，大数据、移动互联、云计算、物联网、虚拟技术、人工智能等各类新技术为基础。
5、智能媒体的打造
打造智媒体，实现信息智能匹配，首要打造大数据信息资源平台、智能生产和传播平台和用户沉淀平台，并根据新技术而不断演化。
首先，大数据信息资源平台是硬件、软件、数据、云存储和平台服务的组合，具体包括大数据资源中心、大数据智能分析中心、大数据组件服务、虚拟化云平台、大数据运营系统、安全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内容。其核心是通过互联网采集、接口导入、历史数据导入、远程汇聚等各种方式，将传媒集团内部资源、互联网资源、第三方资源以及UGC资源汇聚到大数据资源中心，实现信息和数据资源的汇集。
其次，智能生产和传播平台是立足于传媒集团大数据平台，以大数据智能分析工具作为技术支撑，将传媒集团旗下媒体资源融合共享使用，以“中央厨房”的方式重构新闻生产，实现“一次采集、多元加工、多次发布”的智能生产和传播平台。其核心是建立起智能化的新闻线索智能决策系统、智能创作系统和融媒体智能发布系统，实现创作的智能化、个性化，提高新闻采编的效率和针对性，进而实现新闻内容的一次加工和多渠道多终端统一发布，将新闻资讯和信息服务点对点推送给潜在用户，实现信息服务的个性化、智能化。
第三，用户沉淀平台是将传媒集团通过优质内容资源、线下活动、经营行为沉淀下来的优质用户数据进行整合、清洗、认证、管理、记录以及深入挖掘、分析，并通过智能化、个性化的信息、数据服务，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和满意度。其核心是用户画像，即对采集数据进行分析，通过不同模型及算法实现对用户肖像的刻画、行为轨迹的分析等多维度的分析，为产品优化、精准营销、以及面向用户的智能化服务提供服务。(责任编辑:左金玉)
On the Evolution of Cyber Medium in China
GUO Quan-zhong
Abstract: Technology is not only the root cause of the internet media, but also the promotion which promotes the evolution and upgrading of Internet media. According to technical standards, Internet media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e rst stage is Web1.0 times. Great capacity is its feature. The second stage is Web2.0 times. Timeliness and interaction are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third stage is Web3.0 times.The information recommendation methods of Internet media whose traits are intelligence and data in China are personalized.
Key words: Internet media; technology; evolution
作者简介
郭全中：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战略运营部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山西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网络安全的核心，是构建国家大数据安全秩序。当代网络社会体现出了五点特征：全节点、全时点、全空间、全联通、全学科。目前的“网络”范畴体现为全球70亿人口中有30亿人上网，例如土耳其总统就依靠Facebook传播信息来平息突发的政变，表明了全节点联通的网络技术正在影响着各国主权与世界安全。
完善落实国家网络大数据的主权安全保障是立法目的。2016年6月底，中国全国人大在审议《网络安全法（草案二审稿）》（以下简称“二审稿”）后，部分国际媒体认定该法规定得过于严格（路透社，2016年6月28日）；在7月7日，西安交通大学马民虎教授在《法制日报》阐释了网络主权的价值基础；在7月12日、14日，方兴东教授等10余位网络专家继续对“二审稿”提出深入具体的修改意见；在2016年7月22日，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在京组织研讨会。本文围绕网络安全的国际视野、“二审稿”的五层逻辑、完善条文的“五点改进”，谈谈落实完善国家网络大数据主权安全保障的立法思考。
国家大数据安全，20年来在联合国引发持续关注。1996年，联合国从南非“信息社会与发展会议”和巴黎“恐怖主义问题部长会议”开始，就把电信发展与国际安全联系起来，常设为联大议程，要求其成员国提交各自政策立场。总结起来，联合国层面最新的书面立场分为如下“五大流派”：
（一）联合国大会的网络主权观
2015年7月22日，第七十届联大《关于从国际安全的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政府专家组的报告》达成了国家主权和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的原则，界定了“信息通信技术活动”、“领土内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定义。
（二）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观点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主要包括一些北约成员，例如加拿大、德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它们主要的主张是隐私权保护。
（三）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观点
代表性国家例如古巴主张应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来和平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巴拿马主张建立内部防火墙等基础设施，以确保其国家信息安全。
（四）中俄等上合组织国家观点
2015年1月9日，上海合作组织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提交新版《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主张网络空间的主权平等、利益攸关、和平解决争端。
（五）拒绝官方表态的美国观点
美国在联合国20年来一直回避表达自身立场，但美国国内的网络政策十分清晰，它强调网络空间是全球领域、虚拟世界、关键行业、控制“神经”。2010年1月2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布“互联网自由”政策（思想、言论或表达、宗教、免于贫穷、全球接入自由、信息流动自由共计“六项自由”）。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民主党2016年总统提名者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Lessig）认为：代码（code，即软件与硬件的总和）是网络空间的法律，网络是“超主权”、“全球人民主权”。他的观点构成了美国“互联网自由”政策的法学基础。
网络作为主权意义上的本体，需要在中国特色法律体系中整体架构网络安全的治理层级，主要是衔接《国家安全法》和相关部门法从而构成逻辑递进体系。如图1所示。
（一）国家安全的“统筹领导”机构（国安委）
《国家安全法》第四、五、八、四十四十五条规定了国家安全“统筹领导”部门是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它同样是网络安全的“筹领导”机构。
（二）网络安全的“统筹规划”机构（国务院）
“二审稿”第十五、二十九、五十六条规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筹规划”网络安全相关事务，制定关键信息基设施的具体范围和安全保护办法，可以在特定区域对网络通信采取限制等临时措施。
（三）网络安全的“统筹协调”部门（网信办）
“二审稿”第八、三十七、四十九条规定了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网络安全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统筹协调有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保护等。
（四）国家网信关键基础设施部门（各部委）
“二审稿”第八、十四、二十二、三十、三十三、三十五条等规定国务院电信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和其他有关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网络安全职责。
（五）非政府网络“要素”参与者（27种人）
“二审稿”第一、九、十一、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二、三十六、三十九、四十、四十六、五十二、五十四、六十二、六十九、七十条规定了27类网络参与者，规定了网络运营者、行业组织、大众传播媒介、企业和高校、职教培训机构、网络服务提供者、具备资格的安全认证或者安全检测机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安全管理负责人、关键岗位人员、从业人员等的职责。
综合国际形势与国内需求，“二审稿”在广调研基础上抓住了中国网络安全范畴安内攘外总体立法需求。为协调衔接现有制度，可以优改进如下：
（一）在“网络平台”定义方面的同一性
“二审稿”第三、四、五、十、二十二条等款中有关“网络基础设施”、“关键信息基础施”、“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共29处概念与《国家安全法》需保持同一性。
《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五条定义的“网络信息”应当在“二审稿”条文中体现，并用于前置和后接“安全保障体系、安全保护能力、技术创新应用、关键基础设施、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关键设备、安全专用产品”等概念，因此建议相应修订29处。
（二）在“网络主体”定义方面的同一性
鉴于《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五条“网络空间主权”的提出，“二审稿”第二十、三十五、四十六条等应当规范“身份”、“公民个人信息”等网络主体定义的同一性；建议统一改为主权范畴下的“个人”主体，涵盖领土范围内的自然人、成年人、未成年人、居民、人为设置的网络镜像装置，并相应修订草案20处。
（三）在“网络客体”定义方面的同一性
“二审稿”第十、十七、四十六条等分别提出16处“网络数据”、3处“电子数据”概念，这应当与“网络信息”保持同一性。数据（data）、电子数据、代码（code）、情报（intelligence）等在电信和物理现实世界中各有含义，例如“量子通信”之“量子”（并非电子）所产生的数据是什么？目前科技界尚无统一共识。建议统一使用“信息”（具有可识别性）作为“网络客体”，并在条文中相应替代修订19处。
（四）在“网络活动”定义方面的同一性
“二审稿”第十四、十五条规定的“网络产品和服务”、“网络产品、服务和运行”应当与《国家安全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衔接起来。关于网络活动的范围界定，建议修改为“网络信息、技术、产品、服务和运行”并相应修订9处。
（五）在“治理机制”方面的四项制度优化
“二审稿”第六条建议用“不良文化”替代或者并列“核心价值观”；第十五条“网信标准”建议添加“网信办会同国务院各部门”共同制定；第二十二条有关国家大数据的问题，建议添加所有网络运营者应“实时上报并自行留存”网络日志的规定，以使国家网络大数据形成“池子”并作为安全审查的基础；在第三十五条数据外移需要安全评估的基础上，建议添加“安全审查”机制，实现制度优化。
中国维护网络安全的优势，在于拥有国别最多的网络用户。在全球人均“生产”网络信息内容均等的情况下，中国应发挥自身用户与信息总量的优势，以网络主权为导向，以网络四要素为支撑，优化衔接其他法律，统筹构建出中国特色的网络安全法治体系，以维护国际网络正义，服务中国文明崛起。（责任编辑：左金玉）
作者简介
赵宏瑞博士，教授，法学院院长。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曾任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交流学者、汉堡大学法学院交流学者。
杨一泽，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法、网络安全法、国家安全法。
我国的网络空间安全立法，首要的问题是“正名”问题。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其次要解决该法的技术基础问题。网络空间安全问题涉及很多技术术语，在该法中这些术语必须有具有国际共识的、国际公认的定义，这样才能使该法具备无懈可击的技术基础。有了这样坚实的技术基础，该法才可能具备完备的逻辑体系。这就是讨论《网络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的修改问题时首先需要解决的基础问题。
（一）同类法律在各国的不同名称
相关的法律，由于法律涉及内容的不同、术语使用习惯不同等原因，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称呼。
1. 网络安全（Network Security）
201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草案）》。此后该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法律草案的英文名称就常被译为“Network Security Law”。如：China Issues Draft Network Security Law [1]；
China Releases Draft of New Network Security Law: Implications for Data Privacy Security [2]。
2. 信息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
如2002年美国《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案》（Federal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Act of 2002），2012年更新为《联邦信息安全改革法》（Federal Information Security Reform Act of 2012）。
3. 网络与信息安全（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如2016年7月6日欧洲议会通过的《网络与信息安全指令》（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Directive）。
4.网络空间安全（Cybersecurity或Cyberspace Security）
如2014年美国《国家网络空间安全保护法》（National Cyber security Protection Act of 2014）；2014年11月日本《网络安全基本法》的日本外务省官方英译名称（The Basic Act on Cybersecurity）
（二）中国该法名称应该是《网络空间安全法》
在相关领域的立法进程和学术研究中，“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网络与信息安全”、“网络空间安全”等用法有同有异。各界人士各抒己见。
例如，“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中文名中是用“网络安全”，但其英文名中却是使用“Cyberspace……”
国家安全法的规定又与此不同。《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保护能力，加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创新研究和开发应用，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可控；加强网络管理，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网络入侵、网络窃密、散布违法有害信息等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里是将“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合二而一称为“网络与信息安全”。
我国目前给出的法律名称是“网络安全法”。究竟应该是“Network安全法”还是“Cyber安全法”？值得商榷。事实上，该法要规制的安全问题显然不仅存在于Network之中、而是存在于Cyber/Cyberspace之中。但该法草案二审稿中给出“网络安全”的定义却与其名称“网络安全法”并不一致。
该法草案二审稿第七十二条定义：网络安全，是指通过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对网络的攻击、侵入、干扰、破坏和非法使用以及意外事故，使网络处于稳定可靠运行的状态，以及保障网络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的能力。
注意，该定义既没有涉及“个人信息保护”，也没有涉及“违法信息管控”。从该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的整体内容看，该法所要规制的问题、调整的范围是：“网络运行安全”（第三章）+“网络信息安全”（第四章），即“网络安全”+个人信息安全+信息内容安全，也即“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违法信息管控。显然，该法调整的范围已经超出了草案定义的“网络安全”的范围。
因此，该法应更名为外延更广的《网络空间安全法》(Cybersecurity Law)。
（三）为什么应该是《网络空间安全法》
在1998年Kevin Shafer的Novells Dictionary of Networking中给出了Cyberspace（中文译名有“赛博空间”/“网络空间”/“网电空间”/“电脑空间”/“信息空间”等）词条，这是描述通过计算机网络可以获得的信息资源的术语。这个术语源于Willian Gibson的小说Neuromancer(神经浪漫者)。
我国该法草案所涉及的个人信息和违法信息都包含在Cyberspace中可以获得的信息资源之中。
如果该法名称是“网络空间安全法”，则便于在该法中准确而有区别地使用“网络”、“网络安全”、“网络空间”、“网络空间安全”等一系列关键术语。更可以避免目前在草案中“网络”一词有时指“网络”（network）、有时又指“网络空间”（Cyber/Cyberspace）的歧义情况。
如果该法名称是“网络空间安全法”，则目前在草案第一章总则中出现了四次的“网络空间”一词也有了出现与该法名称对应的理由——维护网络空间主权（第一条）；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和秩序（第五条）；积极开展网络空间治理（第七条）；推动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第七条）。
“网络空间主权”概念，在《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五条中首次提到。如果将审议中的“网络安全法”更名为“网络空间安全法”，正能够呼应《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五条的要求，维护国家在网络空间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在该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中，“网络”、“网络空间”、“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信息”、“网络信息”、“信息安全”、“网络信息安全”、“数据”、“网络数据”、“网络数据安全”等许多关键术语定义不明、交叉混用，这样将不利于法律的实施。
在国际标准ISO/IEC27032:2012信息技术-安全技术-网络空间安全指南（ISO/IEC27032: 2012 Information technology–Security techniques-Guidelines for cybersecurity）及其所属的ISO27000（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标准族中已经给出了相关术语的标准定义。
因此，我国网络空间安全法应该以国际标准ISO/IEC27032:2012作为技术基础，以“网络空间”（Cyberspace/Cyber）、“网络空间安全”（cybersecurity）、“网络空间安全性/网络空间安全状态”（cybersafety）、“网络犯罪”（Cybercrime）这四个定义作为该法的逻辑起点，进而使该法的逻辑框架无懈可击。
（一）在该法中应当明确定义四个术语可用性。
1. 网络空间的定义
4.21①「此处和以下的类似序号及注释中的英文均来自 ISO/IEC 27032:2012」
the Cyberspace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resulting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people, software and services on the Internet by means of technology devices and networks connected to it, which does not exist in any physical form.
4.21 网络空间：不以任何物理形式存在的，通过技术设施和网络接入其中的，由因特网上的人员、软件、服务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复杂环境。
6.2 网络空间可以描述为一个虚拟环境 [3] 。
2. 网络空间安全的定义
4.20 Cybersecurity
Cyberspace security
preservation of confidentiality, integrity and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 in the Cyberspace
NOTE 1 In addition，other properties，such as authenticity，accountability，non-repudiation，and reliability can also be involved.
NOTE 2 Adapted from the definition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in ISO/IEC 27000:2009.
4.20 网络安全 网络空间安全 在网络空间里保护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
注释1此外，像真实性、可追责性、不可抵赖性、可靠性等特性，也可以提及。
注释2根据ISO/IEC27000: 2009中信息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的定义改写。
【评论】“网络空间安全”的定义比“信息安全”的定义只是增加了“在网络空间里”（in the Cyberspace）。虽然4.20 Cybersecurity的定义没有提供保护个人信息和管控违法信息的技术基础。但是4.19 Cybersafety的定义则可作为保护个人信息和管控违法信息的技术基础。
3.网络空间安全性/网络空间安全状态的定义
1.网络空间的定义
4.19 Cybersafety
condition of being protected against physical, social, spiritual, financial, political, emotional, occupational, psychological, educational or other types or consequences of failure, damage, error, accidents, harm or any other event in the Cyberspace which could be considered non-desirable
NOTE 1 This can take the form of being protected from the event or from exposure to something that causes health or economic losses. It can include protection of people or of assets.
NOTE 2 Safety in general is also defined as the state of being certain that adverse effects will not be caused by some agent under defined conditions.
4.19 网络空间安全性／网络空间安全状态
一种状态，可免受物理的、社会的、精神的、财务的、政治的、情感的、职业的、心理的、教育的或者其他类型或后果的失败、损害、错误、 事故、伤害或者其他在网络空间中可以视为不希望发生的事件。
注释1这可采用避免将引起健康损害或经济损失的某种经历或披露某事的形式。它包括对人和对财产的保护。
注释2安全性（safety）通常也定义为一种特定的状态，这时负面影响将不会通过某种代理引发或者在设定条件下引发。
【评论】网络空间安全性／网络空间安全状态（Cybersafety）区别于网络空间安 全（Cybersecurity）。保持网络空间安全性／网络空间安全状态的要求本身，已经为保护个人信息和管控违法信息提供了依据。Cybersafety 定义中 涉及的在网络空间中出现的“精神的”、“情感的”、 “心理的”等方面的负面情况就与保护个人信息 直接相关。Cybersafety 定义中涉及的在网络空间 中出现的“社会的”、“政治的”、“教育的”等方面的负面情况就与管控违法信息直接相关。
因此，建议在该法附则中，应该对“网络空 间安全性／网络空间安全状态（cybersafety）” 下定义，为该法保护个人信息和管控违法信息提供依据。
4.网络犯罪的定义
4.18 Cybercrime
criminal activity where services or applications in the Cyberspace are used for or are the target of a crime, or where the Cyberspace is the source, tool, target, or place of a crime
4.18网络空间犯罪
是指网络空间中的服务或应用程序被用于犯罪或者成为犯罪目标的犯罪活动，或者网络空间是犯罪来源、犯罪工具、犯罪目标、或者犯罪地点的犯罪活动。
【评论】网络空间犯罪（cybercrime）与网络空间安全状态（cybersafety）是网络空间安全的两种极端状态。
（二）在该法中应当明确区分六个术语
6.3网络空间安全（cybersecurity）依赖信息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应用安全（application security）、网络安全（network security）和因特网安全（Internet security）作为基础性的构建模块。网络空间安全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CIIP）的必要活动之一，同时，对关键基础设施服务的足够保护有助于满足为达到网络空间安全之目标的基本安全需求（即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可靠性、可用性）。
然而，网络空间安全并不是因特网安全、网络安全、应用安全、信息安全、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同义词。它有独一无二的范围，需要利益相关者发挥积极作用以维持（如果不是改善 的话）网络空间的可用性和可信性。
信息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通常涉及对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的保护，以满足可用信息的用户需求。[4]
应用安全（Application security）是通过对机构的应用程序实施控制和量度以管理其使用风险所完成的过程。这种控制和量度可以施加于应用程序本身（它的进程、组件、软件和结果），施加于应用程序的数据（配置数据、用户数据、 组织数据），施加于应用程序生命周期中涉及的所有技术、进程和参与者。[5]
网络安全（Network security）涉及网络的 设计、实施和运营，以达到在机构内部的网络上、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网络上、机构与用户之间的网络上的信息安全[6]
因特网安全（Internet security）作为机构中和家庭中的网络安全的扩展，涉及保护因特网相关的服务和相关的信息通信技术系统与网络，以达安全目的。因特网安全也确保因特网服务的可用性和可靠性。[7]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CIIP）涉及由能源、电信和水务部门之类的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提供或运营的系统的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确保这些系统和网络受到保护，并可承受信息安全风险、网络安全风险、因特网安全风险以及网络空间安全风险。[8]
网络空间安全与其它安全领域的关系图如下图所示。
上图展示了网络空间安全和其他安全领域的关系。这些安全领域与网络空间安全的关系非常复杂。某些关键基础设施服务，如水务和交通，不会直接地或者显著地影响网络空间安全的状态。然而，网络空间安全的缺失却可能对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提供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系统的可用性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可用性和可靠性在许多情况下依赖于与之相关的关键基础设施服务的可用性和可靠性，例如电信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空间的安全通常也与因特网安全、企业/家庭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标准中本节所定义的安全域都有其自己的目标和关注范围。关于网络空间安全的话题，需要来自不同国家和组织的不同的私有和公共实体间的实质性的交流与合作。关键基础设施服务被一些国家视为国家安全相关的服务，因此可能不会公开探讨和披露这些服务。此外，关于关键基础设施脆弱点的知识，如果被不当使用，将直接牵涉国家安全。因此，有必要建立用于信息共享、问题或事故合作的基础框架以缩小差距，为网络空间的利益相关方提供充分的保障。
【评论】在我国，除因特网（Internet）应用外，还有大量事务在不与因特网连接的其它网络（network）中处理。例如：（1）我国党政机关使用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2）军队内部网。（3）各单位内不与因特网连接的内部网。
不与因特网连接的其它网络（network）的安全问题 , 就是前述网络安全（Network security）定义所涉及的安全问题。通过前述“网络空间安全与其它安全领域的关系图”中所示的网络安全与网络空间安全之间的交叉关系可以看到， 我国不与因特网连接的其它网络（network的安全问题，仍可在网络空间安全法（Cybersecurity Law）中进行规范，并无遗漏。
我国审议中的《网络安全法》应当更名为 《网络空间安全法》。我国《网络空间安全法》 (Cybersecurity Law) 的技术术语，应当以ISO/ IEC 27032:2012 为依据， 以Cyberspace／Cyber、Cybersecurity／Cyberspace security、Cybersafety、 Cybercrime 这四个术语为逻辑起点，将 cybersecurity 与另外五个术语 information security、application security、network security、Internet security、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CIIP) 进行明确区分，以此为技术基础构建我国《网络空间安全法》 的逻辑框架和科学体系。
参考文献：
[1] https://www.globalpolicywatch.com/2015/08/china-issues-draft-network-security-law/
[2] https://www.insideprivacy.com/uncategorized/chinas-releases-draft-of-new-network-security-law-implications-for-data-privacy-security/
[3] The Cyberspace can be described as a virtual environment.
[4] Information security is concerned with the protection of confidentiality, Integrity, and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 in general,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 applicable information user.
[5] Application security is a process performed to apply controls and measurements to an organization’s applications in order to manage the risk of using them. Controls and measurements may be applied to the application itself (its processes, components, software and results), to its data (configuration data, user data, organization data), and to all technology, processes and actors involved in the application’s life cycle.
[6] Network security is concerned with the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operation of networks for achieving the purposes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on networks within organizations, between organizations, and between organizations and users.
[7] Internet security is concerned with protecting Internet- related services and related ICT systems and networks as an extension of network security in organizations and at home,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ecurity. Internet security also ensures the avail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Internet services.
[8] CIIP is concerned with protecting the systems that are provided or operated by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viders, such as energy, telecommunication, and water departments. CIIP ensures that those systems and networks are protected and resilient against information security risks, network security risks, Internet security risks, as well as Cybersecurity risks. （责任编辑：钟宇欢）
作者简介
寿步：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
